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兆凡
“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做儿童课程?”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总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的人反复追问。
例如在给成人开设的思维训练营里,总有学员不断感叹: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学到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从小就有机会不断训练,这一路走来恐怕会少很多纠结吧。
例如我们给老师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上,经常有并不是老师的家长来“蹭课”——你们要是有直接给孩子开的课就好了,就不用大人先学一道再教给孩子,效果一定比我转手教要好。
又例如在我们为公共事件发声、呼吁公共理性时,留言区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评论:理性的缺乏源于我们传统教育中对逻辑、思辨训练的缺乏,而根本的改变必须从年轻一代的教育开始。
而现在,对于大家的追问,我们终于有了正式的回答:
儿童思辨教育,从现在开始。
系统培养中小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我们的愿景。
以语文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结合阅读和写作,通过系列线上、线下课程,用具有思辨性和互动性的教学形式,围绕中西方教育专家提出的分年龄段思维能力培养目标,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思维方法,使他们最终既能在升学中脱颖而出,又能更好地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实现愿景的方式
(主创蓝方和C计划线下课堂的孩子们)
是的,C计划要发力做针对儿童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了。因为孩子们等不起了。
01
批判性思维,是刚需吗?
当我们把开拓儿童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朋友时,大家毫无疑问都表示支持。
以讲理论证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应该是每一个人从小就需要学习掌握的技能。它帮助我们在获取信息时,能够明辨真伪是非,决定自己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不会被欺骗、被忽悠、被煽动、被洗脑;当我们自己要去发表观点、做出决策的时候,不会简单跟着感觉走、盲目从众、盲信权威,能够对自己的直觉、偏见、情绪有所警醒反思,基于事实,基于逻辑,理性地决定,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
换句话说,掌握批判性思维,我们才有可能形成独立的观点,成就自由的思想人格。
(主创叶明欣和C计划线下课堂的孩子们)
可是——每每谈及此,朋友们都会担忧的追问一句——批判性思维教育真的是教育市场上的刚需吗?会不会始终只有少数精英家庭为你们的课程买单?你们的市场该怎么去扩展?
这样的担忧背后,是一个心照不宣的背景。对于绝大多数家长而言,教育的刚需始终只围绕一件事展开——高考。
对于提高考试成绩这件事,批判性思维起到的作用,似乎太间接了,远远不及学科应试训练切中要害。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先说“新课标”。2017年,教育部颁布了最新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这份“新课标”,将指导新一轮的高考命题和教材编写。而“新课标”已经明确提出:要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学和考试,转变成以综合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和价值”为核心。“能力和素养”具体又指什么呢?“理性思维”“科学素养”“解决问题” “质疑反思”“独立思考” “获取、判断和处理信息”……这样一些与批判性思维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在课标中反复出现。
而相应的高考题,又将是什么模样呢?
这是新课标中的一道样题。它考察的是学生能否区分事实和观点,能否理解多元观点背后不同的主客观因素,能否有理有据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批判性思维要训练的关键,而绝不再是能否识记一个标准答案。
其实这几年的高考改革,早已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来看一眼2017年上海语文高考题,满分150分,其中有93分直接考察的是议论文的分析或写作。议论文,是以表达、论证观点为核心的文章。对议论文的分析,恰恰体现的是学生用批判性思维评价论证的能力;而议论文写作,考察的则是学生论证自己独立观点的能力。另外20分的简答题,批判性思维能力强的学生,表达也会更清晰,分析更加有理有据,也更容易得高分。
考题的变化速度,一定会比教学改革的速度更快,最终形成倒逼。哪些家长更有前瞻性,自己的孩子自然会少走些弯路
不断强化批判性思维,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共识,也远远不只是中国教育者们的共识。在西方,批判性思维早就被认为是21世纪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很多重要的教育机构和知名人士都一再强调它的重要性。
这背后的原因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网络信息爆炸,知识本身变得更为廉价,比起识记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思考的方法;科技快速发展,只会简单重复劳动的岗位在人工智能面前越来越没有价值,创新与洞见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批判性思维,是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立足的“刚需”。
02
现有的教育体系能实现新的教育目标吗?
当我们的“新课标”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吗?
起码有三重困难
首先是师资。不同于以知识传输为核心的传统课堂,以培养思辨能力为核心的课堂需要让学生成为主角,为他们留出充足的独立思考、论证探究的空间。老师的角色,从知识的提供者,变成了方法论的指导者。这要求老师本身就得具有相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但现实中,缺乏批判性思维训练的老师,往往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有的老师过度追求标准答案,甚至将有争议的观点当成事实教给学生;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用说教而不是说理的方式和学生沟通;过度依赖学科教材,课堂上缺乏与现实生活紧密连接的新知新论;教学形式单一,忽略互动性和思辨性;不清楚怎样启发学生提问,不知道如何回应学生有挑战的问题……
(主创郭兆凡在线下教师培训现场)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C计划为近万名中小学老师提供教师思维力培训,而针对教师的课程我们也还将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老师,才有可能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一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感谢C计划导师提供乡村小学教师培训
其次是教材。教材为课堂上学生探究、讨论的话题创设了基本的场景。例如小学语文教材,其中关于自我成长、友情亲情、人与自然的一系列话题,都很有意义,也值得孩子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教材中的一些选文却不够经典严谨,其中甚至存在毒鸡汤和虚假信息。这让许多基于文本的价值观讨论变得虚伪无力,也不利于培养孩子求真的精神。
再次是评价标准。尽管高考已经呈现出改革趋势,而小学阶段的考试方式却仍显落后。
小学四年级为例,常见的考试题,主要考察学生对字词句的理解。
四年级学生应该达到的阅读水平,以及对应的思维能力,仅限于此吗?
横向来看看美国的情况。纽约州立大学评估了一些美国小学英语(即语文课)的考试题(见下图)。小学四年级的考试中,阅读600-700字的短文是很常见的,体裁可能包括文学、历史、社会、科学等,题目对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要求会更广泛和深入。
(来源:https://www.engageny.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able-resources/2017/Jun/2017-released-items-ela-g4.pdf)
而纵向来看小升初的要求。例如某深圳名校2017年小升初的一道语文题,是让学生阅读一篇文章,回答“你如何看待共享单车的利弊?如果你是市长,会怎么解决问题?”这远远比学生日常接受的考试训练难度更高。
学生升到初中,初一要学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和考试难度也比小学会有质的飞跃。
小学考试题的改革速度,可能还跟不上整个教育改革的速度。
如果仅仅依赖现有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孩子恐怕无法真正达到“新课标”所提出来的培养目标,也很难应付新高考中的变化动向,更难在这个变化万千的社会始终保持独立判断,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03
C计划可能解决这些难题吗?
当我们决定要将发展的重心向儿童课程倾斜时,就意味着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上面说到的三大问题。
首先是老师。C计划的三位联合创始人,蓝方、明欣和我的教育背景分别是法律和人类学,我们在教育、公益、媒体行业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C计划过去两年多的发展中,我们研究了上百本书,经过了数千小时的一线教学,熟练掌握批判性思维核心方法,是国内推广批判性思维最专业的教育团队
(主创郭兆凡在C计划线下课堂)
而最新加入C计划新晋导师童蓓蓓有近20年的语文教学经验,尤其擅长经典阅读和创意写作;从事多年营地教育的卢威,有着十多年课程设计的经验,总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被家长称作“孩子王”;曾是“美丽中国”志愿老师的王颖,有多年营地教育的经验,对科幻和儿童文学的热爱,让她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和孩子们的共同语言。
我们懂批判性思维,我们懂孩子。我们有能力研发、提供最适合儿童的批判性思维课程。
其次是教材。如何创设让孩子们深入思考、独立探究的场景?我们反复研究讨论的结果是——经典阅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课外阅读总量有明确规定,三四年级不少于40万字,五六年级不少于100万字。大量的阅读,是课标对孩子们的基本要求。而经典、优秀的阅读文本中,往往反映着人性的复杂、伦理的冲突,对现实议题的人文关切。我们将利用这些经典的阅读文本、书籍为孩子们创设深度思考的场景,结合阅读和写作,贯穿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人文学科,让孩子们在读写中不断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再次是评价标准。我们仔细研究了中美课标,以及国际诸多权威教育机构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立的思维发展标准,提出了适合中国学生同时又与国际接轨的培养目标与评价标准。让孩子不仅仅能应付学校的应试考核,更能系统性、持续性地开发自己的思维潜力。
在我们着力开发儿童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同时,我们也会不断将自己的一线教学经验充实到对教师的课程中。与此同时,面向成人的通识课程,依然会在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行一点”平台上持续开课。
除了系统性的课程,我们依然会继续我们的倡导工作。不断在公共舆论场上发出理性的声音,推动公共理性的建设,反击偏见、歧视与仇恨言论。
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一个又一个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成就更加理性、多元、良善的社会。
(主创蓝方在恩派演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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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主创团队
郭兆凡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任职高盛集团,后从事地震重建工作和教育创新研究。
蓝方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
叶明欣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和政策倡导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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