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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德  图 / 视觉中国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金基德因新冠肺炎于12月11日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在微信群里相互询问消息的准确性，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对他的中国影迷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观影时代。在世纪之初的十年里，金基德的《漂流欲室》《撒玛利亚女孩》《收信人不详》《坏小子》等一系列作品成为他们的青春佐证。
有网友留言：“比起很多在阅读电影史时才知道的大师名字，金基德是真正伴随我青春的那个人。”人们怀念金基德，同时怀念那个信仰艺术电影的岁月，通过他找到对惨绿青春的最佳写照，发泄出自己对世界的恨意。
《撒玛利亚女孩》 (2004)
相较于在中国普遍的知名度，金基德在韩国影坛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他的电影以暴力和色情著称，但又灰暗晦涩，在韩国本土的票房一直不好。
尤其是2018年曝出性骚扰和片场暴力等丑闻后，金基德从国际A类电影节的宠儿渐渐成为一个令人唾弃的名字，为了躲开舆论的追击，他旅居东欧，近况鲜为人知。
据韩国YTN电视台12月13日称，尽管金基德在国际影坛享有极高知名度，但韩国电影界少有对其的公开追悼。他的生前身后，留下的传奇与骂声，仿佛他的电影一样，有种邪性的宿命感。 
《坏小子》 (2001)
01

时代造就的电影天才
1960年，金基德出生在韩国一个普通山村，父亲是退伍军人。少年时，他饱受父亲家暴之苦。当时的韩国社会处在李承晚统治末期，贫富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尖锐。
这一年，导演金绮泳拍摄出电影名作《下女》，以一个家庭里主仆之间的复杂关系，对韩国的阶级问题进行了批判式表现。
或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在韩文里，金基德和金绮泳的名字就差一个字，他们都喜欢以女性的遭遇表达时代的创痛，以风格大胆闻名影坛。
很快，军人政府上台，类似《下女》这种深受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电影影响的创作风潮终止了。到了朴正熙统治的时代，政府宣布将电影登记制改为许可制，个人拍片的独立制片制度被废除，电影产业事实上掌握在政府手上，致使韩国电影业在整个1970年代都非常萧条。1980年，韩国政府才宣布放松电影生产管理，但电影审查制度依然存在。
金基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对他来说看电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做的事，自己15岁就在工厂打工，显然与此无缘。
后来，金基德在韩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复员后在社会上打零工，吃了不少苦，终于攒下一笔钱远赴法国学画。出国后，他过了一阵子流浪生活，才真正开始接触到电影。在看到《新桥恋人》和《沉默的羔羊》两部当年大热的电影后，金基德意识到电影的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毫无经验的他萌生出拍电影的想法。
像很多导演一样，他先以编剧身份入行，所写的几个剧本获奖后，于1996年筹得资金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鳄鱼藏尸日记》。
电影以汉江一座桥下的流浪者为原型，以一个临时家庭的爷爷、小男孩和名叫“鳄鱼”的青年偶遇一位轻生的女孩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为故事。电影中的“鳄鱼”曾经是镇压过“光州事件”的军人，退伍之后依然妄图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他先是强奸了女孩，后来又和她产生了情感……在这部青涩的处女作里，已经显示出金基德日后反复使用的主题：
爱欲与暴力的交织，互相伤害却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以及毫无希望的底层人生。
《鳄鱼藏尸日记》 (1996)
也是在同一年，与金基德同岁、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后来也蜚声国际的洪常秀拍出了处女作《猪堕井的那天》，这部电影同样以大胆的性爱场面震慑了韩国影坛。
应该说，金基德和洪常秀的电影看上去风格迥然，却都以各自的方式革新了当时的韩国影坛，表达了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和批判。只不过，洪常秀是通过都市男女一场场玩笑似的恋爱来进行的，更符合小资产阶级的趣味，而金基德则激烈和直接得多，他电影里的反抗性往往会诉诸让人不适的暴力。
1996年韩国影坛同时出现“双壁“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993年韩国电影在本国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5.9%。当年，时任总统金泳三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售出150台现代的索纳塔汽车所获得的利润”，此番论述引起了强烈反响，之后韩国引入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业内的有识之士发起了“废除韩国电影审查”运动。
韩国电影人郑圣一也曾指出，将这两位导演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引发很多社会话题。他说，生于1960年代和生于1970年代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在20岁之前，不得不与朴正熙生活在一起，而朴正熙的经济开发政策让韩国人处于文化荒漠地带。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次年“光州事件”爆发，此后十多年，1960年代生的韩国人都在“卑怯”地活着。
“金基德作为同代人，当别人站在高处想、站在高处向下看的时候，他却一直自下向上看。这一视觉方向很重要。站在高处看的电影主题往往会变形，而金基德则一路仰望着走了过来。他创作了我们文化上未曾尝试过的主题，那是他的生活经历所赋予他的。金基德电影的出现，才使得韩国电影开始能够从整体上反映以往时代所经历的真实生活。”郑圣一说。
《漂流浴室》拍摄现场
02
金基德延续了韩国电影的“恨文化”
金基德去世后，韩联社评价他，“作品大部分脱离传统电影的束缚，经常聚焦流浪儿、流氓、死囚犯、妓女等社会底层小人物，并详细刻画性暴力、野蛮行径和变态心理。”
事实上，金基德的创作绝非一般理解的那样任性和自我，他依然延续了韩国电影对历史记忆的重视，揭示了无法消化的民族伤痛。不同的是，他的前辈导演们试图探索出民族电影道路，而他更重视个人化的表达。
韩国长期处于地缘政治的夹缝之中，国内政治斗争也很复杂和严酷，因此形成的民族性深刻地影响了其电影工业的发展。
学者闵应畯等人在《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一书中进一步指出：韩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恨（han）”的血泪史，其民族的生存状况就是一种“恨”的状态。“恨”已经成为其民族特有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电影、80年代的民族电影运动、90年代抵御好莱坞电影入侵的抗争都是这种“恨”意识在电影中的体现。
所谓恨，并不是简单的仇恨，指的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遗憾，是社会失信与苦闷交织的情感，是韩国独特的民众（Minjung）意识的核心。有人指出，所谓民众不能单纯理解为人民大众，其在韩国有具体的指代，指的是那些居于社会中下层的牧师、工人、记者、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他们痛恨社会不公，希望通过公义的斗争建立合乎人性的社会。
在这样的运动诉求推动下，韩国的电影人试图“在实践中制作、发行有助于建立真正的民族文化、推进社会变革的影片”。其中，林权泽、李沧东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代表。
林权泽是一位从业时间横跨多个时代的导演，在晚期的作品里，他非常重视对韩国的民族文化进行电影再现。《西便制》和《春香传》都是这类电影的代表，渲染了韩国传统艺术的力量和美好。而他的《太白山脉》则以自己父辈的真实故事表现朝韩分裂的民族伤痛。
李沧东  图 / 视觉中国
李沧东的《绿洲》《薄荷糖》以小人物的遭遇展现大时代变迁的故事，直接表现了“光州事件”等历史创痛，集中反映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导演都曾担任过韩国的文化观光部部长，被看作振兴韩国文化的希望。
金基德曾在文章里回忆过他和李沧东的交往，起点就是金去导演协会大礼堂观看《薄荷糖》的试映。两个人是同村的同乡，都是贫苦出身，因此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事实上，李沧东恐怕也是主流电影人里对金基德最为关心的前辈，他们的作品在对民族伤痛的理解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李沧东导演电影《薄荷糖》(1999)
这样的电影创作思路在韩国文化史上具有历史性的价值，但它们都是站在男性立场上以民族主义对抗国家主义的。这点虽然与后来宣扬民族国家精神的商业大片不同，但这种反思历史教训的路径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也缺少对民族文化的批判性思考。
此外，这类电影往往以复原民族的共同记忆为重要的落脚点，展现了对民族共同体的渴望，在批判历史的同时缺乏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批判。进入到1990年代后，关于民族共同记忆的电影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展现全球化时代可引起共振的个体遭遇，个人化电影时代到来，出现了一批表现日常生活、情感纠葛的作品。
1997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参加了刚刚创立不久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公开承诺：在“给予支持，不干涉”的原则下，废除电影审查并积极展开电影振兴政策。韩国的电影也是在这个时期走上了国际舞台，并很快因为独特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而被关注。因此，世纪之交的十年正是韩国电影人集体爆发的十年，不仅前辈导演被重新发掘，包括金基德在内的一批新导演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空房间》 (2004)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基德被国际影坛发现，以《漂流浴室》震撼欧洲后，他曾多次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更是在2004年凭借《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两部作品，分别夺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和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创下了无人能及的纪录。
2004年，他的《春夏秋冬又一春》代表韩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12年，他的电影《圣殇》问鼎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
尽管他的电影在韩国是票房“毒药”，但在国际市场却受到热捧，是电影节交易市场的宠儿。因此，在国内观众的“唾骂”中，他依然能长期拍摄电影。
《春夏秋冬又一春》 (2003)
03
丑闻、抗议与韩国影坛
韩国电影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丑闻、抗议和斗争，这也是金基德一生的写照。他曾写下文章《于我，电影即斗争》来阐述自己拍电影的初衷和过程。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金基德参与了林权泽、李沧东、姜帝圭等人发起的“光头运动”，他们剃光了头在首尔光华门等地聚集，向政府抗议，反对政府为了加入WTO拟修改扶持韩国电影的电影配额制度，将原来的146天的国产电影配额缩减一半，大举引进外国电影。
这些电影人的诉求并不复杂，他们认为韩国电影工业还很薄弱，如果开放市场，好莱坞电影必然会霸占市场，这将给韩国电影工业带来毁灭性打击。最后政府妥协，配额制度保留，韩国电影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开始了狂飙突进式的创作。
“光头运动”取得的胜利也大大激发了普通韩国民众的爱国情绪，直接的表现就是1999年韩国上映的本土大片《生死谍变》票房超过了前一年现象级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
此后，在“光头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几年之间，韩国电影有了巨大的发展，佳作频出，在国际上备受瞩目。2003年李沧东出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他的上任被看成是韩国电影的胜利，同时肩负着维护电影配额制制度和比例的重任。
2001年，金基德的《收件人不详》就是一部具有野心的反思韩美关系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金基德将历史对人的戕害浓缩在几组命运悲苦的人物身上，将自己对历史的态度以强烈的象征符号来表现，这让他的电影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品相。
主人公尚武生活在一个靠近美军基地的小村子，他是母亲和美国黑人士兵所生，肤色黝黑，从小就被歧视。母亲发去美国寻找父亲的信则永远因“收件人不详”而被退回。他为此感到痛苦，最终以割去刻在母亲胸前的父亲的名字来发泄，自己也永远地告别了世界，以头朝下扎进淤泥，留给世界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符号；另外一边，女孩恩洛为了治好失明的左眼不得不委身于美国大兵，却不愿意接受被刻字的命运，将复明的眼睛戳瞎……
“光头运动”胜利以后，韩国电影进入新时代，金基德的作品风格也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2003年的《春夏秋冬又一春》为例，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对灵性和禅意的思考，将人在欲望中的挣扎这一主题表现得更具有哲学性。
金基德拍片速度极快，常常十几天就能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其产量也非常惊人，经常以一年两部的速度在进行。直到2008年，因为拍摄电影《悲梦》追求极致的效果，演员李娜英在拍摄一场上吊的戏时，金基德迟迟没有喊停，造成其险些窒息死亡。加上一手提携的副导演的所谓“背叛”，金基德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选择在江原道山村里过了三年隐居生活。
2012年，一部叫作《阿里郎》的纪录片面世，这也是金基德作品序列里最为特殊的一部。如果说他之前将暴虐宣泄在电影的角色身上，那么《阿里郎》就是一部“自虐”式的电影。
在这部电影里，金基德记录了自己在隐居生活中的所思所想，银幕里的他因为痛苦苍老了不少，最后还对着镜头大哭，一边哭一边唱朝鲜民族最著名的民歌《阿里郎》。
在电影里，他坦承：人生对我来说，自虐、施虐和受虐。我们总是被束缚在现实里，痛苦、难受、憎恨……理解和宽恕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部电影里，金基德也谈到了国际电影节对自己的挽救，以及自己是如何不被韩国主流电影人接纳。《阿里郎》里反复出现《春夏秋冬又一春》的画面，大概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是他最被接受的作品——《春夏秋冬又一春》之后，他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因此，《阿里郎》是一部集合了反思和自恋、批判和自媚的复杂文本，它完美地展现了金基德，也为他此后的人生做了预告。
2012年，金基德凭借《圣觞》问鼎威尼斯电影节头奖，职业生涯有了恢复的迹象。2013年，他拍了《莫比乌斯》，2015年拍了《停止》，2016年拍了《网》，口碑一再滑铁卢。金基德开始对韩国电影业失望，一度想到中国拍摄电影《无神》。
《网》 (2016)
就在人们开始怀疑金基德的创作力时，他又被卷进了更大的丑闻之中。
2018年1月29日，一位名为徐志贤的女检察官在中央东洋广播公司（JTBC）电视节目上揭露了自己曾被法务部干部安泰根检察官性骚扰。
3月5日，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的秘书金智恩接受JTBC专访，她说自己被政治明星安熙正多次强暴。而安熙正一直被认为是下一任韩国总统的热门候选人。
3月9日，涉嫌性侵女大学生的大学教授、著名演员赵珉基在等待调查的过程中在家自缢，震惊了整个行业。
越来越多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被揭发性丑闻，其中既有诗人高银，也包括金基德。
事实上，公众对金基德卷入这些事件并不意外，他对女演员的控制早就在业内传开，《坏小子》的女主角孙婉接受采访时就说：“拍摄时真是噩梦，感觉灵魂受到创伤。”因此，尽管这部电影让孙婉获得大钟奖最佳新人女演员，她还是中断了演艺活动多年。
早在2017年，金基德就被《莫比乌斯》原定的女主角（后来退出剧组）起诉，控告“金基德在未经演员同意的情况下增加床戏，并在拍摄过程中扇她耳光”。
2018年1月，检方确认“金基德在片场扇了她两次耳光”的事实，判定导演支付500万韩币（约合3万人民币）罚金，对强迫拍摄床戏的控告则因为证据不充分给出了无嫌疑判定。
《莫比乌斯》 (2013)
而就在金智恩事件第二天，韩国MBC电视台节目《PD手帐》播出三名受害者指控金基德涉及性侵等不当行为的内容，标题是“电影导演金基德，大师的真面目”。
在这期节目里，起诉过金基德的那位女演员说除了片场暴力之外，金基德曾在聚会后要求其和另一名女性剧组成员“三个一起睡”。她拒绝了金基德的要求，并在之后退出了剧组。第二位演员则控诉了金基德和其男演员赵宰贤对自己的性暴力。她说“好像身处在地狱”“相比电影，（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才是目的”。第三位演员称自己在和金基德工作会面时，遭受到对方的言语骚扰。
这件事之后，金基德的回应是：“因为对女人的兴趣而想赢得对方的心，曾因单方面感情而亲吻对方，也曾因为互生好感而相见，在相互同意下发生过肉体关系。作为一个拥有家庭的人，对此自己感到羞愧。”
那年，金基德带着新作《人间，空间，时间和人》参加柏林电影节时，也有记者对他的丑闻进行询问，他回应：“我的电影虽然暴力但并非我的人生，我不希望大家用电影来看待我的人格。发生暴力事件我深表遗憾，这次事件是个人性的事件，我也在反省。”据悉，柏林电影节曾希望金基德在参展前对自己的行为道歉，但他没有，这让主办方也很失望。
《人间，空间，时间和人》 (2018)
此后，随着韩国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金基德的妻子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而他新片的上映也遭到了抵制。这些都没办法降低民众的怒火。金基德的行为，或许不仅是他性格和道德上的缺陷，也是韩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对于韩国电影从业人员来说，韩国电影业等级制度森严，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情况比好莱坞还要严重，此类事件频发与这种权力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金基德生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过真正的反思吗？这个问题恐怕已经很难回答。可以知道的是，在事件之后，他先是在哈萨克斯坦拍了一部片子，又做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后来还想定居拉脱维亚，这似乎是一种逃避。他曾在文章里自述“自己是一个怯懦的人”，就连买东西都希望钱不多也不少，不用因为找零看人脸色。
金基德曾对批评自己电影的人表示，“即使我现在死去，我也会马上得到人们的重新评判，甚至是那些讨厌我、否定我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转变态度，重新解读我的电影。也许有人会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可能我是有些自满或傲慢，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然而，他在死去后依然争议不断。
美国《综艺》杂志指出，“要正视他对人类和动物的极端虐待描写，这让他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所以他在韩国本土电影圈渐渐被孤立，光环渐渐暗淡。”
法国《解放报》则说，“自新千年之后，他率先引领韩国电影的国际化潮流，成为独特的东方美学和暴力的代名词，引发西方主流电影界关注，但也有许多观众难以忍受。”
或许，在极度热爱和难以忍受之间，不仅是金基德的电影态度，也是他的电影乃至他本人带给不同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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