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任职，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第二次则是在元祐四年（1089），出任杭州知州。
记者 ｜ 陈璐
摄影｜刘飞越
西湖和诗词，是苏轼给杭州留下的重要遗产。但在我去杭州前，有朋友问我：“苏轼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你去杭州干什么？”我当时不能很好地解答，便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崔铭，她是《苏轼传》的作者之一。

崔铭告诉我，黄州、惠州和儋州都是苏轼被贬谪的时期，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自嘲，朝廷没有给他真正去实现政治抱负的资格，如果要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功建树，则恰恰是他在杭州的政绩，他在此构建水利工程和公共卫生安全设施等利民措施，真正做到了勤政爱民。“作为一个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朝廷命官，不论处于什么职务，他都乐于做一些服务于当地、有意义的事情。”
苏轼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情感，甚至认为自己前世是杭州寺院里的僧人，曾写下“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的诗句。
如今杭州人提起苏东坡，仍会备显亲切尊称其为“老市长”，因为他用自己的功业及文学使得西湖美名得传天下，令文人墨客都魂牵梦绕于此地，才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评说。

僧友与诗词
尽管关于苏轼何时开始写词，学界有所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是从杭州才大量开始词的创作的。并且，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描写寺庙景色以及与僧侣交往的诗词。
从楼外楼往苏堤方向约百米处，朝丛林掩映的半山腰走两三分钟，有“六一泉”。这道甚少引人注意的泉水，涉及苏轼交游的一段往事。

从孤山望向西湖，正是欣赏那句著名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佳位置
熙宁四年，当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时，曾前往孤山拜访两位僧友惠勤和惠思。这两位僧人是他的老师欧阳修介绍的。在汴京临行前，欧阳修告诉苏轼：“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长于作诗。我曾作《山中乐》三章赠他，你公暇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
苏轼前去拜访的这天正值寒冬腊月，晦暗的天色露出飘雪的迹象。这也是苏轼第一次来到西湖，他借着景色，与两位僧人相谈甚欢，并作诗《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道：“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等到元祐四年，苏轼成为杭州知州后再度来访时，欧阳修、惠勤已经先后去世。这时突然一股清泉从惠勤讲经处流出，所以苏东坡便以欧阳修的号“六一居士”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时，其实不是很快乐。因为反对“青苗法”，卷入党争而遭到谢景温弹劾的苏轼被神宗皇帝安排到杭州任职通判。宋代为防止地方割据，牵制地方知州的权力，一切公事均需经过通判联署。这个职位相当于知州以下的副手，并且要负责审讯案件。

灵隐寺门口的冷泉亭是苏轼担任通判时常来的办公场所
当时被抓捕入狱的许多人都是违反王安石新法的良民，苏轼是新法的反对者，此时却不得不依照新法来对这些人定罪。他觉得自己和这些犯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所以写了首《题狱壁》，感慨道：“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不过苏轼的性格善于自得其乐，所以他逃向了大自然。“杭州风光秀美，并且文人会聚，大家经常歌舞游宴，他后来其实过得很开心。写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崔铭教授向本刊分析道。根据晚清著名学者朱祖谋编撰的《东坡乐府》记载，苏轼创作的第一首词应该是《行香子》。熙宁六年（1073），苏轼巡按领属范围内的富阳和新城两县。当他坐船从新城经由富春江返回杭州时，路过了桐庐县的严子陵钓台，传闻东汉名士严子陵曾隐居于此。苏轼写道：“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当年宋人的词，多是一种在筵席前为歌唱而专门谱写的娱乐性质创作。北宋史家刘攽当时在徐州，第一次听到苏轼作的词，还笑他肯定是在江南与女子调笑间习得。对于苏轼在创作上的这种转变，崔铭认为，“早年苏轼用功读书，考取功名后又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以他把精力都放在写诗、写文章这类正经创作上。但杭州的环境为苏轼提供了作词的场合，一边喝酒，一边有歌女表演，就顺手写出词来”。
在崔铭看来，杭州的美景、美食、美人和文人朋友，都在这个时期激发了苏轼蓬勃的创造力，使得杭州随处皆是他留下的诗思。他写“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天”。他不但这么写，还这么做。
西湖北岸的灵隐寺是他常去之地。任职通判期间，苏轼甚至常常带着文书来到灵隐寺的冷泉亭中工作。在通往灵隐寺的山路上，还存在一处可确定为苏轼亲笔题写并保存至今的大麦岭摩崖题记。如果不是特意查找，这处遗迹并不容易寻到，路口处仅有一块石碑向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历经风雨。题记原本大概是在一条古径上，早已改道的小路上仅保留下曾经的道路旁边的两块大石头。上面题记已经十分模糊，难以辨认。根据记载，这是元祐五年（1090）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时所题，上面写着“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
西湖北岸的灵隐寺是苏轼常去之地
甚至连杭州城四五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苏轼也时常出没其中。我跟随他的脚步来到城郊的径山寺，这里从市区开车抵达也需要一个小时。苏轼任通判期间，曾两次到访径山，并写下12篇与之有关的诗歌。
关于径山寺，有个可以体现苏轼超前理念的故事。根据史书记载，径山寺的住持僧去世后，按照寺庙规定，应该遵循“自传制”，由指定的僧侣轮值。但苏轼却认为住持的位置应该有德者竞之，并利用自己的监管权力，将这项改革推行下去。虽然起初招致僧侣的不满，但实行一段时间后，众人均感心悦诚服。
不过，如此纵情山色的时光并不持久。三年过去后，苏轼被调往密州任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虽然最开始在杭州他内心是感到不得意的，但在杭州，他可以依靠美景、美食来转移注意力。但这毕竟是非常外在化的东西。当他去密州时，从整个政治形势来看，自己并没有可能很快回到朝廷，只能辗转于地方官员。他就感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比较暗淡。”崔铭分析道，尽管苏轼是从杭州开始词的创作的，但那时他的创作手法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题材和风格，直到去了密州，他的词的风格才发生了重大转变，创作了《江城子》《水调歌头》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沿着灵隐寺往上，人烟相对稀少许多的韬光寺更能让人体会到苏轼当年所追寻的禅意
与此同时，连番调任以及突然而至的“乌台诗案”，都使得苏轼开始需要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而非外在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心灵苦闷。“我们总是说苏轼超然旷达，但这并非天生。他天性中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乐观开朗一点，但是经过很多历练后，他才有机会升华了自己的精神。”崔铭说。
诸多大起大落之后，54岁的苏轼在元祐四年主动请求外放。于是，这次他又回到了杭州，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宋代的官员体制中，这个官衔比知州的权力更大一些，他将管辖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苏、常、润。在这个时期，他不再那么喜欢参加各种聚会活动，而是专注投入到政务之中，做出了惠及后世的诸多政绩。
西湖水利工程
在著名的西湖十景中，“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这两个都离不开苏轼的功劳，甚至可以说，西湖今日的基本格局始自苏东坡。数百年以来，无数游客蜂拥至此，或行舟水上，或漫步堤上，饱览湖光山色。但若没有那横卧于湖面上的苏堤、轻抚湖面的杨柳，以及映入水中的湖心小岛，西湖大概也会缺乏神韵。
杭州本为钱塘江下的一块冲积平原，这里水质苦涩，难以下咽。中唐以前，杭州“居民稀少”，直到唐朝名相李泌引西湖水，在杭州城区建造六口大井，才有“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然而日久天长，六井时常淤塞，唐朝诗人白居易、北宋知州沈遘都曾致力于六井的疏通工作。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也曾与当时的知州陈襄一起对此加以整治。然而18年过去，当苏轼再度回到杭州时，这些水井几近枯竭。
此时恰逢苏轼管辖的浙西七州风雨失调，遭逢干旱。苏东坡急需解决用水问题。他先是找来了当初帮自己和陈襄修井的僧人。最初帮他的四个僧人是仲文、子珪、如正和思坦，此时仅余子珪在世。他告诉苏轼，水井又坏了是因为上次修的时候，用的是毛竹作水管，容易腐烂。为解决这个问题，苏轼这次采用了胶泥烧制而成的陶瓦管子，上下均铺以砖石作为保护。
但即便修好了六井，作为源头的西湖若是水源不足，仍全然无效。西湖以风景著称世间，但其实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池，以供城中居民饮用和附近的田地灌溉。但宋朝以来，西湖被定作皇家的放生池，久乏疏浚，湖面上水草丛生。熙宁年间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任职时，西湖湖面已经有十分之二三被葑草覆盖，到元祐年间第二次来杭州时，葑草已经遮盖了西湖近一半的面积。苏东坡担心“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位于杭州城区的虎跑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景点之一，苏轼曾在此写下“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的诗句
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苏东坡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明西湖有五大功用：它是杭州人的放生池、饮用水来源、农业用水来源，又沟通运河水，还是杭州造酒业的水源。苏轼祈求朝廷赐度牒五十道，配合他现在手上所有的钱款，就可雇佣民工清理湖面。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在宋代由中央政府专门买卖。民众购买度牒，是因为出家人可以逃避兵役、劳役，不出身丁钱和其他苛捐杂税，并且因为寺院的田地免付租赋，地主也可以此来逃避租赋。
经过朝廷批准，四个月后，工程完毕。可是，清理出来的水草和淤泥又该如何处理？当时西湖上仅有一道东西方向的白堤，靠近西湖北岸，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若是想从南岸步行至北岸，只能沿着湖边走大约二里的距离。在苏东坡看来，若是能够废物利用，用水草和淤泥沿着南北方向再修建一道长堤，不仅能够大为缩减人们在西湖间的往返距离，并且还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
他命在这道长堤上修筑了六座桥梁，便于两边水源疏通，并且小船也可行于拱桥下。后又命在长堤两岸种植了芙蓉和杨柳，利用树根巩固堤岸。再建九个凉亭，便于行人歇脚。苏轼作诗分享了他的喜悦：“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当苏轼离任后，他的接任者林希将此堤命名为“苏公堤”。
苏轼还进一步考虑了如何预防葑草重新填满水面。他采用了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在湖面上开辟了一块地方出租给农户种植菱角。因为许敦仁发现，吴人种菱前，必会将水面的杂草清除干净。苏轼立了几个小石塔，划分了界线，只准租户在界线中种植。这几个小石塔就是“三潭印月”景观的来源。原本的石塔已经损毁，现在湖面上的三个石塔为明代重建，范围比之宋朝时期，已经小了许多。

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
随着我们的游船逐渐往石塔靠近，导游讲起了“湖中有深潭，明月印水渊，石塔来相照，一十八月圆”的奇异景致。中秋时节，当蜡烛在三个石塔中分别点起时，从石塔五个洞中露出的亮光，可以映射出许多月亮，并在湖中投下倒影。“所以大家猜猜一共会有多少轮月亮？”导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西湖上的往来游客提问道。就好似在这么多月亮中，能与遥远时空中的苏轼找寻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联结。
赈灾、施药和病坊
元祐五年春，干旱过后，江浙发生大规模瘟疫，“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苏轼立即实施了两项举措：施药和创立病坊。
苏轼有一特效药方“圣散子”，是从眉州同乡巢谷手中获得，“风冷痰饮，症癖疬疟，无所不治”，堪称万灵药。并且药也不贵，因为用的都是中下品药材，每服只需要一钱。巢谷最开始跟他约定圣散子的药方不能外传，但苏轼认为应该将药方公开，博施济众。凭借这服药方，苏轼自费向杭州的居民施药，“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然而，苏轼并不满足于此。在《钱塘六井记》一文中，苏轼曾深有感慨地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用，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认为，相比治理水患这种突如其来的灾害，不如提前做好相关应对，有备无患。因为杭州位于水陆交通枢纽，疾病传播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所以他建议应当设立一座病坊，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
苏轼从库房中拨出结余的官钱两千贯，又自己捐赠黄金五十两，筹备了这座名为“安乐坊”的机构。坊中请了懂医术的僧人出诊，并规定每年需要从地方税收中专门预留出病坊的经费，对于医术高明的住持僧人，还可以呈报朝廷赐以紫衣作为奖励。对于这种救民于疾苦的事业，杭州百姓无不充满感激。然而，当苏轼离任没几年后，安乐坊就停废了。

杭州钱王祠中的《表忠观碑》，虽为明代刊刻，但也是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
尽管杭州在宋朝时是东南第一大都会，但通常风调雨顺的杭州似乎成为考验苏轼之地。干旱之后，饥荒的威胁很快到来。他去苏州、常州等地视察，发现两地境内全被水淹了，稻田全部被毁。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荒年，他七次上表朝廷，希望当权者可以设法预防，并给出囤粮和平粮价等建议。然而，朝廷其他人无动于衷，事实上，除了苏轼，没有人向皇帝陈述各地正在遭遇的暴雨和水灾，仍旧饰以太平，声称丰收有望。在对前景充满不安的情况下，苏轼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等人写信，才终于获得准许可以保留原本用来上供的米粮中的三分之一，以备不时所需。
与此同时，苏轼发现谷米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运河干浅造成了交通瘫痪。所以他又从两方面对水进行了治理。第一步是浚治两条运河。因为杭州城中的两条运河里，茆山河的水来自钱塘江，盐桥河的水则来自西湖淡水，同时盐桥河的水会与茆山河会聚后从余杭门流出。因为江潮会带着泥沙进入运河，致使淤塞，所以苏轼便设计了一座水闸，潮水上涨时，水闸关闭，带着泥沙的江水就只能从茆山河流走。另外，他还在城内造了一座小堰，给城内的淡水水源增加了导疏工程，充裕百姓的日常用水。
“苏轼其实是有一种生态治理总体规划的思维。”崔铭教授对本刊解释道，如果光是疏浚西湖，海水倒灌，泥沙又被带进来，这种治理效果是不会长久的。而苏轼这种整体性的规划，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曾在著作中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而作为宋代士人的杰出代表，苏轼对杭州城所起的塑造作用，尤能突出这一特点。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44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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