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穷学生,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去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实验,为博士学位苦读;他也曾经在伦敦、新加坡的Trading desk一天赚几千万,在市场呼风唤雨。他曾经当过严谨理性的Quant,也当过国际大投行的期权交易员。现在的周翔脚踏实地,也雄心勃勃。金牛座的他非常赞同西蒙斯的观点:钱代表power,只有赚到钱,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改变世界。
背叛剑桥祖师爷做交易
年赚6亿美元的期权交易员
文/春晓
1
法拉利
“对了,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法拉利?”站在周翔面前的法国面试官严肃地问周翔。那次面试是2007年暑假,周翔还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系博士。他从剑桥坐火车来到伦敦,专门面试美林的Credit Sales and Trading部门的Structurer职位。这是他决定放弃学术转而做金融之后的第一次面试,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工作面试。
面试他的法国MD单刀直入就问,“你为什么来面试这份工作?”周翔讲了一堆堂而皇之的理由。法国人却摇摇头说,我不信。法国人问周翔,你猜猜我为什么干这行?我就是为了赚钱。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法拉利?他又问周翔。周翔想了想说,那就黄色吧。他暗自想,黄色不错,显得特立独行不拘一格。
讲到法拉利,法国面试官来了兴趣。“你知道吗,你在我们这只要工作一年,就可以买得起法拉利了!”他说。
美林那次面试给周翔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原来做交易的可以这么光明正大地喜欢钱、追求钱!
钱!对的,这正是周翔所希望的。他已经厌倦了在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穿着白大褂做实验的日子。虽然这个全世界知名的实验室出了27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在推动人类科学最尖端的进步,每个人的努力都至关重要。博士后们聊天时常常相互洗脑,说哪怕是自己实验失败,“也是对科学做出了贡献”。
但这清贫穷酸,而又一成不变的生活不是周翔想要的。看着系里的博士后每天骑着自行车懒洋洋地来做实验,他就能想象自己十年后的样子,“我觉得那样的前途很没有意义、很渺茫。”他想要过一个刺激、有意义的人生,他不想当穷人,他想用自己的能力赚钱!
周翔在剑桥大学毕业典礼
2
叩开华尔街的大门
周翔坚定认为选择做金融是他这辈子最对的决定。他一再告诉我,“幸好没有去做博士后”。周翔是金牛座,自认喜欢享乐,非常讨厌波澜不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学术。
但其实,一直到去剑桥大学攻读物理系博士之前,周翔对于“金融”都没有啥概念。周翔在重庆合川县长大,妈妈在县城的银行工作。因此他一直觉得金融就是“存钱贷款”。
虽然自小就是当地学霸,周翔却也经历了“天将降大任”之前的一波三折。高考发挥失误,他没有考上心仪的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他申请美国留学,虽然拿到名校Offer,结果遇上911,他被拒签了。被拒后他在北京过了半年的北漂生活,又遇到SARS。等待的半年时间中,他曾经琢磨过要不要考国内的研究生。但在去听了一节政治课的考研补习班后,周翔感觉头皮发麻。那半年北漂生活,他经历了起起伏伏,但总算好事多磨,剑桥大学给了他Offer。
到达剑桥之后,周翔经常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踢足球。一次在球场踢球的休息时间,一位数学系的本科生建议他去申请Quant的工作。“他说你跟我背景差不多,我觉得你适合做这个”。这位后来成为高盛知名交易员的同学又推荐了一堆书给周翔看。
周翔(后排右一)在剑桥学院足球队与队友合影
周翔对Quant这个职位顿时倍感好奇。其实他之前了解过投行的招聘,觉得那些职位对英语要求太高,不适合自己,但Quant似乎需要专业技能都是他的强项,而且赚钱比当博士后可多多了!上网搜索后,周翔读到那篇Mark Joshi写的On Becoming a Quant。那篇短文让他豁然开朗,“我感觉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块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去撬开华尔街大门的敲门砖。”他告诉我。
为了准备传说中残酷的Quant面试,周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对期权和衍生品一无所知,就发挥中国学霸的自学精神,找来John Hull所著的那本号称期权圣经的《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从头读到尾。为了在金融数学和随机微积分方面更有把握,周翔又找来剑桥自己出的一本《金融中的随机微积分》(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读完这本书,他掌握了包括Brownian Motion(布朗运动)、 Ito's Lemma(伊藤引理)、Martingale(鞅)、Change of Measure (测度变换)等在金融数学中比较重要的理论工具。
周翔重温了编程和蒙特卡洛模型的书,把清华大学出的高数概率论和统计线性代数也拿来复习了一遍。为了增加自己研究背景中数学建模的比重,让自己的简历对Quant职位变得更具吸引力,他甚至花了大半年,自己设计了一个测试金属薄膜折射率的实验,在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发了一篇论文《用太赫兹时域光谱试验确定金属薄膜的复数折射率》( https://aip.scitation.org/doi/10.1063/1.2970161)论文涉及到的数学有傅立叶变换和增强版“on-the-down-hill”算法进行数值求解)。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太功利,完全为了去华尔街工作赚钱而去发论文做研究,的确愧对自己的导师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那些物理界的列祖列宗,有点武侠小说里背叛师门的负罪感”,周翔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依然颇有内疚感。
Quant面试现场很安静,强度很大。面试官 Quant中有很多Geek,不擅长交流和寒暄,直接上来没几句话就让候选人做题。他们每人会出三四道关于概率、逻辑、期权、编程的问题,以及不少脑筋急转弯,让候选人在40-60分钟时间内解答。
做题是周翔最不害怕的。“中国学生,最不怕的就是做题,而且很多都是奥赛数学题。我可能最大的天赋就是比较擅长考试吧。”他说。
笔试之后是面试,每一轮面试都有5到8名Quant考官来轮番测试候选人。周翔形容自己感觉就像“一个嫌犯在警察局里被各路警员轮番审问”。面试之所以这么设计,做是为了挑战候选人在重压之下的表现。候选人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哪怕只有一个面试官有负面意见,就可能就让候选人功亏一篑。
有趣的是,周翔没有拿到用法拉利诱惑他的法国人的Offer。但2008年3月,周翔拿到了J.P.Morgan伦敦的Offer,成为了J.P.Morgan的Sales and Trading部门Forex Option的一名Quant。他兴奋得立即打电话通知老家的妈妈,说自己要去伦敦上班了,还是做金融。在合川县银行工作的妈妈说,“那也行啊,我也做金融,你也做金融嘛”。
但命运总是难以捉摸。就在拿到J. P. Morgan口头Offer的那个周末,J.P.Morgan在美联储的授意下收购深陷金融危机的投行贝尔斯登,因此所有的招聘全部暂停和冻结。猎头告诉周翔,他的Offer也被冻结、甚至可取消,周翔一下从山巅跌到谷底。他不停的问自己:why now?why me?
随后的一个月,可能是周翔在剑桥过得最颓废的一段时间。他整天浑浑噩噩,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实验也不想做,球也不想踢,工作也懒得找,感觉万念俱灰。
周翔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大草坪
戏剧性的峰回路转的一天在5月12日到来。一早醒来后,周翔看到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闻,在震惊和慌乱中打电话回家。得知父母都安然无恙,他稍微放下心。当天下午,周翔就收到猎头电话,告诉他J.P. Morgan还是决定给他Offer。
这一天周翔同时沉浸在悲伤和喜悦中。这样复杂的心情让他难以平复。回顾过往,他感觉人生中重大事件似乎都遵照这种模式,“最后的结果不错,但是过程中往往一波三折,很难有那种淋漓的顺畅。”
3
一天赚了几千万
就这样,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周翔正式在伦敦金融城上岗了。2008年,周翔是J.P. Morgan 全球外汇衍生品交易部门唯一录取的新人。“以后还是可以给儿子吹吹牛的,老爸当年在金融危机最恐怖的时候拿到了Offer。”他说。
周翔奋战过的JP Morgan伦敦交易室
在J.P. Morgan的头半年,周翔常感觉自己在“坐飞机”。公司安排他坐在一个交易员旁边,他要随时回答交易员的问题。“当时什么也不懂,交易员问我问题就头皮发麻,交易员脾气又坏”,他担心自己会被挨骂。但慢慢周翔发现,交易室里交易员们是非常尊重Quant的,因为他们负责做模型,懂得背后的原理,交易员也不会像他想象中的那样,随便对他发脾气。
当了四年的Quant之后,周翔主动给老板提出要做交易。他喜欢市场每天的起伏变化,认为自己对模型的深刻理解能做出更好的交易判断。老板立即答应了他。
2012年,周翔被公司外派至新加坡办公室,主管亚洲地区外汇期权电子交易业务。任职期间,他主要负责外汇衍生品场外和电子交易业务及风险管理、定价和对冲模型开发,也负责奇异期权和结构化产品设计。周翔带领的团队平均每年盈利超过6亿美元,并且还被Risk杂志评为了“Foreign Exchange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
交易生涯中让他难忘的时刻很多。2015年1月是其中最经典之一。瑞士央行突然出人意料的放弃了 EUR/CHF = 1.2 这个汇率下限,随后几天这个汇率最大下跌有30%之多(也就是CHF相对EUR大幅度升值)。那天交易团队见到这么大的风险敞口,都惊呆了,因为数量级已经和平时不在一个等级上。但周翔反复检查了模型,并把定价模型从适合Pegged Currency的模式转换到了带Jump的模式,并快速做了校准和验证。
他曾经作为Quant研发过模型,并对波动率Regime Shift有深刻研究的经验,这让他在应对这个突发事件游刃有余。他让大家按照模型的指示做对冲下单,并且充分抓住了这一历史性事件带来的罕见波动,以及和其他货币对之间突然的相关性变化,同时在多个货币对上布置了波动性和方向性投机头寸。接下来的一两天,他就为公司赚了几千万欧元。
2012年周翔离开伦敦去新加坡,临行前Teammates送他一件球衣在Trading Floor上合影留念
与周翔带领的团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好几家大投行在这个交易中折戟。花旗集团和巴克莱资本的trading 团队对这“黑天鹅”事件反应不及时,导致亏损上亿美金。那几天周翔把一个在巴克莱资本做外汇期权交易的哥们嘲笑了个够,“从此他在我这里基本就再没翻过身,反正有啥争执我都把这个拿出来鞭尸一遍,他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
4
大干一场
“我大学毕业决定出国留学,结果遇到9.11, 北漂继续申请出国留学遇到SARS,博士毕业决定去做金融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做出回国决定时,中国就遭遇了股灾...” 周翔用重庆人的幽默,调侃自己“自带黑天鹅属性”。
2017年,周翔和太太一起回到中国。虽然他放弃了在国际城市伦敦和新加坡长居的机会,但他想离家人更近一点,也期待在中国的期权市场有所作为。回国后这几年,周翔不仅重新熟悉了国内市场,在衍生品交易和投资领域也积累了更加强大的实战经验。
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周翔的血液中依然流着重庆人耿直的基因。他同时具备交易员对风险的极端敏感、对市场的高度兴奋。他说自己很幸运能进入金融行业,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期权交易。他也非常赞同西蒙斯的观点:钱代表Power,只有赚到钱,才有资格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我问周翔,你后来当了交易员,到底有没有买那辆黄色法拉利呢?
他叹了口气说,“哎,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直到去年才拿到驾照。”
周翔在摩洛哥撒哈拉沙漠
两段价值连城的交易经历
就好像所有成熟的交易员,在投资生涯中,周翔也犯过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弥足宝贵,帮助他完善了自己的交易能力。我请周翔分享了他在交易生涯中,最难忘的两个错误。以下为周翔口述。
周翔期权交易实战分享
我在交易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教训来自于奇异期权对于Vomma/Vanna这些和波动率有关的二阶Greeks的敏感性远超Vanilla,这个直接决定了对于对冲成本以及解除对冲所需的成本的计算和评估,直接关系到这笔交易最后的盈亏。在这之前,我对于Vomma/Vanna的认识基本上就局限在Vanilla,或者说局限在理论上。
相较于其他Asset Class, 比如股票,利率,商品等,外汇场外衍生品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带非连续性赔付结构的奇异产品交易得特别多量非常大,比如Barrier Option(障碍期权), 触碰类期权(One-touch, Double-no-touch)等。这类奇异期权基本上对于Vega dvol (Vomma)和Vega dspot(Vanna)这两个二阶Greek比较敏感,而且其价格对于整个波动率曲面都有所暴露,导致无法简单的像对待Vanilla一样通过把某一个点上的Implied vol直接调高来对Vomma或者Vanna进行定价。
我当时作为卖方卖出了一份USDCAD的Double-No-Touch, 因为当时USDCAD的历史波动率处于相对低位,大多数的买方觉得USDCAD汇率大概率将会在一个窄幅内上下波动,所以向投行购买大量的Double-no-touch合约来投机。如果持有期间汇率不触碰上下两个边界,到期就会获得一笔固定赔付。像我这样的卖方卖出这份合约,就实际上在做多波动率。随着时间的推移,USDCAD的汇率的确一直是窄幅波动,我逐渐开始卖出一些ATM Forward Option通过做空波动率来做Vega Hedge。但不妙的是,基本上大多数的投行卖方都持有和我类似的头寸,我们都得做同一方向的Vega Hedge。 一方面是我们这些卖方为了动态对冲持续不断地卖出ATM Forward Option,另一方面市场也的确预期未来的USDCAD波动率会一直走低,二者都导致市场的隐含波动率越来越低。而这个trade是做空Vomma, 隐含波动率持续降低导致Long Vega敞口越来越大,所以需要卖出越来越多的ATM Forward Vanilla来做Vega hedge。这样就恶性循环形成了一个黑洞:大量卖出ATM Forward Option做Vega Hedge –> 隐含波动率降低 –> short Vomma导致需要卖出更多的ATM Forward Option做Vega Hedge -> 隐含波动率继续降低…。交易的同质化放大和加剧了这个负反馈并出现了所谓的“黑洞”效应。
我这笔交易最后还是稍有盈利,因为我们的模型已经考虑到Vomma的成本并正确的计入到定价之中。我通过每天的风险报告及情景分析也大致知道自己的风险处于什么位置,在这期间也提前择机offload了部分仓位给了一些不是那么精明的交易者(对Vomma定价不足),不但降低了我的风险,也赚取了一些价差。
虽然在开始做进去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Trade是short Vomma,但是真正在实际对冲每天关注到PnL变化的时候,我才真切的体会到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如果没有正确的对其进行定价,导致我以低价卖出这份合约,最后的亏损将非常巨大。而且随着大家交易的同质化,当危机开始显现的时候,留给你修补头寸的机会微乎及微。
这个交易给我的启发
1) 奇异期权的风险管理的复杂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二阶Greek的管理和定价,需要对其有深刻理解;  
2)交易同质化可能产生流动性黑洞,解除对冲的成本会急剧上升;
3)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有计划,要提前行动,当风险完全显现变得严重的时候基本上能做的事情也已然不多。
周翔Quant实战分享
我作为Quant在优化JPMorgan FX Options Trading使用的波动率模型的时候,深刻体会到对于交易来说,最好的模型不是那些数学上完美无缺、但实际运用起来却晦涩难懂的模型,而是虽然有瑕疵但是直观简单,可以通过小的改动来令其变得可行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典型就是BS模型,虽然交易员知道这个模型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其非常直观易懂,而且通过引入波动率微笑(volatility smile)就可以让其继续发挥作用。
JPMorgan FX Options Trading的核心波动率模型是一个基于局部波动率和随机波动率的混合模型(Local volatility/stochastic volatility hybrid model),其中有一个关键参数来决定到底多少Smile来自于随机波动率,这个需要交易员自己根据不同的货币对来mark出来。我们当时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我们Quant这边根据模型本身特点以及外汇市场波动率特点设计的一个称为Xi的参数,优点是可以加快模型的校准速度而且解决了先前模型的一个缺陷,缺点是没有明显的物理意义,无法从市场中观察到。
另外一个是称为Speed的参数,具有明确的定义:就是汇率 Spot 变动1%的时候risk reversal价格的变化。这个可以通过市场数据得到,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而且交易员对于这个参数的变化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但是缺点是给定Smile只能支持一定限度内的Speed。所以如果Smile降低,交易员必须手动去把Speed调低。我们本意是想把所有的货币对都用Xi参数来Mark,这样最方便最高效。
但是和交易员交流以后,不少交易员也理解用Xi来Mark的好处,但是对于不少特定的外汇对,比如CABLE (USDGBP),他们还是倾向于使用Speed这个他们熟悉并且物理意义更清楚的参数。他们的理由是:我知道这个参数的缺陷,但是我知道如何去克服这个缺陷,而且我很清楚调整这个参数会对我整个头寸和仓位的风险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相比Xi,我更能通过这个参数来调整模型来把控我的风险。最终我们采用的也是Xi和Speed并存的方案,由交易员来决定对于给定的货币对,到底采用哪一种方式来Mark这个重要的参数。尽管我在Xi参数对模型的优化上花费了最多的精力并且自认为这个参数在数学上最能发挥我们模型的优势,但是在和交易员的交流中我也意识到交易并不需要一个最完美的模型,而是一个最好用最直观最容易把控的模型。
这个Project给我的启发
1. 研究模型不是用来发Paper,而是用来在市场上赚钱。对于交易来说,最好的模型不是那些数学上完美无缺但实际运用起来却晦涩难懂的模型,而是虽然有瑕疵但是直观简单,可以通过小的改动来令其变得可行的模型。
2. 交易员都倾向于使用虽然不完美但是自己很熟悉且知道如何克服其缺陷的模型,而不是那些Quant认为数学上完美无缺但是自己却不易理解不熟悉其特长和缺陷的模型。
3. 对于交易来说,模型不仅仅是为了给出正确的定价,更重要的是能准确计算风险敞口(ie greeks), 给出相对平滑而稳定的对冲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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