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考古发现非常震撼，长江中游古文明价值或将重估

◆ 季羡林先生认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新一轮考古研究展开，颠覆了人们对“史前”这一概念的认知，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位列“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专家推测：在距今4000年前，不仅长江中游有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而且中华大地已经基本形成了“文化认识共同体”

◆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遗址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构成了长江中游完整的原始文明序列

◆长江中游古文明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记者丨皮曙初朱华颖

　　历史的一半是从泥土中挖掘出来的。

　　早在1993年，季羡林先生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在看到许多出土文物后，“大为惊诧”，写下《中国古史应当重写》一文，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

近年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一带不断获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刷新”人们对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文化的认识，重新构架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长江中游古文明中心壮丽图景。

▲连体双人头像

　　根据这些考古新成果，有学者甚至将历史上的长江中游文明与雅典文明相比，认为“双方都达到了一个灿烂的高峰，而且总体水平大致不相上下”。

“史前城市群”？“文化认识共同体”？

长江中游“惊天动地”的大发现

　　201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新出土大量史前玉器，其精美程度令考古学者和史学家“大跌眼镜”，一度无法相信这些是“史前”的作品。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时间跨度在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左右。

　　2017年4月12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作为“史前长江中游文明中心”的石家河遗址位列其中。

专家评论认为，石家河玉器工艺水平高超到“令人震撼”，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直至龙山时代仍然是中国文明起源中不容忽视的区域。

▲鬼脸座双头鹰

“新出土的一件玉虎，造型太成熟了，几乎不像是那个时代的作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说，“那天我到石家河发掘现场，正好在清瓮棺，这个虎形玉器就是我自己清理出来的。后来把现场拍的照片给大家看，有的人说是西周，有的人说是战国。”

▲玉虎

早在1954年冬，湖北京山和天门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就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多处史前遗址。在距今约5000年至4600年的屈家岭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数量惊人的稻壳，与今天栽培的粳稻品种最为相近。而在石家河遗址，他们发现很多陶制品，有陶鸡、陶狗、陶猪、陶羊，还有抱着大鱼的陶俑。

　　此后经过多轮考古发掘，又陆续发现大量史前遗址，年代分别与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相仿，因此，考古学上将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同时，长江中游还发现距今约8500年至6300年的城背溪文化遗址、距今约6300年至5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它们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构成了长江中游完整的原始文明序列，并且是全球最早的稻作文化中心之一。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所处的时期与历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当，在考古学上与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相当。“十二五”以来，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史前聚落成为长江中游考古重心之一，并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随着历史的泥土被考古工作者一层层剥去，更多“惊天动地的大发现”，为探寻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提供了新视角。

▲云形玉佩

2015年11月，石家河遗址新一轮考古研究展开，240余件精美史前玉器“现身”，颠覆了人们对“史前”这一概念的认知。同时，考古人员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谭家岭遗址发现了面积为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始筑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比此前考古揭示的最早筑城年代提前了至少500年。又在石家河古城西边的印信台遗址，发现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祭祀文化遗迹，推断为迄今所见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一般认为，青铜器、城市、文字和礼仪中心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要素。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教授说：“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已经是文明时代的前夜。”

　　考古发现，石家河古城是迄今这一时期长江中游最大的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与其周围分布的同时期小型古城联系起来看，显示出中心城市的规模和地位。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已经发现17处城址，仅今天湖北省境内就有15处。

▲石家河的红陶杯堆积。据考证这里是史前的红陶杯作坊（记者朱华颖摄）

　　历史的神秘与精彩，就在于古今遥相呼应，一脉相承。今天正致力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荆楚大地，时间回溯4000多年，恰恰有一个“史前城市群”引领长江中游向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道曙光。

　　方勤介绍，当时这里已经形成“文化高地”，它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陶寺、石峁以及川西的宝墩，堪称当时几个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影响周边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石家河、陶寺、石峁、宝墩分别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各自形成了一个相对共同体，各个共同体又互相吸收，文化南北交流互通。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在文化符号、文化元素上形成共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演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专家推测：在距今4000年前，不仅长江中游有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而且中华大地已经基本形成了“文化认识共同体”。“这一时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恰恰可以视为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方勤说。

楚国“十三陵”？南方“大都会”？

令人惊叹的“东方雅典”文化遗存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流传于历史中的名言，侧面反映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在文化和实力上的自负与自信。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不断印证了楚文化巅峰时期的灿烂成就。

▲曾侯乙编钟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横空出世，一套完整青铜编钟的出土，引起海内外的轰动，有人誉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11年，随州叶家山墓的发掘，再次“惊天动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年代之早均属罕见，其中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年代比曾侯乙编钟要早500年。

从2011年到2013年、2014年，随州叶家山、随州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三处曾国大墓的发掘，连续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大墓丰富而精美的墓藏，不仅勾勒出汉东古国曾国的完整历史，而且反映了长江中游进入文明时代后的繁荣盛景。

　　“曾国曾长期作为楚国的附属国而存在。”蔡靖泉说，一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楚国附属，出土文物就达到如此震撼程度，楚国的文化成就“可想而知”。

　　在他看来，荆州熊家冢规模、等级、墓藏决不亚于曾侯乙墓。

　　熊家冢位于荆州郊外的川店镇，是目前所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楚国古墓，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楚国的一座王陵。记者走访这里时，古墓深幽，游客寥寥。

　　熊家冢古墓遗址公园占地15万平方米，主冢、附冢犹如一大一小两座山丘，座西向东，两侧殉葬坑有130余个。“每个殉葬墓里埋有一人，意味着墓主有130余人殉葬。”荆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刘德银说。

　　40座车马殉葬坑更为震撼，战车遗迹和战马遗骸排列整齐，保存完好，状态生动。其中一号车马坑长132.6米、宽11.4米，43乘真车、164匹真马组成的车马阵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是迄今所见先秦最大车马阵。

▲熊家冢车马坑

　　“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看到熊家冢后的评价。据勘探，熊家冢主冢墓室长70米，宽67米，仅棺木面积就有400多平方米。刘德银说：“熊家冢的椁室面积与曾侯乙墓的椁室面积相比，大了近3倍。如果墓主人是一代楚王，不难推测，他的墓藏应该比曾侯乙丰富得多。”

　　文物部门对熊家冢进行了小部分发掘，清理殉葬墓40座、车马坑12座、祭祀坑6座。既便如此，考古成果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仅在殉葬墓中，就发现以玉器为主的各类精美文物2200件(套)。靠近主冢第一排最左边的殉葬墓里是一位年轻女子，全身上下竟有453件玉器，专家推测她可能是墓主最宠爱的妃子。

▲熊家冢车马坑发掘

　　今天，以荆州楚纪南故城遗址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墓葬遗存数量惊人，有八岭山、马山、纪山、雨台山、天星观等多个古墓群，从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到中下层贵族和平民墓葬，一应俱全，数以十万计。其中，八岭山墓群高等级贵族墓葬最多。

　　荆州博物馆研究员张万高介绍，八岭山37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带封土堆的古墓葬853座，直径在70米以上的大型墓葬20多处，最大达到110米。其中，规模可与熊家冢相媲美，具有完整陪葬墓、殉葬墓、车马坑的至少六七处。

　　有人称八岭山为“楚十三陵”，认为纪南城既然是楚国最为强大、繁盛时期的郢都，八岭山这里极有可能是“楚王陵园”，成建制埋葬了十多个楚王。

　　纪南城作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故城遗址。考古发现纪南城土筑城垣保存较好，城区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里的宫城区、贵族居住区、平民生活区、集市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分布明显。

　　2011年起，随着国家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启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经过6年现场发掘，不仅发现一批古窑址、古井等新的重要遗迹，而且明确了纪南城内宫殿区的范围。宫城面积达72万余平方米，与北京故宫面积相当。

　　蔡靖泉认为，战国时期，楚国一度据有南半个中国，可谓泱泱大国，其时的郢都堪称一个人口众多、繁华富庶的“南方大都会”，城市人口估计已达30万。史载：“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也。”早上穿新衣进城，到晚上被挤破了，郢都之繁盛可见一斑。

　　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一些学者认为，放眼战国时代的世界，与楚国文化成就相辉映的，是古希腊，与郢都具有的历史地位相颉颃的，是古希腊名城雅典。被誉为楚学泰斗的已故著名学者张正明认为：“在包举西方和东方的历史视野中，不妨说，江陵曾是东方的雅典；当然也不妨说，雅典曾是西方的江陵。”

千年不老唯文化

推进“文化大保护” 丰富文明话语系统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一把大火将楚国郢都烧掉。直至1956年考古人员发现故城遗址，纪南城已经掩埋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中长达2200多年。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历史学教授马敏说：“千秋不老唯文化。历史可以冲淡一个王朝的背影，时间可以消弭一个时代的印迹，但文化烙印是永恒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文化魅力是无穷的。”

　　近几十年来，长江中游江汉一带大批出土文物，显现出长江中游先秦文明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

　　考古证实，商周中原王朝的铜，基本上都来自长江中下游一带。而今鄂东南大冶至今皖中南一带，考古发现大量古矿冶贵址。以编钟、越王勾践剑为代表，楚国青铜、复合铜、铸铁冶炼技术炉火纯青。荆州博物馆馆藏出土青铜剑就有上千件，可以武装一个连。

竹木漆器是楚国出土文物中的一绝。楚人用天然漆调制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彩漆，并具有防潮防腐性能，达到中国漆器工艺的高峰。荆州出土以虎座飞鸟为代表的竹木漆器举世无双，种类繁多、纹饰绚丽，艺术造型丰富浪漫，纹样图案富丽华美，显示出楚文化奇诡浪漫的个性。

　　1982年发掘的马山一号墓是一个战国小型墓葬。然而墓葬中出土丝绸刺绣织物152件、保存完好35件，填补了我国先秦丝织物实物资料的空白，为认识古老的“丝绸之国”提供了完好的实物资料。楚国丝绸刺绣品织造精良、工艺繁复、品种齐全、花纹秀美，马山一号墓至今被考古学界称为“丝绸宝库”。

楚国简牍的成批量问世，更为先秦时期长江中游文明作出了明确的注解。历史上并无楚国简牍现世，大量载有优美文字的楚简都在近几十年出土，并且比较集中于荆州一带楚墓之中，内容囊括遣册、司法文书、日书等，反映了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包括所见最早版本的《道德经》在内的大批文献佚籍。它们如同从两千年的沉睡中苏醒，或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或讲述生动有趣的远古故事，还原了一个更为丰满生动了先秦文明。

　　蔡靖泉认为，就楚文化的突出成就而言，主要体现在铜铁冶铸、丝织刺绣、漆器制作、玉石琢磨、道家学说、庄骚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八个方面。八大要素构成楚文化的完备体系，显示出鲜明的特色、成熟的形态和奇伟的气派。

秦统一中国之后，楚国湮灭，一度辉煌的楚文化化作文明元素融入正统中原文明，逐渐成为高度符号化的历史记忆。蔡靖泉说：“由于天下一统，南北合政，楚文化乃随时移世变，成为新时代文化创造的重要基础，并逐渐与其他地域文化融合演变为新型的汉文化。”

　　方勤则认为，楚国灭亡以后，楚文化的绵延虽不再冠以“楚”的名号，其特质却因汉王朝的强大，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承。经过多年的楚文化考古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公认楚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它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发掘文化资源优势、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时代的召唤、形势的需要。”马敏说，荆楚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经两千多年直至当今所形成的开放革新的文化品格、锐意进取的文化精神、精彩绝艳的浪漫特色、多元兼容的价值取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巨大的能量。

　　季羡林写了《中国古史应当重写》后，犹觉不够，三年之后又写下《中国通史必须重写》一文。他说：“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有的人甚至认为，长江早于黄河。长江流域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这一切都说明，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一条老路。”

　　“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2016年，中央提出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展略定位，长江中游和整个长江流域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江“大保护”不仅是生态层面，也是文化层面，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由于历史的惯性，长江中游古文明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这也阻碍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优势资源的进一步发掘。在今天推进长江“文化大保护”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古文明价值，从楚文化刚强、浪漫的特征中提炼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元素，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丰富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系统，完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刊于《新华每日电讯》，原题《长江中有“史前”就有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