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尚集团后，苏芒去了美国，在陌生的环境独自生活。但很快她就被「发现」了：有人找她帮忙牵线，有人请她接项目，有人想做她的实习生。她又忙了起来 —— 她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很多劲儿，还能再出发一次。然后她就真的这样做了。

以下是苏芒的自述。
2018 年，我从时尚集团（以下简称「时尚」）离职之后去了美国，我当时希望自己能有一个「gap year」—— 回到一个类似于「真空时代」（的状态）。我没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身份，身边也没有熟悉的人，都完全是陌生的。
以前总是特别忙，心中其实有挺多渴望的，但都是点状地出现，从来没实现过。比如我没留过学，也没有独处的学生时光，我很想尝试一下。
我买了单程的机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计划。我在学校报了一个课程，有课的时候去听课，回家写作业，遇到喜欢的展览就去看。之前的 27 年，我每天的日程都是固定的：杂志每个月什么时间截稿、什么时候印刷，甚至细到每一天从早到晚做什么，都有安排。所以终于停下来之后，我希望那段时间是完全开放的，顺其自然的。
没过多久，我课上的同学认出我来了。有一次老师跟我说，有一些同学想跟着我实习，或者做助理也行，但我不想要助理，我想，不如大家一起做点事情。那时潮牌开始流行，大家嘴上挂着 OG，但可能不太了解潮牌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正好在洛杉矶，潮流的发源地，于是就做了《潮牌研习社》，每期讲解一个潮牌的故事，总共做了十几期。
后来微信里的朋友也发现我在美国，慢慢都联系上了，有人想在美国读书，有人想买房子，也有的人想找好莱坞的经纪公司，他们找我，我就帮着联系。我也会办一些聚会，让不同的人认识。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中美电影节上遇到爱奇艺的王湘君，她说，芒姐你闲着也是闲着，我们现在想做时尚节目，你能不能做。我说行啊，没问题。当时是随口一说，回国后她真的急着来找我，直接问，你能拿案子吗？我说那好吧，很快带着导演们讨论、策划，之后就做了《潮流合伙人》。
别人来找我帮忙，我基本没有拒绝的，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的时间，可能 40% 是在做自己的工作，60% 是在帮忙。
大家都说我是一个特别擅长人际交往的人，谈到这个问题，我如果说我没有刻意维护人际关系，你就会说我说假话，可是要让我说我怎么维护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确实是一个特别爱交朋友的人，可能大半个娱乐圈都是和我接触过的朋友。我看到我喜欢的人，就会主动打招呼，我不会顾虑太多，人家喜不喜欢，我觉得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出去逛街，看到一件衣服我会想到它适合某个同事、朋友；生活工作里，要是有人找我，哪怕再小的忙我也会帮。
从生活到情绪上照顾别人是我的习惯，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其实很低，但对朋友一定很用心。录《了不起的姐姐》之前，靓颖跟我讲，她大概两三个星期没回过家了，一直在忙，我于是想，录节目的时候不如在家里吃顿饭，给她做点顺口的东西。后来和徐帆姐在一起，她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单独吃过一顿饭，没有单独聊过一次天，那是第一次。采访结束后她给我发来短信，说苏芒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回忆过我自己、总结过我自己。
我希望把《了不起的姐姐》做成一档走心的访谈节目，跟随一些女性的生活并陪伴她们。和那种体验、观察性的节目不一样。我没办法做到观察她们，因为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但我能够作为朋友走近她们，让她们更放松，更愿意去分享一些自己真实的经验。
有的访谈节目里，采访者会当面挑战你、刺痛你，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我本身不是个锐利的人，我绝对不会当面和人产生争执，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但我相信我的工作方式也可以走得很深，也可以和人交心，不一定非得用犀利的方式。
我之前设想的人生分两段，前一段努力奋斗，后一段潇洒享受。离开「时尚」之后，我本来打算过退休生活了，但很快我发现不行，我身上还有很多劲儿，还有想尝试的东西。
和很多中年女性一样，我也遇到过质疑：你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不知足？你难道不累吗？《了不起的姐姐》里，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刘涛，她说，就像一部手机，它的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但是它还有潜力，科技总是要迭代更新。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是关于中年人是不是要进步？是应该保守，还是应该前行？就像我现在，我年纪大了，但其实我的心理状态和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我的身体也没有任何不一样，我的才智甚至比以前更强，体力也很好；但很多人会觉得你曾经成功过，你应该守住成功，要珍惜自己的羽毛。这种想法就束缚了你。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快五十岁了，而娱乐圈里的女艺人可能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不红了，没活干了。她们更早地开始焦虑，非常需要证明自己，比如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她们证明自己的方式都是唱歌跳舞。但是，如果她们不会唱歌跳舞呢？
很多人不把娱乐圈当职场，但实际上娱乐圈的竞争比一个职场要艰辛多了，淘汰也残酷多了，还要面对流言蜚语。尤其对于女明星来说，娱乐圈是所有职场中最难的一个。她们必须不动声色地、非常体面地处理所有事情。我们跟老板吵架了以后还能说老子不干了，她们是不可以的。
节目里我选择的这些女性，都是很有智慧的，也是和普通人有共性的。她们是妻子、母亲，也有职业身份。她们有的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再重新出发。
比如刘涛，其实和我很像，是靠意志力活着的，控制能力非常强，这种控制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的极度严格，做事情绝不能有任何瑕疵，待人接物必须做到完美。
这样一个女性，忽然之间要去做直播电商了，而且不是玩票性质的 —— 过来往这儿一坐，然后说一说，拿钱走了 —— 刘涛实际上是把直播电商当成一个新的职业。我就很好奇，她不担心吗？做电商是很消耗艺人的名气的，她怎么处理两个不同的职业身份？
还有王珮瑜，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她，但那一期让我印象最深。我在她的戏楼穿上戏服，圆了京剧梦。王珮瑜非常前卫，她为了推广京剧，自己上综艺、做小视频、出漫画，等等。现在京剧也逐渐变成一种时尚了。
做这个节目，往大了说，我希望能呈现女性的精神领域；往小了说，是提供一些当代女性的生活样本，让人们知道女性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和选择，不必总是委屈自己，战战兢兢。
很多年前我做杂志，那时候由于版权关系，杂志还叫《中国时装》，每期新刊出来我都寄给妈妈，她经常打电话，甚至长篇大论地写信质问我，为什么《中国时装》不做「中国的时装」，中国的文化。
我出生在戏剧世家，我的姥爷是当年东三省著名的老生周亚川先生，我的妈妈周丽斌曾拜师于京剧四大名旦尚小云先生，是当年山东省京剧团青年队的队长和刀马旦、花旦演员。
当时我是杂志主编，我认为我在工作中应该要放弃自我、放弃自己的喜好。那个时候时尚就是西方的，我妈妈让我弘扬京剧文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王珮瑜，喜欢京剧，我妈妈提起她来都很骄傲。那次采访，我和王珮瑜聊了四五个小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和自己的过去和解。
我的父母是很传统的那种「你看别人家孩子」的教育方式，对我约束很多。所以我生小孩之前，我对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对孩子，我一生只负责三件事：给予爱、信任和自由。
我对我女儿没有任何没有要求，只要她健康快乐就好。我完全是服务型的，「女儿你想去哪？妈妈帮你打听打听？」她说不，妈妈我不想靠你的任何关系，我得靠自己。她现在上大学，是个很独立、很自律的人，书桌上都写着「必胜」，比我年轻的时候强多了。
从她很小（起），我就尊重他。她不想吃这个，我就不敢让她吃；她不想穿，就不让她穿。现在她喜欢日系复古风的衣服，古着，我心里觉得一点也不时尚，老干部似的，但咬着牙也要说，好看。其实我不是不想管她，但是当我想管她的时候，我会想，我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她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去谱写，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她自己的人生。
不只对女儿，我觉得对所有女性都一样，真正的关注是一种人文关怀的关注，不是单纯地教育人们如何成长，而是把每个人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
现在我不再用做杂志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比如说他 / 她的发型美不美、着装有没有品味，举止是否得体。我会更关注对方作为一个人的特质，甚至他的白发、皱纹，我觉得都有故事。
疫情期间，有一百多天我一直在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我父母年纪大了，父亲有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我每天和他们在院子里一圈圈地散步，他们拉着我的手，慢慢地走。我妈妈说她很开心，和女儿住在一个房子里，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我 15 岁离开家，从来没有和父母一起待过那么长时间。他们给我讲了我出生之前的很多事情。我以前以为我是了解他们的一生的，但那时才发现我不知道的太多。
我其实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就算不忙工作的时候，我也要管理自己的时间：一早出去跑步、买菜，回来做饭，炖着菜的时候去洗澡，洗完了饭也做好了，再拍拍照片。耳朵也不能闲着，切菜的时候可能在听书，晚上睡觉的时候听郭德纲的相声。我总说我的梦想是归隐田园，插花看书，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肯定实现不了。
我经常和同事说，哪天要是我告诉你我不想吃饭、什么都不想干，那你可能得带我去医院了，我肯定病了。
在家的时候，我也在回想，去美国那几个月，虽然说是放假，但都没有像疫情期间这样走过心，就是因为人出不去了，才能观心，观心才能自在。
不观心的时候总是往外面看。原来做杂志，我要做年度规划、战略目标；后来做节目，我要想短期内怎么优化、接下来做几个系列，每天都是目标、计划、梦想。欲望就来自于向外看，幸福来自于向内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放下那些向外的欲望。
我做了快三十年的杂志，作为职业经理人，我要尊重杂志的定位，要维护它的利益，这是我的责任。职位越高，责任越大，大部分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职业经理人的宿命。那么多年来，我甚至来不及想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太忙了。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我想做的。我不再以理性的方式去评价自己、约束自己，比如你问我，我适合做什么、优势是什么，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想做这件事而已。
也真的是从今年开始，我才试着观察我自己，问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活。我不再需要忠于公司、忠于品牌，我现在比较忠于自己的内心。
最近几年，我在尝试一点点打开自己，我想活成一个「实验」。比如我的同事跟我说，你（以前）每次在镜头前都不真实，但你在我们的镜头前就很真实。所以他们想记录我的一切，我说那就先拍着，拍完了以后再看看有没有用（采访过程中，苏芒的同事一直在拍摄）。
之前很多年我一直是很放不开的 —— 大概是从「秋裤事件」开始（2007 年，苏芒在《鲁豫有约》上提到不让领导出国时穿毛裤，后被网友传成苏芒不让国人穿秋裤）。
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但当时的我真的非常痛苦。有句话说万箭穿心，习惯就好，但第一次你还没习惯呢。
那天我打开博客 —— 那时候叫博客，我还不会用，别人帮我 —— 看到底下那些骂我的话，简直难听到令人发指。我还挺年轻的，记得当时还穿条裙子，我就感觉一股血冲上来，从脖子一直红到脑门。
我是一个会屏蔽痛苦的人。因为我特别怕疼，我就找到了一个方法：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如果某件事曾经令我痛苦过，那我就再也不会做这件事。
从那以后我十年不接受电视采访，不说任何不正确的话。痛苦会带来后遗症的。
我害怕被误解，我的好心被恶意揣测的时候，或者我很在意的人背叛我的时候，我会感到痛苦。但比如有人说我不时尚，有人在我离开「时尚」的时候发所谓的内幕，我反倒不太在意。人们有评价我的权利，不是事实的传言也不会真的伤害到我。
姜思达采访张艺兴的时候，问他，对那些「黑」你的人，你会说些什么。张艺兴想了半天，说，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这么做。就是这样的。遇到这种事情，你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不意味着你不疼。
我后来「触网」很晚，又有人说我不勇敢，说我太玻璃心了。我觉得我的勇敢用不着放在这种地方。为什么非得在网上袒露自己，让别人抓着一点鸡毛蒜皮的东西来攻击我，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我的年纪比以前大了，我慢慢觉得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解决办法，这是我对痛苦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很痛苦，那我能不能尽快地消减它，尝试过无数的方法。但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收藏它，然后接受它是我的一部分。很多事情就像白头发，出现之前害怕得不得了，出现之后也就好了。
苏芒与中国时尚传媒行业的关系，曾经是一个样本。人们在她身上读到了野心和光环、奋不顾身和克己奉公，以及一个女人如何在男性凝视下，带领另一群女性杀出一条路。她用入世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们或许可以说，苏芒一直是「出圈」的 —— 她也确实以此换取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资源 —— 但出走暴风眼之后，她对这些「资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现在，她更想把过去积累的能量用在「从心所欲」这一课题上，或者帮助与她有相似人生境遇的个体。事实上，我们想借助苏芒的生命经验，探讨「转身」后的洒脱究竟对一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苏芒说，「痛苦会带来后遗症」，洒脱是这种后遗症的解药吗？
她依旧没有避世，而这让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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