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英的故事：生而为女性，我该抱歉吗？

注：本文授权转载自看理想公众号（ID: ikanl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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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韩国畅销百万册的女权主义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在出版三年后，终于正式登陆中国内地，开启了它在东亚的一段新旅程。回到韩国，这本书也有了新的动态——23日，由郑裕美和孔刘主演的同名电影在韩国上映。

虽然出版已有几年，缠绕着这部作品的争议一直没有消散。

众所周知，在韩国如无特殊情况，所有适龄韩国男性都需要服役两年。因此有部分韩国男性认为，女性才是韩国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而书中描绘的种种歧视则是60年代的韩国才存在的现象，现代韩国女性根本不会遇到。

为表达不满，韩国许多男性网民甚至发起了《90年生的金智勋》的众筹小说项目，势要揭露男性的生存不易；有的则在电影上映前就跑去门户网站刷起了0分。

许多公开支持该作品的女艺人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恶评攻击和网络暴力。

/《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海报；主演郑裕美、孔刘 /

伴随着非议的，还有持续升温的热度。年度畅销书、海外版权输出、电影改编......《82年生的金智英》即便在文学性上差点火候，也不妨碍它的影响力蔓延出韩半岛，成为席卷东亚的“现象级”女性主义作品。

在美国#MeToo运动的影响下，较为性保守的亚洲对性别议题的讨论也日渐增多。

如果回望这几年，文艺作品在普及女权的道路上功不可没——《82年生的金智英》唤醒了韩国普通女性的平权意志；以记者伊藤诗织为主角的BBC纪录片——《日本之耻》促进修改了110年没改变过的日本刑法。

而上一次在中国广受关注的女性作品，还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一颗星星坠落后，人们痛斥禽兽不如的李国华，可两年后的今天，在另一起震惊全国的性侵案中，舆论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性别平权的进度条仍在艰难地前进着，我们是否也需要一部家喻户晓的女性主义作品去“赶进度”？或者，我们也可以试着提问，中国荧幕上能出现“金智英”吗？

《82年生的金智英》，

因为太普通，所以更加共鸣

聚焦普通女性的生活点滴，简单易懂，阅读门槛低——这是很多人对《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简称《金智英》）的评价。

的确，金智英人生故事的爆火是令人五味杂陈的，一方面，它的文学性并不高，故事结构与情节都较为直白；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它琐碎朴素，简单好读（快的话一晚上能读完），才加速了其传阅度，引爆舆论。

与其说是小说，《金智英》更像是一部半纪实作品。作者赵南柱原是一名节目编导，同时作为母亲，她擅长从真实生活中取材，以做新闻报道的方式引用数据，所以《金智英》的故事能给读者一种近在咫尺的真实感，而不是虚构小说筑起的平行世界。

从学生时期到求职，再到为人母，《金智英》覆盖了一名普通女性成长的每个标志性阶段。

老师曾对智英说：“......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他（欺负你）是因为喜欢你啊。”；
面试官曾问智英：“如果客户有意无意地和你发生身体接触，你会怎么做？”；
丈夫曾对辞职育儿的金智英承诺：“我会帮你（做家务、回归社会）的，放心。”

一幕幕发生在家庭、校园、公司里的场景对应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能让她们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正如女性播客《剩余价值》所说，《金智英》虽然文学性不高，但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性别平权入门读物。

它呈现出那些，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一同置若罔闻的生活细枝末节，让我们直视这一地若隐若现的鸡毛。

从金智英成为全职母亲开始，小说以倒叙的方式，缓缓回顾她的前半生。和许多普通全职妈妈一样，由于丈夫的职业前景更好，智英在生育后辞掉了工作照顾孩子。

微妙的是，智英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她偶尔会变成身边的某位年长女性，以她的口吻和姿态去发出金智英从不明说的牢骚。

作者仿佛给代表着你和我的金智英预判了刑——生而为女性，这就是你要承受的重量。

这处戏剧化的设定一方面给小说涂上了悲凉的底色，另一方面，它以他者介入的方式反映了在大环境里普通女性的压抑处境——面对不公，需要他人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在读完《金智英》后，许多女性要么恍然大悟，要么拍桌赞同，高喊着终于有人替我们道出了那些委屈。她们像极了被“附身”的金智英，借他人之口表达自我。

此时，金智英就是“附”在她们身上的盟友，为她们推开倾吐的窗口，这也许就是《金智英》成为现象级小说的原因。

学生，职人，女儿，姐妹，母亲，妻子，媳妇······女人一生中的众多角色以及其中伴随的磨难，在《金智英》中都能窥探一二。

故事的最后，作者赵南柱给我们留下一个半开放性结局。无论是书页中的金智英，还是捧着书的我们，无不感受到了留白的茫然。

年轻崇拜，

让大龄女性在公共话语中失语

抛开赵南柱的笔触，结局的留白带来的茫然感很大一部分源自年龄焦虑。

金智英的三十年是普通的、大众的、匿名的，她讲述了许多女性共同的困惑。但是这些被抒写的平凡困惑，又被圈养在二、三十岁的年龄边界。

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大众媒体，四、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常常被忽略，即使出现也只剩标签化、刻板化的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就没有其他值得深挖的故事。

作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读者，我们在读到了自己的同时，或许同样好奇步入中年或是老年后的金智英的生活。相信那个年龄段也有很多值得被抒写的情绪，或者值得讨论的故事。

社会学系出身的赵南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作《她的名字是》里，她采访了韩国不同阶层的女性，年龄覆盖9到69岁，再一次用真实的素材和感情去讲述那些被体制、文化埋藏在每一位女性心底的故事。

有读者曾说，和《82年生的金智英》相比，自己更想推荐《她的名字是》。

的确，《她的名字是》摆脱了赵南柱自己作为一名三十代女性阅历框架的限制，把焦点扩散到更广大的女性群体身上，故有着更深刻的社会立意。从幼年到老年女性，一个更多维度的女性群体故事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难以漠视真实的女性生存境遇。

作者：赵南柱

译者：徐丽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性别歧视现象中，“年轻崇拜”导致中老年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尤其严峻。

一边是互联网工作文化强调的快速和持久，一边是消费主义推崇的年轻人审美和抗衰老产品，即便知道变老是宿命，我们还是努力要和未来的自己划清界线。

年轻崇拜是年龄歧视（Ageism）的一种体现，后者最早由美国学者Robert Butler在1969年提出。Butler在早期研究中曾辩证，年龄歧视是中年人对年轻人的压迫，因为前者具有更稳定的经济实力，需要为年轻一代的生活福利负责，是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50年后的今天，社会的飞速发展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

在男权社会和年轻崇拜的双重语境下，由于女性是长期被凝视的对象，外观成为了其重要竞争力。这对于注重外貌的演艺圈来说更甚。

当娱乐圈爆火的女星们年纪越来越小，她们皮肤完美，精力充沛，外界对年长女艺人的关注点就只落在了“颜值依旧很能打”上，却选择性忽视皮囊底下积攒的阅历。

这些错位的关注点进而导致“大龄”故事的缺失。

前段时间，海清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上代表中年女演员的发言就充分说明，我国非常匮乏由中老年女性主导的作品。

今年八月份，由姚晨监制和主演的《送我上青云》上映，作为内地中年女演员的另一位代表，她在片中饰演的独立都市女性，给整齐单一的中年女演员角色列表错了一个格儿。

尽管院线排片稀少，这部大胆谈论中国女性性欲望的影片还是靠口碑赢得了不少关注。周玄毅曾在微博评论这部电影，“就像是你第一次吃到蛋羹，并点了香油，好吃到哭。你一边哭一边想：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吃过呢？”

周玄毅的一番话点出了我国影视市场的角色分配问题——我们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可为什么爆火的女性角色大都有着相似的年龄、外貌和生活背景呢？

如果对比国外，其实有不少围绕大龄女性展开的作品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包括由妮可基德曼主演的《大小谎言》、在中国被热议的《致命女人》、老牌美剧《傲骨贤妻》、奥斯卡级别的《三块广告牌》和《华盛顿邮报》等等。

《送我上青云》的盛男固然是个可贵的角色，但事实上，她身上依然反映了许多尚未解开的荧幕枷锁。

譬如，她是个高学历高自尊的独立都市女性，虽然要筹钱治病，但并非窘迫到一分钱都拿不出。盛男是站在金字塔中上层的人，许多中下层的女性的诉求在荧幕上依然得不到呈现。

不过不可否认，盛男是一个成熟的影视市场应有的角色。姚晨本身作为中年女性，可以以更圆滑的姿态去谈论鲜少出现在中国荧幕的女性性意识，这部电影不仅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它更证明了中老年女性在文艺作品中的可塑性，以及打开一些被遮蔽的话题的形象优势。

如果《致命女人》里，刘玉玲饰演的Simone的一句“年轻真好”能享有这么高的热度，那么盛男的“太熟下不去手啊？”也可以。

无论是影视还是出版，作为大众传媒，和观者身处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当荧幕上、书页中的女性形象丰富起来了，社会的讨论也就会稳步同行，反之亦然。

我们需要怎样的女性主义作品？

不得不承认，2019的后半年，外国作品瓜分走了我们大部分讨论性别平权的精力。放眼国内，其实我们也有过激起巨浪的女性作品。

在美国#MeToo运动开始的2017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台湾出版，而后作者林奕含的自杀把“性侵”的话题推到了舆论场的顶点。

通过这起事件，国人对遭受性侵后受害者的心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网络上关于性别平权、不完美受害者等概念的普及和讨论也多了起来。

尽管林奕含的逝世是悲痛的，但她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生而逢时，为我们撬开了关于性侵的“潘多拉魔盒”，可以算是中国第一部聚焦女性不平等遭遇的现象级作品。

不过，基于作者本人经历的复杂性，《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的更多是性犯罪和受害者要背负的重担。相比起金智英，房思琪的经历没有那么普遍琐碎，所以对读者来说，那依然是“别人的故事”。

事实上，《日本之耻》和《黑箱》在普及度上也面临着相似的阻碍。伊藤诗织在与新京报的采访中曾提到，她的故事在日本的反响其实没有想象中热烈，反而在中国，她的新书分享会则座无虚席，其中还有不少男性，令她感到意外。

房思琪和伊藤诗织的故事都是沉重的，叫人反省的，只是读者更多时候是以热血的旁观者身份去看待这些经历。这份热血固然是珍贵的，但切己肤之痛往往能让一部作品走得更远。

在文学性偏弱的情况下，《82年生的金智英》靠着每一则故事中，金智英心理变化以及痛点的详细描述，以一种先诉苦后质问的行文方式去与读者产生联系。因此它就像本日记，读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书中蕴含的不甘和愤怒能透过我们加倍地投掷到社会上。

金智英的模糊面目，以及房思琪和伊藤诗织的鲜明形象，都是女性作品中两个不同的创作方向。即便共情效果各有千秋，她们都是时代需要的作品。

我们的舆论场中对女性主义存在太多常见的误读：“中国的女性地位在中日韩里已经很高了，你们还想怎样？”这些评论者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中常见的女性故事和角色都是被资本精心雕刻过的，而资本的标准大都落脚于顽固的性别刻板印象。

例如，大部分宫斗剧的主要“战斗人员”都设定为女性，这难道不是在传递“女人都事儿多”的男权价值观吗？像盛男这样罕见的角色和故事得以展现，也是有赖于姚晨打拼下的地位。

可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是姚晨，所以不论是写出普通金智英的赵南柱，还是亲自揭开伤疤的伊藤诗织和林奕含，都是这个时代的刚需，正因为她们不站在创作金字塔的顶尖，她们更需要话语权。

不可忽视的是，以上提到的作品聚焦的依然都是青年女性的遭遇，围绕中老年女性展开的性别议题还需更多的市场份额。

赵南柱在《她的名字是》的前言中写到：“我希望能为更多女性记录她们看似毫不特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我相信各位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自己的故事也将随之开始。”比起销量数据，相信所有为女性发声、创作的人的初衷都与赵南柱一样——希望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能为自己或身边的不公而抗争。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一部现象级女性主义作品，或者说，我们不必去等待一部现象级女性主义作品出现。

因为，一部作品永远无法代表所有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把性别平权的进度值拉到最高。当每一部作品都有不一样的女性角色出现，每一个人都不去合理化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待遇，我们期待的平等社会便指日可待了。

参考资料：
Robert Butler, Age-Ism: Another Form of Bigotry | The Gerontologist
专访伊藤诗织：日本#MeToo第一人的中国之旅| 新京报

／本文授权转载自看理想公众号（ID: ikanlixiang）

撰文：林蓝｜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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