12—13世纪,欧洲除了南方发展最快的意大利北部中等体量的城市群(地中海贸易)、北方和东部小而密集的城市群形态的“汉萨同盟”和“琥珀之路”外,巴黎算得上欧洲西部内陆仅有的一座大城市。
14世纪,查理五世开始扩建这个城市的围墙,一直到18世纪末都在不断地兼并郊区和向外扩展。
1853年—1870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欧洲高速城市化时代的缩影,被认为是巴黎进入“现代城市”的标志,使巴黎从“卡西莫多的巴黎”转变为一个超越传统的现代城市。
1965年制定的《大巴黎规划和整顿指导方案》,成为巴黎地区城市规划的转折点。1976年,大巴黎地区成立,代替了原来的巴黎行政区,建立统一的委员会,统一行政协调。
……
最近在看《城市中国》杂志今年的2月号《巴黎悖论——重回城市本质》时,我特地留意了其中关于巴黎城市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因为它经常让我联想起国内那些正在急剧扩张,虹吸人口、吞并土地的强省会城市。
众所周知,如今的巴黎有小巴黎和大巴黎之分,前者是指包含了20个区的75省,也即我们平时所谓的“巴黎市”;而后者又称“法兰西岛”,包含了小巴黎及周边上塞纳、塞纳-圣但尼、瓦勒德马恩、塞纳-马恩、伊夫琳、埃松瓦勒德瓦兹等共计8个省。
数据显示,法兰西岛是法国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大区,全国1/6的人口(1100万)居住在这里。而小巴黎则以不到法兰西岛1%的面积(105.4平方公里),承载了法兰西岛大区1/5的人口(200多万)。
做个身边的类比,小巴黎就好像是杭州市(尤其是市本级八区),而大巴黎则相当于杭嘉湖绍所组成的“杭州都市圈”。
当然,法国囿于其国土面积(本土55万平方公里),尤其是人口总量(6700万),所以只可能堆出一个法兰西岛。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进而都拥有或正在形成一个自己的“法兰西岛”——即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大武汉都市圈、大郑州都市圈、大西安都市圈等。
不过,对于这些依托“强省会战略”而形成的大都市圈,舆论场上一直有着一股反对声浪。
这不,上周三土所写的《上半年经济解读:苏州躺尸、安徽崛起与省市倒挂的浙江数据》一文推送后,就有不少读者针对文中“强省会时代,苏州无锡宁波等老牌经济强市相对于蓉汉杭宁这四大新一线城市,不可避免地会持续相对衰弱下去”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成都武汉等城市吸血全省壮大自己胜之不武,甚至讽刺性地称呼四川为成都省,浙江为西湖省。
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苏州无锡宁波等非省会经济强市的市民,往往有种优越感,既看不起省会,也不承认家乡不如省会。鉴于这种观点会对其未来的房产置业、人生选择产生极大的误导,所以尽管明知是吃力不讨好,三土还是想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事,同时也替被严重污名化了的“强省会战略”辩护正名。
自由市场国家就没有“强首都现象”吗?
说起“强省会战略”,总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掏出本本,沾着口水,一页一页照本宣科地从权力不该干涉市场,城市不该按照行政等级排座次等角度来批判一通。
理论上,这样讲的确没问题,但有句话怎么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环顾今日之欧美自由市场国家,无论是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中小国家,还是英法这些老牌强国,无一不都是首都独大的。
读19世纪的法国小说,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外省人。在法国,小巴黎(那时候还没有大巴黎的概念)以外的地方都属于外省。两者平行存在,折叠法国,巴黎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也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小而美”。早在几年前,由伦敦金融城的智库Z/Yen Group 制作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就显示,华盛顿已经超过芝加哥、波士顿、旧金山、多伦多,成为北美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金融中心。
目前,华盛顿都会区的人口已经约600万,经济总量接近5000亿美元,在经济规模上名列全美第五,仅次于纽约都会区、洛杉矶都会区、芝加哥都会区、休斯顿都会区。而其强势崛起的第一推动力,就来自政府的购买服务。
作为全美政治中心,华盛顿的很多经济元素都与政务需求相关,联邦政府有大量的外包业务需要企业参与,这带动了游说公司、法律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国防科工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华盛顿的黄金年代》中写道的那样:“政府外包的迅猛发展已经令国会山的联邦资金大量涌向首都环线两边明亮可鉴的高楼大厦。
Z/Yen Group 制作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权力对经济的正向刺激也是存在的。居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首都或省会,相较普通城市,也存在明显的发展优势。
至于说经常被一些人拿来说事、引为例证的德国,其实反倒是个例外。它跟始自12世纪霍亨施陶芬王朝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权衰弱,帝国开始成为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直到1871年德意志重新统一,这几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邦国林立的特殊历史有关。
相反,奢求拥有漫长统一帝国历史,且至今处在强政府管制下的中国,也走德国那样的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本身就是异想天开的无稽之谈。事实上,即便没有“强省会战略”,首都/省会恒强也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又牵涉出另一个问题:为何是这些城市成为省会/首都?
省会为啥选中这些城市?
说起北京,我知道很多南方人,尤其是长三角土著在心里面是很不屑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三土只是说了一嘴“北京将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城’(包括GDP总量)”,就招来一帮人的diss,大意无非是:北京要不是首都,能和上海比?
可他们没想过,为什么是北京,而不是别的城市,会连续一千年稳做首都。换句话说,成为首都,就是北京这座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
相比西安、洛阳、开封这几座北纬34°线上的古都,北京的最大特点在于地处农耕游牧两大区域的交汇处,所以前者只能在小中华时代胜任首都,随着“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原先偏居北疆的幽州开始接过接力棒,成为大中华时代的首都(关于大小中华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两书)。
同时,比起同样位于分界线上的大同,北京又扼守满蒙入关的门户,所以可以统摄全国,成为帝都。不像前者,只能充当北朝首都,一旦起意统一全国,就必须迁都。只可惜拓跋宏虽为一代雄主,地理却学得不咋样,错选纯汉地的洛阳作为新京,结果反而葬送了鲜卑王朝。
事实上,不只是北京,自打明代行省制度定型以来,除了安徽、广西、河南等个别几个省外,大部分省的省会都“从一而终”,地位相当稳固。纵观这些省会,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规律:
1、它们大多地处全省中央,有利于沟通各地;
2、它们大多临近大江大河,水源充足,可以确保人口大量积聚。
这两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省会往往是该省区位和自然条件最佳的那个城市。
举例来说,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地处江汉平原、鱼米之乡,又是九省通衢、华中咽喉。试问:湖北有哪个城市的区位比武汉还好的?同样,西安所在的八百里秦川,乃整个西北难得的一块膏腴之地。别说是一省首府,即便作为京师统摄全国,也未尝不可。
相反,安徽的老省会安庆,虽然扼守长江,却僻处皖省西南,就对皖北的联系、辐射来说,显然不如居于中心的合肥。而河南老省会开封正好倒过来,过于偏东,又处于黄泛区,水患严重,土质酥松,难怪当年卢汉铁路要弃直就弯,改走郑州。随着铁路取代水运,开封拱手让出省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至于说被戏称为“徽京”的南京,如果单独从江苏的疆域地图看,确实偏居西面,对省内的辐射面仅限于镇江扬州一带。
但一来,江苏的几个经济强市,论区位没一个好的,像苏州无锡过于偏南,而徐州又过于靠北,对长江两岸的影响还不如南京了;二来,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江苏+安徽(也就是过去的江南省),就会发现南京不偏不倚,正好处于中间。所以从大的区位来看,南京沟通长江南北,辐射苏皖二省,不要说苏州、合肥没法比,即便是独霸浙江、但影响力仅限于省内的杭州,也要自愧弗如了。
可见,这些城市之所以成为省会,跟其先天所处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本来就更容易发展,而省会所获得的权力加持,更是令其锦上添花。在这双重利好下,省会强势崛起,就再正常不过了。
“强省会战略”为何是必要的?
既然省会天然更易于发展,那还又何必要再推“强省会战略”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早在160年前,奥斯曼伯爵就已经回答过了。
正如《巴黎悖论》写的那样,“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奥斯曼改造首先是被城市人口增加所推动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城的农民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农民进城务工多为暂时性行为,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又会再度回归农村不同,这时候进城的农民往往选择在城镇长期定居下来。1851—1856年,每年离开农村前往城镇的人数约为13.5万,而巴黎地区吸引了其中的45%。
这一幕,想必身处当下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
过去20多年,中国的人口迁徙规模和城市化速度可谓史上空前。每年一千多万的新增城市人口数量,让治下臣民统共不到4000万的拿破仑三世皇帝都忍不住要自卑:俺小地方人,没见过世面,见谅见谅。
而像西安、杭州、成都、郑州这些新一/强二线省会城市,最近几年每年的新增人数更是远超当年的巴黎,都在20万朝上。这中间固然有“抢人大战”的原因,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发起抢人大战的多为省会,而不是更缺人、人口外流压力更大的中小城镇?其实原因很简单,抢不过!站在迁移者的角度,能落户省城,自然比地级市来得好,毕竟前者无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都是全省最好的。
结果就是,越来越多人涌向省会,而政府为了满足这些新增人口对于居住、教育、就医的需求,就必须将更多的资源向省会倾斜。这没什么好说的,反倒是过去很多年,为了抑制大城市,扶持中小城市,上头将很多宝贵的土地指标向后者倾斜。结果怎么样了呢?中小城市还是没人去,土地指标却白白浪费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像当年拿破仑三世提拔奥斯曼改造巴黎,还是为了彰显帝国荣光,和伦敦、柏林等欧陆其他帝都媲美竞争。今天各省大力推进强省会,与其说是为了“吸血”省内兄弟城市,不如说是为了因应旁省的竞争,抵御来自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引力。
试想:一个没有了成都的四川或没有了武汉的湖北,当地人难道就会老老实实地呆在老家种地吃土?不,他们依然会走,只是去的是南方的广东,或者东部的长三角。
改开前30年,广大中西部省份基本都是这么一副画面。但随着这些年“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以成都、武汉、西安为代表的一批内陆省会的强势崛起,大批外出劳工开始回流。从数据来看,近年来,省内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稳步上升,从2011年的24.8%升至2016年的27.3%,提高了约10%。而这些回流人口,主要去了省会。
所以我经常说,对于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被吸血”是命,得认。关键在于,是被省会吸血,还是被外省吸血?因为两者的结果大相径庭。
这方面,我经常举的一对例子是安徽和江西。过去,这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些年,安徽一边全力融入长三角,一边埋头做大省会合肥,硬生生将一个十八线大县城变成过去20多年排名提升最快的黑马城市。有多快呢?1995年合肥GDP排名全国97名,而根据今年上半年刚刚公布到城市排名,合肥已跃居24名,超过了包括大连、福州、石家庄、沈阳等老牌经济强市。
在其带动下,安徽近年发展高歌猛进,不仅经济总量超过隔壁的江西将近一万亿,媒体曝光度、政策加持力道也远胜后者。其中的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合肥以不到5亿的微弱优势,历史性地反超南昌。此后合肥一骑绝尘,甚至还拆分巢湖,挤入强二线之列。而江西却开始捣鼓什么“昌九一体化”。搞了那么多年,无论是南昌跟合肥,还是江西跟安徽,差距都是越搞越大,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环江西经济圈”。
可见,中西部省份实施“强省会战略”乃是迫不得已,必须为之。那么东部呢,是不是也需要实施强省会战略?我的答案是:同样需要。
还是来看一对邻省案例。山东与河南,就经济总量来说,山东远大于河南,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山东这些年有些没落,一方面经济增速缓慢;另一方面各种国家政策,比如国家中心城市也没轮到,中原铁路枢纽也与己无关。
为何?就是因为山东城市太分散,济南青岛烟台常年“三国杀”,省会首位度在吞并莱芜前更是常年垫底。相反,郑州在河南可谓定于一尊,结果米字形铁路网建起来了,国家中心城市也捧回来了。表面上看,这只是便宜了郑州,其实整个河南都从中获益。最明显的就是这几年河南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山东。今年上半年,河南名义增速接近9%,而山东不到6%,两者差了3个多点。
同样的道理,江苏发展南京、浙江做大杭州,并不是为了压制损害苏州、宁波的利益。事实上,对于南京、杭州这些东部发达省份的省会来说,他们的竞争对手并非省内的经济强市,而是重庆、天津这样的二线直辖市,以及成都、武汉等大区中心城市。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一些苏州、宁波土著抱怨吐槽的所谓省里偏心、省会吸血,其实并非是上头刻意为之。成天开口“打压”,闭口“不服”,除了显示自己眼界低、格局小,一点意义都没有。
│END│
本公号为“三土演义”的升级号,新增了留言互动功能,更多三土过去所写的“城市笔记”,也欢迎关注老号,或添加微信:tgnf1987
MORE
往期精选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