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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的良苦用心
在之前所写的《关于蚂蚁的纯财经知识解读：杠杆、资本充足率、ABS》一文中，我们提到，由于监管新规，蚂蚁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这对蚂蚁的投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蚂蚁的成长性大打折扣，所以估值也大打折扣。本来100亿的净资产可以做6000亿的生意，这还是十分保守的估计，现在只能做2000亿的生意。本来以为很快要长成参天大树的，准备按照独一无二的参天大树的树苗价格上市卖掉，现在只能按照慢慢长成一棵比较高大的树的树苗卖掉。
总之，对蚂蚁的投资人是噩耗，那么对整个社会是不是好消息呢？
监管部门积极控制社会系统性金融风险绝对是好消息。虽然蚂蚁不至于带来像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危机，因为并没有致命的衍生品CDS的安排，然而，它带来一场小规模的危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原因是谁也不能保证它的ABS的基础资产不出现像次贷那样的违约风险。
尽管目前来讲，蚂蚁ABS的基础资产花呗和借呗的违约率只有1%，可是谁又能担保这个违约率以后不会恶化呢？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原因，可能它的大数据、算法出现了问题；另一种是人为原因，就像美国发放次贷的银行那样，它的商业道德出现了问题，明知借款人信用不好，为了利益，还是要借钱给他。然后将以此为基础资产的ABS卖给投资人，以后基础资产违约，受损失的是投资人。
所以监管部门出面监管，保护投资人利益，无可厚非。必须防患于未然。
这次监管部门对蚂蚁如此“前瞻性”的监管，很可能是吸取了P2P的教训。
P2P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显而易见的问题，把金融业务活动搬到网上，并不能改变金融业务的本质。没有风控能力的P2P只是中介，早晚是经营不下去的。当然，更糟糕的是当一个事物成为风口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十分荒谬、疯狂。
在P2P风口上，大批毫无金融业经验的人设立了大量的P2P平台，他们完全没有风控的能力；大批有金融业经验的人也设立了大量的P2P平台，他们完全没有风控的意愿；更有大批既无风控能力又无风控意愿的野心勃勃的淘金者。
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照例乱象丛生。胆大妄为的卷了巨资，销声匿迹；愚蠢贪婪的血本无归，到处维权；也有人赌某些平台会倒，每个平台都借点钱，等它们倒了正好不还钱，黑吃黑；做代言的艺人、名人代言费早已落袋为安，大不了出来道声歉。
最可怕的是某些校园贷P2P企业，各种非法手段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各种隐蔽的方法把实际利率弄得很高，有的甚至高达100%，然后通过暴力、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等极为恶劣方式催收贷款。逼出了大学生自杀的好几条人命。
政府终于忍无可忍，重拳出击。11月27日，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在《财经》年会上透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据说之后只会允许三家平台继续运营。
谁也不希望ABS市场再出现像P2P一样的悲剧。
又有人说，就算这样，这也只能解释为什么监管部门要设立蚂蚁ABS的规模限制，不能解释为什么监管部门要设立和银行联贷的规模限制。银行是监管很规范、很严格的行业，蚂蚁助贷的部分又是算银行的贷款，银行必须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来覆盖。
除了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还有准备金等其他控制银行风险的方法。蚂蚁合作的又都是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绝大多数是国资背景，为什么还要限制蚂蚁的助贷规模呢？
最近一连串国企、甚至是代表地方政府的国企的债券违约事件，特别是其逃废债的性质，让我们对监管部门限制蚂蚁助贷规模的良苦用心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把国企比作长子，把蚂蚁比作次子，从一开始就限制长子和次子联贷这项业务的规模，从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角度是很有必要的。
技术与监管，以及前瞻性监管
当然，监管部门在控制风险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现在技术的发展对贷款违约率等因素的影响。
比如，商业银行在和蚂蚁合作联贷时，联贷贷款的风险权重一般设为100%，也有设为75%，甚至按照内部评估法则设为50%的。50%不算低的，因为根据2012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就是50%，而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是1%左右，和蚂蚁的花呗、借呗贷款的违约率差不多。
既然违约率差不多，那么计算蚂蚁资本充足率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按照风险权重50%来计算呢？根据新规，蚂蚁的ABS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16.67%（已经比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了一倍多），ABS资产风险权重100%。如果ABS资产按照50%的风险权重来算，那么在资本充足率不变的情况下，蚂蚁的ABS规模就可以翻一倍。
监管部门所规定的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权重资产）中的各类资产的权重充分反映该类资产的违约风险，和违约率是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有了新技术、新方法可以更好地识别风险、控制风险，资产违约率下降，那么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就可以相应降低。目前我国银行使用的是2012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截至目前，还没有调整过风险权重。
当年，我国的这套监管制度是综合了巴塞尔协议二和三以及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还是相当合理的。这几年，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重新评估、修订协议，近两年陆续发布了巴三最终方案，称为“巴四”，或者“后巴三”，对现行方案进行了大幅调整和改革，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都进行了修订，预计在2023年1月1日开始在全球落地实施。中国也将遵守、实施这套规则，届时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都会随之改变。
显然，巴塞尔委员会也在与时俱进，大家要有耐心。巴塞尔协议从1988年第一版到2004年第二版到2010年第三版，到不久的将来推出第四版，应该算是很努力了。监管总是要与时俱进的，特别是当技术大阔步前进的时候。 
另外一个问题是规模，之前蚂蚁参与的所有信贷业务涉及的规模为2万亿，这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量中只占1.3%。新规之后，如果净资产增加到500亿，它能参与的所有信贷业务规模是1万亿，占比就更小了，只有0.65%。监管部门考虑到它对投资者利益可能的损害，出于保护投资者、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对它加强监管，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它离“尾大不掉”实在差很远。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经济学家对行政监管的前瞻性问题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太过前瞻的监管将扼杀创新，最终适得其反，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
监管部门真的很难，监管滞后了，就出现P2P这样的悲剧，社会总福利大大受损；监管太前瞻了又会阻碍创新，社会总福利也会受损。监管时间要恰恰好，太滞后不行，太前瞻也不行；监管程度也要恰恰好，太重了不行，太轻了也不行。不管怎么样，监管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
普惠金融：如何帮助卖肾买手机的青年？
2011年，苹果推出iPhone4。湖南郴州一名17岁高中生小王十分希望给自己和女朋友买一部苹果手机。他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于是在网上偷偷联系了一个器官交易团伙，最终以2.2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右肾。
器官交易是非法行为，摘取手术在黑医院进行，结果伤口感染，小王患上了肾病综合征，被判定为三级残废，一辈子都要靠药物维持生命。
这个事件让大家不胜嘘唏。那么，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年轻人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造价值观，不能让消费主义腐蚀了他们脆弱、虚荣的心。所谓消费主义就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生命这么宝贵，把消费作为人生目标真是太可惜了。
除了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他们走上超前和过度消费的歧路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为他们提供合理的金融服务。
金融的本质说到底就是财富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迁移。空间维度来讲，就是有余钱的把钱借给需要钱的；时间维度来讲，就是把自己将来可以得到的财富挪到现在来用，或者把现在的财富挪到将来去用。比如，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只好养儿防老，儿子是最有效的金融产品。如果有了金融，防老就不需要养儿了，不需要受辅导作业的罪了。
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要让原本不能享受这种财富迁移服务的人也能享受到，好比享受到水电煤一样。如果小王可以获得一笔贷款购买手机，用他以后参加工作赚的钱偿还这笔贷款，等于帮他把以后的财富用到现在，那么也许他就不需要卖肾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给定他这样愚蠢这样爱冒险，他会借很多钱、借高利贷，最后跳楼，所以不应该借钱给他。但是，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像小王这样的，大部分人还是很正常的。
如果他们家境贫寒，给他们贷款，他们可以买一个电脑或者iPad作为学习工具，更努力地有效地学习，以后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生活从此就不同了。或者他们借钱支付老家弟弟妹妹的学费，弟弟妹妹的人生从此就不同了。
最近一部纪念中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的财经主题话剧《大赢家》也有校园贷的桥段，认为给学生贷款就助长了他们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恶习，不利于培养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精神。
这是把学生都看成是小王这种人了。这是人的问题，不是金融的问题。有些校园贷P2P企业搞成高利贷，恶意催帐，逼出人命，这是那些企业的问题，不是金融本身的问题。好比有人拿刀杀人了，你不能认为是刀的问题，从此禁刀。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小王这样，也不是所有的金融企业都以高利贷逼人跳楼。这些问题不能混淆起来。
总之，穷人也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拒绝他们的这种权利。他要借钱买个iPad，你说我不能借给你，因为你会玩游戏上瘾。那为什么有房子做抵押的人借钱买iPad，你就不担心他玩游戏上瘾了呢？
普惠金融，和消费主义、游戏上瘾等社会问题要分开来看，富人和穷人都有可能被消费主义、游戏掳获，这不是拒绝给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理由。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14年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这个数字到今天没有下降多少。
为什么传统上金融只为富人提供服务呢？因为不然怎么进行风控呢？除了看一个人现有的财富并将其作为抵押，没有其他办法来判断这个人将来的信用，也没有办法控制风险。当然有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办法，就是麻烦一点。
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孟加拉的“普惠金融之父”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它的一个办法是银行工作人员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形成5-8人的连锁互保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申请贷款，其中先有两人可得到贷款，如果按时还本付息，第三人和第四人才能接着借钱，待第二批两人如期履约，最后的人才有资格拿到贷款。一人违约，全组信用受损，连环贷款就会中断。用这种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行风险控制。
以前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不到，儿子娶媳妇要盖房子、女儿出嫁要办嫁妆，钱不够只能问族中家道比较殷实的亲戚借。一族都很贫穷或者都不愿意帮助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只好降低标准娶儿媳嫁女儿。外人就是有钱，也不敢借钱给你，因为没有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没有办法进行风险控制。
如果现在有了新技术，可以判断一个没有可抵押资产的人的将来的信用，可以控制风险了，那么普惠金融就有了大力推行的基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诞生使得普惠金融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
不过，蚂蚁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普惠金融，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的花呗和借呗的借款人多少是真正的穷人？当然这取决于穷人的定义，不过这些人大多数是传统金融体系遗忘的角落，这是肯定的。它是否能覆盖到农村地区大量的穷人，这就很难讲了。可能有一些贫困地区的商户，比如井冈山卖笋干的商户，不过应该不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鼓励拼多多也做金融，因为它的客户群和商户群更下沉，是普惠金融更精准的服务对象。
除了蚂蚁小贷公司的花呗、借呗，蚂蚁集团旗下的网商银行过去5年累计服务了2900万小微经营者，包括网店、路边店、经营性农户。“这些小微经营者户均贷款3.6万元，80%此前从未获得银行经营性贷款。”未来五年，蚂蚁网商银行将升级目标，加大开放力度，通过走进供应链、农村，进一步提高小微贷款可得率，并通过与各大金融机构的合作，计划5年发放3000亿贷款的免息券，持续为小微减负。
蚂蚁对普惠金融肯定是有贡献的（阿里系电商平台的商家占全国中小微企业的10%左右），但是传统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做了不少普惠金融的工作，不可抹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同时也是我国首部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
日前，第三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发布了《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案例集锦（2020）》，并揭晓“中国普惠金融典型案例（2020）”名单。这些高大上的典型且不说，讲一个我身边的案例。
有一位河北省的朋友创办了一个小微金融企业，扎根农村，选择人品正直、街坊邻居关系好、且有一定商业经验的农民作为乡邻小站的站长，培训他们收取存款和发放小额贷款等简单的金融操作，利用站长家里的空闲房间作为办理业务的网点，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展基于熟人关系的农村金融。站长不领取工资，收入来自为商业银行吸收储蓄的佣金。小额信贷不出村，便于控制风险。
事实证明，小微金融大有可为。农村金融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普惠金融是大势所趋，对经济发展、社会维稳都至关重要。
这方面蚂蚁显然功不可没，但是也不能居功自傲，正如秦朔老师之前的一篇文章《假如让马云重讲一次蚂蚁》所指出的那样，要感恩，要敬畏，要如履薄冰。
跨界问题和数据安全问题
有人提出，人家美国互联网平台都不搞金融，亚马逊、谷歌、脸谱都没有金融，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互联网企业个个都在搞金融？不应该允许他们搞。这个观点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脱离了历史沿革和进化路径静态地看问题。
亚马逊、谷歌、脸谱这些互联网企业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的金融已经十分发达了，几乎覆盖了所有角落、所有人群，产品众多，能够满足各种需求。如果说我们的问题是金融不足的话，他们的问题就是金融过度。
除了传统的金融服务，电子支付等互联网需要的新服务也及时地发展起来。亚马逊创立之后三年，1998年，电子支付公司PayPal也成立了，它和电商公司合作，解决它们的支付问题。之后还出现了不少高效的电子支付公司。亚马逊并不需要自己做电子支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物流领域。在美国，电商企业开始发展的时候，物流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亚马逊不需要自建物流。但是京东就不一样，它当年刚起步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物流服务还十分薄弱。一张磁盘通过第三方快递公司送到客户家里，客户看看外表完好无损，签收。放到电脑里才发现是坏的，向京东投诉。京东找第三方物流公司投诉，该公司不承认中间摔过。你怎么办？找它打官司，耗时耗钱，根本不合算。不如自己做物流，快递员都是自己的员工，客户投诉，可以扣奖金、扣工资甚至解雇。物流服务质量上去了，成本还低。
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用企业取代市场交易。当自己做物流的成本低于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物流服务的成本时，企业就会选择自己做物流。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这就是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亦称企业边界理论。科斯因创立此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马逊后来也开始自建物流，因为它的发展超过了美国现有物流基础设施的能力，为了提高效率，它必须自建物流。也许有一天亚马逊也开始做金融，这不是不可能。
金融业务的核心能力是风险控制，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说，电商的风控能力已经超过了传统商业银行。后者都把风控“外包”给电商企业做，那么为什么电商企业本身就不能做金融呢？只要像对金融企业一样监管，就不怕他们危害社会（目前的监管似乎比普通金融企业更严厉）；实际上，让风控能力强的企业做金融只会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
还有人把P2P的灾难怪罪于互联网，更加没有逻辑了。互联网是个工具，好比汽车，有人开车撞死了人，难道就禁止汽车吗？应该是完善交通法规，严厉处罚条例，严格资质认证，加强安全教育。而且各大互联网企业的P2P并没有出大问题。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允许互联网企业搞金融。
总之，美国的发展阶段、路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必要依葫芦画瓢，我们画自己的瓢就好了。从原点、原则出发思考问题，遵守企业边界等经济规律，就不会出大事，我们的瓢完全可以画得比他们的葫芦好嘛。
还有人质疑数据安全的问题。数据时代，人们担心数据安全、数据霸权，这很正当。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全人类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如果把数据安全、国家安全作为政治武器，打压其他国家的企业，显然有失公允。比如特朗普，为了大选连任，频频祭出这个杀手锏，一再制裁华为，结果还是败选了。
英国政府11月30日表示，英国通信企业在2021年9月之后将禁止安装华为5G的新设备。欧美不少安全专家出来论证，华为并不对美国或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有什么隐患，也是通讯设备整个行业共有的隐患，应该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制裁封杀华为一家公司。
在个人层面，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确是现实的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绝对不是彻底取消电商、社交媒体、网络金融等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现代人是很难生活的，好比没有电、没有汽车，很难生活一样。每年很多人触电死亡、出车祸死亡，但是没有一个社会因此就禁电和汽车。一个社会应该像驾驭电和汽车一样驾驭互联网，而不是以安全为由因噎废食，由此很可能干扰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影响效率，损害社会总福利。
  • 作者介绍：曾在复旦学习、任教9年；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职20年。微信个人公众号：悟00000空。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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