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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铭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德经》
“反者道之动”可以理解为，物极必反是“道”的运动方式，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弱者道之用”的意思是说，柔弱是“道”的作用方式，事物在运动变化的时候，用的是微妙、柔弱的方法。
所谓“弱者”其实是道家“无为”的一种映像，并不是消极的软弱或懦弱，强调的是“无用之用”，以柔克刚，道法自然。
《道德经》的这句话不仅概括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现象与本质，其实也描述了无处不在的经济规律。前半句契合“萌芽、成长、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后半句为如何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了方法。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对前一句的补充，“无”不是“空”而是“道”，讲的是“道生万物”。
回首：去杠杆的是是非非
2019年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
是啊，2019年确实挺“惨”的。
国际，经济增速先复苏后趋缓，不确定性增加。
全球经济2016年才逐渐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从2017年、2018年开始陆续退出非常规刺激政策。紧接着，全球经济开始减速。同时，2018年初，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当时，没有人能肯定地判断，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减速，是非常规政策退出后全球经济向着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水平的回归，还是新一轮衰退的开始。
国内，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集中爆发，有外部冲击，也有内部原因。
最主要的长期问题是，过去几十年高经济增速下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即经济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常态”。长期问题背景下的短期问题包括，2016年推出的“去杠杆”余波尚存，2017年底“资管新规”再次加码，2018年“贸易战”雪上加霜。
彼时，民营经济“各种爆雷”，互联网叫嚣“寒冬来临”，“二师兄”身价不断创新高，经济学家提醒年轻人“洗洗睡”。颇为灰色。
结果2020年年初，新冠来袭。
这一切，似乎都佐证了“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这一“重要论述”。
然而，人类的适应能力非常可怕，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
2019年大家都在担心中国经济失速，跌破6%。结果，新冠疫情一下子把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打到-6.8%，预计全年增速2%左右。本来以为6%就受不了了，结果2%-3%我们也过来了，天也没塌。
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担心现在的经济状况呢？
当然。
我们设置、追求的一系列指标，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有价值的关键阈值，或许会有些微偏误，但通常不会出现大的背离。
我们之所以觉得2019年很难，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重要背景是贸易战；另一个背景是，2016年持续到2018年，市场争议比较大的“去杠杆”。
债务问题
什么是去杠杆呢？
我们通常用“债务/GDP”的比率衡量杠杆率，也就是衡量“债务”和“家底”的比例。所谓“去杠杆”，就是降低这个比率。
很显然，减小这一比率的方法无非两个：通过经济增长，增大分母。或者压降债务，减小分子。
为什么要去杠杆？
很容易理解，任何一个经济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需要合理规划收支问题。
如果家庭或者企业的债务太高了，就容易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太高了，就可能会出现像希腊一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高杠杆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但是，杠杆率到底多高才是高？
遗憾的是，这并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绝对值。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横向对比相对值，了解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大概处于全球的什么水平。如果穷国的债务水平比富国还高，那可能风险就比较大。
2009年，中国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直接导致2011～2016年中国的杠杆率增速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中国过快上涨的债务，成为全球最为关心的大问题之一。
需要申明的是，很多人争论“四万亿”是失败的。我们认为，非黑即白的判定一乡之长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很难客观的。即使判定它是成功的，也不能否认它的缺陷和教训；即使判定它是失败的，也不能否认它对于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2016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出预警，中国的债务/GDP比例高达256%，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美国的250%，有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分部门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约为47%——这个水平在国际上并不高。
但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比较高，分别是46%和140%。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政府部门杠杆率可能达到65%左右，低于美国的98%，但超过新兴市场的48%。
那段时间，国际看空中国的一个理由就是，基于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分析，认为其收入不足以覆盖利息支出，存在违约风险。
企业部门债务不论从绝对水平还是企业偿债比率来看，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流动比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低，以公用事业、钢铁、电信和采掘等上中游行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流动比率最低。
国企流动比率问题带来的重要隐患大致有三方面。第一，国企对民企的挤出效应；第二，部分国企沦为僵尸企业，低效；第三，由于存在信用软约束和刚性兑付，如果国企信贷坏账率大幅度上升，风险可能向银行系统传导。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有大量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企业。如果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房企的债务不变，资产缩水，资产负债率将会被动上升，也容易引发债务可持续问题。
总而言之，当时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中国整体的宏观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且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其他部门的杠杆处于相对正常水平。
中国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债务水平过快上升蕴含的风险。
所以，为了解决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债务高企这三大问题，更好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2015年末，中国推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入手点”的重要改革。
可以说，这一改革确实抓住了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采取了非常强有力、有针对性的措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
2017年，宏观杠杆率企稳，2018年，宏观杠杆率出现下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增速减速，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压降。
到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为245.4%，政府部门杠杆率38.3%，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51.3%，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5.8%。各部门杠杆增速处于可接受水平。
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去产能、去杠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延续；而2018年的“资管新规”在某种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去杠杆在金融领域的延续，剑指影子银行、非标业务和表外业务，目的是解决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它们都是互相影响和联结的，很难单独分开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是非常清楚的。一直在分步骤、有计划地引导风险出清。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误伤”问题？比如，“资管新规”关掉了小微企业旧的融资渠道，而又没有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可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资管新规出台后，社会融资规模较短时间内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信贷市场压力骤增。
举个例子。这就好比医生做手术。难道因为做手术疼、有并发症，病人这手术就不做了？本来是个小手术，讳疾忌医拖久了很可能得做大手术，风险更大。医生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手术带来的伤害，但不可能把这种伤害降低到零。所以，我们不该妖魔化这种误伤。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医生是否存在过度治疗的问题。比如，普通感冒吃药就好，非得大动干戈上台开刀。当时市场也有这种疑虑：压降表外和非标业务有无必要？
大部分人认为是有必要的，只是对于压降速度稍有疑虑。新规是不是用力过猛？
本质上，不合规的资管业务，规避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在官方利率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市场利率”。很多人认为，这为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竞价获得信贷提供了渠道，补充了民营企业的信贷来源。
但在现实中，这种官方利率之外的“市场利率”通常被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推升到两位数，远超真正的市场竞争产生的“市场化利率”，普通民企根本无法负担，即使少数民企获得这种信贷资源，也会大幅拉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放大企业经营风险，甚至在经济下行期，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如果没有过去的两年清理一部分不合规的资管业务，在疫情冲击下，留给中国经济的政策空间或许会更小，经济风险或许会更大。当然，如果资管新规能早五年出台更好。但那些没有发生在昨天的如果，永远无法改变今天的悲伤失落。
事实上，人民银行也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资管行业的监管制度体系，试图用更为“柔性”的手段，缓和市场情绪。
按原计划，资管新规的两年过渡期将于2020年底结束，日前，这一期限延长至2021年底。
可以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两年时间，资管乱象得到相对有效的遏制，影子银行风险显著收敛，资管业务在逐步回归本源。在各层面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下，如今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中的占比有所上升，民营企业贷款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当然，人民银行和企业，作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被监管者应该体谅和理解监管者的难处，监管者更应该考虑被监管者的正当诉求。只有双方都为对方着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尽可能小。
贸易摩擦
当然，现在中美两国的摩擦早已不限于贸易层面。但是起码过去两年，在宏观层面，贸易问题牵动着市场情绪。
关于贸易问题，大家都持续关注，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展开。这里只回顾两点。
第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做好准备；
第二，我们特别担心资本外逃、产业链外移，担心全球化倒退。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比较明朗。
首先，无论在贸易战伊始，中国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至少现在，中国政商学各界，都对贸易战有了较为充足的认识。无论后续走势如何、结果如何，至少我们在认识层面已经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其次，由于欧美国家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更长，经济复苏滞后，主要制造国出现产能缺位。而中国疫情控制较好，产能复苏较快，全年进出口增速和外资流入都为正，至少经济上，并没有出现全球化脱钩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称“18个月前，在中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中国的出口会在2020年打破纪录，但这确实发生了。”
驻足：非常规政策柔性退出
我们用了大量篇幅回顾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存在的很多问题。那上述问题是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呢？
目前，全球经济就像在刀尖上起舞，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衰退。中国经济或许稍好，但依然问题重重。
但是，俗话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家和社会发展跟老百姓过日子有一些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生活中锅碗瓢盆难免磕磕碰碰（咱们悄悄说，尽量别离婚，离婚太难了），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永远层出不穷。
债务问题
近三年中国总体的杠杆率压降还不错，至少在总量层面为中国政策预留了空间。当然，缺点也有，例如用力稍猛，存在误伤。
但是，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的杠杆率可能大幅上升25%左右。
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的去杠杆做了无用功？是不是意味着杠杆率不再重要？
我们刚刚讲到，目前尚没有一个确定的杠杆率的警戒值，意味着到这个值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横向对比的杠杆率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在全球中的位置，所以更有意义。
受疫情影响，各国纷纷出台刺激政策。
据统计，本次疫情后的政策宽松程度已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主要国家新冠疫情财政支出规模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方面，当前货币宽松程度亦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全球空前规模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直接推高全球的杠杆率水平，增加了全球的债务风险。
美国银行（BofA）测算，全球主要国家宏观杠杆率大幅提高，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2020年上半年飙升至267%（前两个季度分别+11%和+15.7%）。
例如，美国宏观杠杆率由2019年底的250%提高至2020年5月的274%，估算年底或将高达300%以上，抬升50个百分点。日本宏观杠杆率在疫情前便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高水平（367%），2020年5月提高至384%，上升17%。
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报告显示，中国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为270.1%（+24.7%，较2019年末，下同），企业部门164.0%（+12.7%），居民部门61.4%（+5.6%），政府部门44.7%（+6.4%）。
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快速上升情况下，民企杠杆率在2008年后首次重新回到了国有企业以上，其中主要是尾部民企在加杠杆，而头部企业无论国企或民企杠杆率均较为稳定。并且，三季度开始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现回落，严监管下，影子银行业务的持续压缩，金融部门杠杆率保持稳定。
相对比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上升虽高，但尚在可控范围内。
金融危机后，“四万亿”使中国率先走出危机泥淖。
如今，历史再次为中国解决国内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机会。
2020年12月16日-18日，中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方向。此次会议，将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企业债务风险问题，金融风险则聚焦于公司治理问题。
本次会议提及“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再次提及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这意味着，中国将延续被疫情打断的“稳杠杆”工作，尤其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问题。
今年以来，债券违约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大型国企违约事件更是影响相关地区国企和政府的公信力。
11月和12月18日财政部分别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都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偿付风险问题。
针对最近的“永煤债”问题，更是针对今年杠杆率上升较快非金融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及“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和“完善债券市场法治”，警示企业债务风险。会议还提出“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主要指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乱象问题。
财政部日前也下发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旨在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突出主业，回归本业，“清理门户”，规范各层级子公司管理和关联交易，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银保监会日前批复设立了中国第五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之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经验，这或许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处理问题做提前准备。
总结来说，我们认为，近期频繁出台的政策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风险处理的基调是：虽然前两年治理金融乱象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远未成功，“资金池”清理、资产净值化、取消刚兑、高风险机构的排查清理、金融基础设施紊乱等现象，还要继续整治。
政策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不仅史无前例的大刺激会带来过高的债务风险，如果刺激政策不能有序退出，也可能引发“降低风险的风险”。 
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央行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纷纷大幅降息，美国股市处于高位、比特币破新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后果之一。
但中国央行难得的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先后降准三次，但没有全面降息。
不过，今年央行的调控更加精细化，采用中期借贷便利（MLF）、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满足经营机构合理的短期、中期、长期的流动性需求。
为安抚经济，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稳健”的基础上，将政策基调由“松紧适度”调整为“灵活适度”，定调了相对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方向。
当时，市场非常担忧央妈“又”搞“大水漫灌”。
现在看来，扣除二师兄的价格之后，央行提供的流动性并没有显著影响消费品价格。房价也没有明显的上涨。
所以，要么央行确实没有搞大水漫灌，要么存在其他问题。
可能的问题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具体情境类似2014年，货币政策不断宽松，但由于实体经济景气度差，融资需求疲弱，银行又因为违约风险上升而不愿放贷，导致宽松带来的新增流动性堆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很难流入实体经济。
毋庸讳言，中国的金融体系下，这一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原因之一是，利率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
即使债券利率大幅下降，对贷款利率的影响也有限。再加上债券融资只占实体经济融资的很小一部分，即使上升也不足以抵消银行信贷的下降，这就导致流动性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流动出现堵塞。
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货币传导不畅的问题，如果2019年存在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那么，2021年如果较大幅度的收缩货币政策，就容易加剧流动性问题。
此时，货币政策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让市场缺钱，引起通缩；还要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引起通胀。这非常考验“主刀医生”的功力。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灵活适度”的基础上有进一步调整，即将“灵活适度”调整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虽然调整方向是趋紧，但调整力度比较“柔”，要点是“不急转弯”。
2018年，在央妈发力救民企的时候，市场一度谴责财政部“力度不够”，主要依据是财政赤字率不升反降。现在看来，这板子打得也不是很公正。但2019年，财政政策依然转为“大力提质增效”。
2020年，受疫情冲击，目标赤字率提到3.6%以上，新增专项债37500亿元，同时发行特别国债10000亿元，重点运用在民生领域，旨在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稳定微观企业经营。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二字去掉，并加上“更可持续”的表述，这也是很明显的财政政策会进一步收紧的信号。预期2021年的政府债券发行力度相较于今年大概率会有所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概率会继续清理、压降。
同时，必须再次强调，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他们是否收紧，都将以“稳步、有序”的姿态，柔和进行，保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该、不能、也不会出现人为制造的大起大落。
望远：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们回到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的讨论上来。
市场有声音认为，我们的财政政策还有继续发力的空间，财政赤字率还可以再提高，比如，3.6%可以再提高到5%或者更高，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继续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
理由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情况过去就一直比发达国家好。各国出台刺激后，中国的财政赤字率相对更好了。
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在全球面临衰退危机时，利用中国更好的财政状况，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无疑会再次赢得“弯道超车”的机会。
我们的看法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我们认为，无论是财政赤字问题，还是政府债务问题，都是中国经济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但我们同时认为，中国现阶段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依然非常小。
一个原因是，中国依旧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于市场和机构都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在恐慌出现的时候，中央银行能够及时为市场注入资金，也能够动员国有金融机构稳定市场，防止资产抛售和资产价格的螺旋型下降。
尽管财政紧缩十分具有争议性，可能引发螺旋式下降。
但我们依旧不同意继续财政赤字的过快上升。
原因与“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有关。
我们不认为中国的财政赤字升高是个问题。问题在于，新增的财政支出的资本配置效率。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连年下降，反映的就是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的问题。
就像“四万亿”刺激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最明显的例子是基建投资，市场经常反对财政过多投资基建。
基建为什么保持这么高的增速，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也就是财政乘数）很高，在衰退时利用较低的融资成本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最为显著的。
2018年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滑，重要原因就是基建投资增速下降过快。
基建投资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每年都要维持高增速，盘子越来越大，又缺乏有效的市场的价格信号，效率难免会下降。
财政发力，改善社会公共服务，降低贫富差距，完善社保制度，是非常好的建议。但如果我们继续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而又无法确定转移支付的实际用途，可能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外，我们最为担心的是，中国目前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新常态，未来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下行带来的财政收入不足风险。
经济学家测算，由于基数低，2021年的经济增速或许达到8%，未来五到七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5%左右。2026～2030年大概是每年5%左右，2031～2035年大概是每年4%左右。
宏观数据好看，但微观层面可能没有那么光鲜。许多中小企业没有熬过疫情，很多熬过疫情的中小企业就像刚刚脱离ICU的病患，需要很长的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恢复元气。
我们预期，2021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阶段性反弹。但全球经济的真正复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有这些都在提醒人们，即使新冠疫情过去，全球经济也会留下伤痕。
全球经济复苏需要更长时间+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国内经济修复需要更长时间+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潜在增长率下行+老龄化下的社保基金收支压力明显加大=未来的税收增加空间不大。 
所以，如果不趁2021年经济增速反弹的窗口期，缓和财政赤字的上升速度，未来的财政空间或许会很小。
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一方面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修复，另一方面，至少其中一项必须逐步退出，为未来的经济风险预留政策空间。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16个发达经济体采取的数千项财政措施来看，在扩张性紧缩的情况下，减少财政支出有时会带来产出增长。这是因为，可以消除财政崩溃预期的紧缩计划可以提高经济主体的信心，尤其提高投资者的信心，通过这一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
注意，我们不是说减支一定会带来产出增长，我们只是说，在某些情况下，降低财政支出并不必然带来衰退。
我们也不是说要实施财政紧缩。而是强调，控制财政赤字率的上升速度，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把支出关口、做好预算平衡，推进政府职能优化，按照轻重缓急进行财政支出。
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关注短期经济工作的同时，会议更加关注长期问题，重点在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方面。明确2021年的八大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以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这不仅是明年的任务，也是贯穿未来三五年甚至更久的任务。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需要既要努力修复创伤，又要腾出手来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还要努力获得可持续的、公平的增长。
总结来说，综合2020年提出的“双循环”，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和金融开放方面，将会秉承“有为”精神，积极进取。而在国内经济风险化解方面，会秉承“无为”精神，“柔性”化解。
行文将近尾声，虽然我们只在开篇提到了《道德经》，但其实“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贯穿了全文。中国经济的未来三五年甚至更久，核心在“弱”。我们不怕任何风险，可以尝试任何政策措施，但力度千万要“柔”。
结语
现实就是这样，问题挨着问题，问题叠着问题。
就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上幼儿园的时候有问题，小学中学有问题，工作有问题，结婚有问题（现在离婚也有问题了），养孩子有问题，养老还有问题……
问题总是无穷无尽的，而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中走向进步。
就像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写历史的发展规律时写道：事物的辩证发展就是经过两次否定，“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一个周期。事物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方向是前进上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2019年难，过去了。
2020年，难，也将要过去。
事物发展永远都处在矛盾运动之中。未来的中国经济要在克服困难、挫折、障碍中一路向前，纵然有起有落，难免有胜有败，但终将走向远方。
  • 作者介绍：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与博弈论。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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