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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香港充满挑战，
共同走出困境需要大家的集体智慧。”
青青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是香港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第六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对于香港，青青的感情一直是复杂的。国人对香港的评价，往往呈现两极之势，难以中立、客观。
青青认为，这种印象的分化，在于中国人习惯用大国思维去看待这座城市，然而，却缺少了国际思维的衡量。
诚然，在香港崛起的过程中，少不了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支持。
但是香港对于大陆的改革开放，也给予了很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还是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香港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贡献。
从这个方面看，香港离不开大陆，大陆更加离不开香港。香港对于大陆的影响力和借鉴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青青认为，中国要想真正走向世界，靠的不是堆砌又一个上海、深圳这样同质化的城市，而恰恰在于，需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够时刻作为借鉴和榜样的香港。
下面来看香港港交所总裁李小加的演讲全文：

近年以来，有些朋友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独特优势产生怀疑，质疑香港的发展为什么非要依靠内地，亦有不少内地朋友认为强大的中国今天已经不再需要香港。
香港的优势还在吗？
未来三十年，香港还能延续东方之珠的璀璨吗？
过去三件事：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先回望一下香港的过去。
过去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内地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十年。
在这个三十年中，香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转口贸易；
第二，直接投资（FDI）；
第三，资本市场的大发展。
转口贸易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桶金，FDI直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而香港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则为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本。
从1993年H股诞生开始，一家又一家中国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来自全球的资金，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电讯公司丶能源公司丶银行和保险公司。
在改革开放这三大潮流中，香港都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
当然，在此过程中，香港自己也收获了繁荣富强，成为全球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过去为改革开放所做的三件大事都有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为中国输入资本。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缺钱，香港一直是中国最可靠的海外资本聚集中心。
细心的朋友也许会问，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国内到处是寻找投资渠道的资金，不差钱的中国还会像过去一样需要香港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开放市场、法治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与市场体系、专业人才和中英双语环境在今天和未来仍然是中国非常宝贵的“软实力”，它们是成就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与努力。
内地现在也已经越来越开放，不少城市的硬件环境也已经赶超香港，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依然十分突出。
只不过，时移世易，香港需要与时俱进。
未来的三十年是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时代。
除了发挥其传统的融资功能外，香港还须尽快调整定位和转型，做好新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帮助中国国民财富实现全球配置。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国民财富进行全球性分散配置的需求已经出现。
从几年前开始，中国内地的国民财富逐渐开始了从房地产和银行储蓄走向股市和债市、从单一的国内资产配置走向全球分散配置的历史性“大搬家”。
国内现在所谓的“资产荒”，其实质就是目前国内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的资产配置需求。
一些“勇敢的人们”已经开始将资产直接投资海外，但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者还暂时没有能力直接“闯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须对资本外流进行管制，我们若能加快发展类似沪港通和深港通这种安全丶可控的互联互通模式，把世界带到中国门口的香港，让中国人“坐在家里投世界”，中国就会再次通过香港找到开放和繁荣的捷径。
第二件事是帮助中外投资者在离岸管理在岸金融风险。
在今天的内地市场，利率与汇率尚未完全开放，因此内地的债务与货币衍生品市场也还没有建立成熟的风险管理机制。
内地的股市虽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具有双刃剑效果的衍生品市场仍会在股市大幅动荡时受到限制，难以完全发挥风险对冲功能。
衍生品市场的缺失使得大量有意持有中国资产（包括股票丶债券与货币）的国际投资者在国门外望而却步；
而国内大量高风险偏好的资金也因找不到合适的高风险高回报投资目标而在内地市场中“东奔西窜”，形成风险隐患。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完全可以帮助内地市场“另辟战场”，让中外资金在与内地市场有一定安全隔离的境外市场充分博弈、对冲风险。
香港拥有国内外投资者都认可和熟悉的法治和语言环境，在这里，海内外的投资者最容易各取所需、形成良好的互动。
因此，只要充分了解双方投资者的需求，提供适合的产品，香港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亚洲时区内最主要的国际风险管理中心。
内地的期货交易所也可以在内地股市休养生息时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境外继续发挥风险管控的功能。
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双向波动时代，无论是国内的进出口贸易商、QDII基金还是国外的QFII基金和使用沪港通的投资机构，都有管理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求，我们推出的人民币汇率期货，就是为他们度身定做的风险管理产品。
事实上，从人民币汇率期货今年以来的成交量分析，不难发现一些洞悉先机的投资者已开始利用我们的产品去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
今年，我们计划推出更多人民币货币期货，包括欧元兑人民币丶日元兑人民币丶澳元兑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期货等品种，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件事是帮助中国实现商品与货币的国际定价，为中国的资金定价海外资产提供舞台。
未来三十年，是中国资金不断向外走的三十年，中国的投资者不能再像中国的外汇储备一样，只当“债主”（特别是美国的债主）。
我们也要学着走向世界，用我们的钱来“定价”我们要买的海外公司股权，我们要买的大宗商品；
同时，也要用我们的购买力让越来越多的国际权益与商品以人民币定价，这样，我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掌握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定价权。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定价中心，一个市场必须具备中外各方均能接受和认可的规则体系与制度安排，也需要高度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市场服务环境。
拥有“一国两制”优势的香港既是内地投资者的“主场”，也是外国投资者的“友场”。
具备以上所有条件，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首选的海外定价中心，让中国的资本通过这个定价中心取得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如果能够做好以上这三件大事，香港一定能够再次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也自然可以巩固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做好这三件事的关键在于“一国两制”。
“一国”使内地可以放心地让香港去努力创造这三个新的中心；
“两制”可以让国际社会充分拥抱香港这三个新的功能。
“一国两制”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政治话题。
作为香港交易所的集团行政总裁，我触及这个话题的唯一原因是它将直接影响上述香港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新功能。
换句话说，上述愿景的实现取决于内地是否相信“一国”不会受到挑战；也取决于香港及国际社会是否相信“两制”会长期持续。
从我在香港二十多年的生活体验来看，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从未对“一国”有过异议。
有的内地朋友会说：香港人既然拥护“一国”，那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爱国热情？
为什么没有更坚决地反对损害“一国”的杂音？
恰恰就是因为“两制”，香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上与内地就会有所不同。
只要反对“一国”的声音属于杂音，而不是主旋律，就应该允许香港以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杂音。
反过来看，香港人也应有自信，内地的主流从未想要损害“两制”，因为维护“两制”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
中国已很富强，她并不需要再多一个上海、深圳或广州，她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香港。
香港人若没有这份自信，我们就会让“两制”渐行渐远。
所以说，香港人保证“两制”的关键是拥抱“一国”。对内地来说，让香港人拥抱“一国”的关键是保障“两制”。
正确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开篇提及的质疑与负面情绪。
今天的香港充满挑战，共同走出困境需要大家的集体智慧。
我们可以尝试的第一步是拒绝回答错误的问题，努力提出正确的问题：
香港的繁荣能否离得开中国的发展？
这是错误的问题。
正确的问题应是：香港的繁荣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的发展？
强大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香港？
这也是错误的问题。
正确的问题应是：有一个繁荣、稳定、自信的香港是不是对中国更好？
如果我们问对了问题，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香港的繁荣不应离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更应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
过去如此，今后亦然。

「香港这一步困境要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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