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关注C计划哦
2008年10月，年仅14岁的汤兰兰（化名）向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警方写了一封信，举报其从7岁开始被父亲、爷爷、叔叔、姑父、老师、村主任、乡邻等多人强奸、轮奸。2010年10月黑河市中级法院做出判决，11人获刑，罪名涉及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其父母还被判强迫卖淫罪。2012年10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之后多年，涉案家属不断申诉、上访，2017年刑满释放的汤兰兰母亲等当事人也开始申诉和上访，坚持本案是冤案，要求再审。
2018年1月30日，澎湃新闻的报道《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引起轩然大波。已有不少评论从保护强奸案受害者的隐私和生活安宁、揪出真相不等于让受害人出列等角度，与此报道对话。而与此同时，网络上的评论已经开始撕裂：同情汤兰兰的一方指责报道是为性侵幼女站台，哪有人无端非得诬告自己的亲身父母？而也有另一种声音说此案乃冤案无疑，不然众多被告不会多年来拒不服罪，坚持上访。
哪方有道理呢？哪一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哪一方，在目前已有的事实信息下，都不能说是完全对的。
幼女被性侵，包括被亲属、熟人性侵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不管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熔炉》，还是生活中真实的案例（例如广州中院2017年判决的王某强奸亲生女儿案），都昭示着这血淋淋的现实。尤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幼女的自我保护能力弱，许多施害者仍逍遥法外，甚至无所忌惮地继续伸出魔爪。这对儿童权益保护者、对有良知的人来说，都是无比痛心的事情。汤兰兰可能遭受到这种家族、村庄式的性侵吗？完全有可能。法院的生效判决进一步大大提高了这种可能性。
那对另一方来说，冤案可能存在吗？可能。公安可能刑讯逼供、法院可能枉法裁判吗？也有可能。比如，聂树斌强奸案死刑执行多年后，真凶才真正出现，案件才再审推翻原判。一个女孩可能污蔑自己的亲生父母、亲属和老师吗？也许可能性很低，但也无法说100%不可能——在网络上检索，你会发现这世界上甚至有孩子雇凶或者亲手杀死自己的生身父母。
双方争议的核心，就在于法院的判决。如果法院的判决合法公正，那么性侵幼女的认定就应该得到支持；如果法院的判决存在严重的问题，那么冤案的可能性就更高，需要重审案件。
仔细阅读判决书原文，我们会发现，判决中能够指向被告的犯罪行为的，只有以下三组证据：
一、汤兰兰的主诉案情；
二、11名案犯的口供相互印证；
三、与本案犯罪嫌疑人一同关押的其他犯人提供的旁证，证明曾听见案犯议论罪行。
除了受害人汤兰兰的陈述，最重要的证据是被告人的供述和同监犯的证言。由于刑讯逼供等做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被告供述因素（例如替他人顶包）的存在，法律规定，司法机关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注：本案不适用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当地法院认为没有刑讯逼供，确认了被告供述，但是由于本案被告都在庭上提出受到了刑讯逼供，加之法律规定本身对“被告人供述”的不轻信原则，那么案犯当年的供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罪行，还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同监犯人的证言，也在身份和内容上，存在可疑之处。以证人高某的证言为例，他称，“2008年11月份，其在五市看守所羁押时”，曾听到同监舍的9名被羁押人员在议论，“纪某某曾说梁二和二军他们几个和小姑娘发生关系的事”；“小姑娘他爸说：”如果判刑了也不能怨我，是你自己说的，如果你们不瞎说就没事，就能出去，瞎说咱们谁也出不去"。
同监犯人由于受制于公检机关，其证词和自身有很大利益冲突。假如有关部门对他们有所指示，他们是存在作出假口供的可能性的，这可能出于利益交换，可能出于害怕打击报复。这对他们证词的可信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其次，听闻而来的传来证据，本身的证明力也弱于原始证据。第三，一些证词本身不能说明犯罪行为的存在，比如”如果判刑了也不能怨我，是你自己说的，如果你们不瞎说就没事，就能出去，瞎说咱们谁也出不去”。假设一个无辜的人在狱内受到了刑讯逼供，和同伴说这样的话，是否也很正常？
1996年《刑事诉讼法》要求有罪判决要满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在主要证据存有诸多重大疑点的情况下，很难说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
但疑点仍旧是疑点。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个中立的审判机关可以对案件进行依法重审。
根据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或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目前有关媒体披露出了一些可能与原判相冲突的新证据，包括汤兰兰和家人对话的录音（显示汤兰兰向家属索要钱财）、当年证人的采访（表示未出过庭；未说过判决显示的证言）等，但真伪仍待确认。今天（2月7日）黑龙江省高院宣布受理了汤父等人的申诉，这也意味着近期我们将知道汤兰兰一案是否能够得到再审。
由于案件涉及隐私，所以即使再审，我们也无法通过公开庭审了解案件的进展。但是，我们可以放下立场的争执，无论是支持女童保护的群体，还是对司法机构持质疑态度的人们，都可以共同去推进案件得到公正的再审，最大可能地接近真相。比如，我们可以呼吁最高法院直接管辖本案，以机构中立上促进审判中立——毕竟黑龙江高院曾经维持了原判和驳回了当事人的申诉。再比如，我们可以提出更多需要法院在删去隐私信息的判决书中回应的问题：媒体和家属提供的新证据，是否查证属实？被告是否曾被刑讯逼供？当年的证人，是否还作出一样的证词？还有没有其他更多证据能够支持定罪？
女童如果受到了性侵，需要法律维护公道；无辜者如果被冤枉，也需要法律还以清白。这个事件无关立场，只关乎事实。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多地问事实“是什么”，而莫让立场先行决定了自己的判断。
相关阅读
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 周末荐书
不该被撤走的梯子？无权被撤走的梯子！
面对虐童，法律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最新课程，扫码了解更多！
来了解下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的签约作者。未经特别说明，C计划文章均为原创。文中署名的插图、脑图亦为原创。转载文章或原创插图、脑图，请联系小C（Plan-C2016），或给后台留言。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