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如何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相处？

编者按

新闻学学者方可成，在遭受网络暴力、各类社交媒体帐号被举报相继封停后，对「敌意」产生了更多思考：敌意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认知框架和影响因素？我们该如何采取具体的行动应对敌意？不久前他在青年系列讲座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转载此讲座的文字稿，和你一同探讨。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去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之前在《南方周末》做过三年的记者，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念了本科和硕士。可以看到，我主要的经历都是在新闻传播领域，同时我也办了一些微信公号——现在主要的公号「新闻实验室」已经没有了，我新建了Facebook上的专页和Telegram上的频道（https://t.me/newslab2020）。

我之前一些写作、演讲都是围绕新闻传播的，我所信奉的理论是：大家都获得优质信息，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好。但是从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来看，内容就不仅仅是局限于新闻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媒体和信息，它会更大一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就好像我现在在屏幕上让大家看到的英文一样：「Think out loud」。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自己也在想事情，但是当我还没想清楚时，我就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可能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想法，但是，我很乐于把我思考的过程说出来，或许这个过程本身对大家会有一些启发。

敌意泛滥：

从人与人，到国与国之间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不体面的世界。

不体面的世界：

当事实不再重要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不体面也体现在，人们对于真实、对于事实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提起来，可能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有人提出一句话说，「2019年是过去十年里面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面最好的一年。」这句话放到2020年来看，感觉好真实啊！显然2020年要比2019年更差。但是，我其实想说，不是的，2019年不是过去十年里面最差的一年，2018年就比2019年差。而最差的则是2016年，2016年绝对是过去十年里面最差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他的当选实际上是伴随着一系列的不体面，一系列的人身攻击、种族攻击、性别攻击，以及一系列的假新闻。

不知道PPT上的这位女士，大家是否认识？她是Kellyanne Conway，是川普竞选团队原来的竞选经理，我接下来会分享一段她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rEEDQgFc8）。在川普2017年1月宣誓就职时，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宣誓就职之后，川普的发言人说，当天来看宣誓就职典礼的人达到了史上最高的程度，比奥巴马当年宣誓就职典礼参观人数多多了。但是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川普就职典礼上参加的人数远远没有奥巴马两次就职典礼的人数多。所以当时NBC采访Kellyanne Conway时问：「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明明不是这样子的，非要说成这样子的，明明就没有那么多人，非要说史上最多的，干嘛呢？」这段对话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从这段非常经典的视频中，很多人或许都能感受到一些熟悉的套路。在Alternative Facts出来之后，有很多人恶搞，出了一本童书《Alternate Facts》。在这本书里，狗明明是狗，非要叫它「猫」，鸟非要叫「蝴蝶」，小朋友非要叫「煎饼」……

所以，我为什么说2016年才是最差的一年呢？因为从那一年开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陷入到这种不体面的状态当中。川普在对中国表达很多敌意之前，就已经对美国媒体、美国的专业人士表达了非常多的敌意，他也是塑造了非常多敌人的一个总统。

什么是敌意，

它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在过去几年以来，看到了非常多的敌意增长？这种敌意真的不仅仅在中国发生，也在美国、在一些欧洲国家发生，而且敌意也不仅仅体现在政治这一个领域里面。刚才也有同学提到了AO3这个事情，这件事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畴。那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在这几年来都面临着这样的敌意增长、体面尽失的情况呢？

我作为学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最习惯的就会去做文献综述，找一下什么是「敌意」，敌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略微地搜了一下，正好就发现美国心理学家George Kelly在1957年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他作为临床心理学的分会主席做的主席致辞，他的致辞标题就叫做Hostility（敌意）。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通常理解敌意的思路是，当A对B充满敌意的时候，那就是要对B造成伤害、造成痛苦。但是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目光聚焦到B身上去了，是关注了B受到了伤害、遭到了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要研究敌意的话，应该去看A本人为什么会怀有敌意。

他为了解释这个观点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这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人。他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个小旅馆，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非常希望到他旅馆里面做客的人，都可以受到非常好的招待，都能睡得非常舒服，吃得非常好。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但他特别希望展现出自己的待客热情，所以他就天天在门口守着，一旦有人经过，他就赶紧拉客，说：「你到我这里住一住吧！」然后就把人拉进来，晚上就给客人提供非常好的晚餐，让客人吃得很好。

到了睡觉时间，他就说：「你要去睡觉了，我把你带到房间里来。」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比如说房间里的床好小，客人有点太高了，好像有点不适合。那怎么办呢？他就特别的苦恼，他觉得这个事情对他伤害特别大，「我本来给你准备好了这么好的待遇，但是你的身高有点超出我的床。」他就觉得这些事情特别烦恼。那他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

大家如果能注意到PPT上这张图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有一把斧头。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人的腿给剁了，把他的腿切到和这个床一样的长度。那万一这个客人很矮怎么办？那他一定要把这个人拉长。因为他非常强壮，用蛮力把客人拉扯到和自己的床相同的长度。这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故事。

心理学家George Kelly认为从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故事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人会产生敌意。接下来就是理论的核心：敌意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回想刚才的故事，

1）普洛克路斯忒斯对世界、对人类有自己的一种理解。

2）基于这种理解，他就做出预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3）这个预测非常重要，他会预测什么人会过来住他的床，他会预测这些人身高有多少，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这些事情他不能忽略，因为开旅馆就是为了让人睡觉，所以床的长短非常重要。

4）可惜事实上，他之前的预测不对，来了客人就会发现他的床要么太长，要么太短了，根本就不对。所以很显然，他之前对人的理解错了，他的预测是错的，他不再能忽略这一点了。他觉得非常的百爪挠心。

5）他的错误不是小错，而是非常大的错误。

6）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怎么办呢？当然他可以去改变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预测，但要是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就会觉得动摇了自己的世界观，他不想做这个事情。

7）或者，他可以承认，对自己说：「我其实真的不太懂，我自己理解上有问题。」但是他也不想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不想承认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8）所以他就不管事实了，那就去削足适履，把人砍了或者拉长了。这就是一个hostile choice（敌对选择）。所以在George Kelly的解释里，之所以人会产生敌意，就是因为上面一系列的过程。

其次，「错误地设计了床的长度」。也就是这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对这个社会实际上的情况，他的认知是有误的。

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例子，这种思路不止可以用于分析这些举报「公知」的人，它同样可以去分析其他人。比如分析Kellyanne Conway，她为什么要说「alternative facts」，她实际上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硬要把这个东西塞到「facts」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然后装一个名字叫「alternative facts」。

敌意的背后：

二元的认知框架、社交媒体的极化，

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

在敌意增长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一些大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二元认知框架」最近几年越来越流行

。

另外一个认知框架就是「消灭与被消灭」的框架。在这样的认知框架里面，似乎不管是人生活在社会上还是国家存在于世界里面，似乎只有两种选项，那就是：要么你消灭别人，要么你被别人消灭。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科幻小说《三体》，那应该非常熟悉这一套理论了，所谓的「黑暗森林」理论。为什么《三体》在中国特别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体》所预设的丛林法则、消灭与被消灭的二元认知框架很符合现在中国国人的认知框架。

说到最近几年的变化，我觉得跟社交媒体也有关系。首先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二元对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极化（polarization）的现象，这个在传播学界已经研究得非常多了。

其次，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放大人的情绪。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内容不是那些最有质量的、内容最丰富的、最有深度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是传播不开的；传播得最开的内容，是那些能激发你的情绪反应的内容，这是社交媒体的规律。

再次，社交媒体还会带来一种「平等的假象」。我们说社交媒体上所有人都是一个点，所有人都能发声，好像都很平等，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社交媒体上是不是每个人的声音都一样大的？首先，有钱有权的人或者机构的声音显然是更大的，可以在微博上买热搜，如果是政府的话不用买直接安排上一个就行了，这种更大的声音显然不是没钱没权的人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极端的声音会更大。前段时间我个人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安慰我，但是我跟他们说其实也不用特别来安慰我。我也完全理解，虽然一打开微博、B站，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脏的、非常有敌意的东西，好像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人了，可是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是5％的人或者1％的人发出了95％的声音。当然，这个数字只是我的一个随意估计，不一定是5％也不一定是1％——我想说的是，真的去不断骂人、发出极端声音的人肯定不会是多数，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他们一方面是高度组织化的，会按照一定的组织去发出声音，另外一方面极端的声音也是天然的会音量更大。而且愿意去发出极端声音的人，是更愿意去持续不断地发声的。而相对来说，站在中间地方的人、理解更复杂一点、位置更中立一点的人，实际上是不那么愿意去反复发声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怀疑会更多，同时也不愿意陷入争吵之中。所以我会说，我们不能把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声音当成是真实的民意反映。

/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Hearing the Other Side》，在这本书里，作者揭示了「越极端的人越积极参与，越审慎的人越不愿参与」的现象。/

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切也都跟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有关系，比如说不平等的全球化。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使得很多国家、群体和人都受益了，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并没有真正受益，也让很多人群没有真正受益。受益更多的那些人，也许是原本就很有地位、很有钱、很有权的那些人。这种加剧了的不平等，实际上更容易造成人群之间的敌意与对立，因为它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引发了一些人的警惕。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人们警惕的对象，其实并不是真正伤害他们的人。比如我们常说到的难民问题、移民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促使川普和欧洲一些极右翼政党获得更多选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些移民也好，或者少数族裔也好，也许并没有真的威胁到多数种族的利益，但是却引发了他们内心的警惕，因为每个人多少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他们会将移民和少数族裔视为替罪羊，却给一个真正从不平等中获利的富翁投票。

所以，不平等的全球化确实会一定程度上为敌意的上升提供一个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就使得很多人，特别是右翼的政党，会将「找敌人」视为获取国内支持的一个法宝。一方面在国外「找敌人」，一方面在国内、在特殊的少数群体之中找敌人，这是在非常多的国家都会出现的情况。这些政客的主观的助推也是导致我们看到的世界的敌意上升、体面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何应对：

去改变产生敌意的土壤，

向外的尝试与开拓，向内的稳定与丰富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应对世界的敌意。

首先我想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陷入敌意的陷阱，就是当我们去对待那些怀有敌意的人时，不是说要把他们消灭掉，不是反过来对他们也怀有敌意——要是这样，就陷入到二元斗争的陷阱当中去了。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捍卫的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观点。

那我们要捍卫的是怎样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呢？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中，真相比立场重要，理解比谩骂重要，合作比敌对重要。

如果我们更加重视真相、更加重视理解、更加重视合作的话，我想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敌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敌意都会消除很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敌意，当去指责别人有敌意的时候，我们往往也需要反省自己有时候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重要的并不是去「消灭」有敌意的人，而是去改变产生敌意的土壤。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在关心立场前先尊重真相，在谩骂攻击前先尝试理解，以发展合作伙伴而不是持续树立敌人为目标。

那如果有人就是更在乎立场怎么办？就是想敌对怎么办？面对这样的状况，大家可能会感觉没什么希望，真的好难。

你可以愤怒失望难过痛哭破口大骂咋的都行，但是你不能说，“好人没好报，那我们还是做坏人吧”，那我们就真的彻底输了，完败。

我觉得她就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了什么是犬儒。犬儒就是「好人没好报，我还是做坏人吧」，就是觉得「反正很难，反正做不到，那我还是算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因为它太难那就算了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完败了，我们认同的价值就完全没有办法去实现了。昨天我在看微博的时候也看到「西窗随记」转发了傅适野的一句话（傅适野是播客「随机波动」（前身剩余价值）的主播之一），他提到了卡尔维诺的《烟云》这部小说。

《烟云》这部小说我就记住了一句话：“人分两种，以有没有那么一天来决定自己行动的人，和不管有没有那么一天都不懈努力的人。”」

我觉得他记住的这句话讲得很好。我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是想告诉大家，确实很难，确实你会觉得也许看不到希望，也许会觉得没什么希望，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

不管有没有希望、不管有没有那一天的到来，不管能不能计算到那一天的到来，都会朝着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目标和方向去不懈努力的人

，去做后一种人。

当然前面说的都是一些原则，那么具体有什么做法呢？那我觉得可能分两个方面吧。

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向外的尝试和开拓，去改变这样一个越来越充满敌意的世界。

第一个是多发生一些线下的接触。这个线下接触不仅对那些特别习惯怀有敌意的人会有改变，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些改变。为什么要让大家发生线下的接触呢？因为线下的接触会让抽象的人群变成具体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怀着敌意是因为我们敌意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人，就算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微博大V，他对你来说可能也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遥远的存在而已，你并不知道ta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并不关心，对吧？而发生线下接触，你真的认识到ta是个什么样的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这样一个敌意。所以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对外国疫情幸灾乐祸，他自己却没有幸灾乐祸呢？那是因为他在国外有认识的亲人朋友，所以他就不会对国外的疫情那么幸灾乐祸了。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证明，为什么更多的、更紧密的接触对改变敌意是有用处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当美国人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的敌意会少很多，他对中国的正面的感觉会增加很多。这是2013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里面有很多的图表，我在这解释一下。

我们先看左上角的这张图，0-100指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感觉，0是最差的感觉，100是最好的感觉。第一个是「你是否对看中国的新闻有兴趣」，如果你是非常有兴趣，那你的感觉大概就是50，不好不坏；如果你是有一点兴趣，那也差不多；但如果你对中国的新闻完全没兴趣，那实际上只有40出头。我们就能看出来，第一个图显示出，那些对中国新闻更感兴趣的人会对中国感觉更正面、敌意会更少。

第二个图实际上是我想讲的重点，那就是by visiting China，上面的yes就是说那些真的到中国游玩过、访问过、参观过的一些人，他们对中国的感觉会超过60分，而那些没有来过中国的人，他们的感觉就只有40多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也就是说，真的来到了中国、跟中国人产生过互动交流的这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感觉会温暖得多、正面得多，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

我用这个数据想说我们自己多做一些线下的接触，不管是消除我们自身的敌意还是消除别人对我们的敌意，实际上一定都会有帮助的。这是是对外做这些事情的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在各类领域、各类问题话题上去化解敌意。既然敌意的产生的根源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它其实是体现在各种话题上的，不光体现在民族主义的话题，也体现在性别平权、人生选择、生活方式甚至娱乐偶像。在谈论每一个话题的时候，实际上有的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敌意。比如，如果有人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的人，那他可能对于性别平权的意识也是更加的保守，更有可能去干预其他人的选择，在对多元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上也可能会更低一些。所以既然敌意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在民族主义这个议题上的敌意只是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太方便讨论民族主义这个话题，或者说一讨论民族主义话题就会吵起来的话，那么讨论一些别的更生活化的、更软性的话题也可以。

我们其实在讨论别的话题的时候背后关注的都是：你是怎么讨论这个话题的？你是怎么分析它的？你在分析的过程中是否愿意保持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是否愿意去因为新的事实而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心态在这个话题上改变了，那么也许你回过头去理解民族主义这个话题时也会发生改变。因为人们在各种事物上的观点往往是高度相关的，大家的思维方式往往都是高度同构的——「同构」这个词的意思是，你去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思维的模式、构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刚刚说了两点，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具体的行动当中，其实大家是能够获得一种力量的，因为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赋权。这其实是我自己感受很深的一点，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我其实一直在网上写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做东西本身我不知道产生了多少外部影响，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很大，让自己获得一种更强烈的力量感；而且在行动的过程中，你一定会认识新的人，会认识很多的朋友，那这些人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支持。像我自己被/1/炸/1/号、被网暴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人给我发私信、写邮件、寄明信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支持，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去看见彼此。因为只有当我们都开始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原来ta和我是有相同看法的，ta和我都想向着相同的目标去努力」，那我可能会去结识ta，或者远远地看着ta也好，但起码只要看见彼此，都会让大家少一些绝望感。

刚才说的是对外，在对内方面，大家可以尽量保持自己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第一个当然是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认知和思考的框架。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经典的教科书——最好的书其实就是一些经典的教科书，是去快速地获取某一个学科里面一些经典的理论和框架的途径。而且在阅读中间推荐大家带着问题去读，不是漫无边际地打开一个大部头从头看到尾，而是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才去找什么样的理论、材料、框架去解答这样的问题。

跟大家略微分享读博期间影响到我的一部分思想框架和知识。当了解到更多思想框架之后，你对世界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加有力。比如，一个说法叫做「denaturalize」，这个词有很多意思，我想说的一个意思是「把一个好像自然的事情变得不那么自然」。「natural」是自然，「naturalize」就是把一个东西自然化，就好像它是自然发生的，「denaturalize」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看上去自然的事情变得不那么自然。

例如，一个美国教授讨论说美国的媒体现在为什么高度商业化？美国主流的媒体基本都是商业公司，政府很少有公共财政投入到媒体当中。美国人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能认为「自古以来」只有这么一种选择。但像欧洲的比如BBC就是典型的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媒体，其实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在公共财政上支持媒体。这位教授就通过研究指出：在美国所发生的媒体高度商业化，其实是历史上一系列具体政策，或者某一些政客、立法者他们所决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我们去「denaturalize」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都不是注定如此的，都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是「natural」（自然）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它，而如果把它理解为被别人影响过的、不自然的事情，那我们当然可以去影响和改变它，让它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就像有人现在在聊天区里说的：「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当我们看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东西都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由具体的力量塑造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明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加入其中，也去塑造它。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深的理论出自《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这是一篇分析社会/1/运/1/动的很经典的论文，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框架去思考很多其它的问题。这篇论文研究了当时的女权运动。很多女权运动的组织会强调说，「我们这个组织是没有框架、没有结构、没有等级制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这种组织是更先进的。」这篇论文就指出，虽然这样的组织看上去没有结构，但一群人在一起必定会产生结构。当强调没有结构的时候，实际上就隐藏了那些真正在中间更积极、更有话语权、更有地位的人所拥有的权力。一方面，他们说的话的确更有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自己不是领导。说自己不是领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不需要为后果负责。这就变成在所谓没有结构的组织里，一方面它仍有结构，另一方面领导还不需要负责，这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组织结构。

这篇论文是分析一个社会/1/运/1/动的组织形式，但我们能看出，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各种东西。当我们号称一个东西是没有倾向性、没有价值观、没有结构、是完全自由平等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是在掩盖它背后真正存在的结构。这个理论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在去分析一个表面上标榜自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东西，而且要看它这种标榜是为背后的某一些人去服务的。

我举这些具体的例子是想说，大家多读一些书、多看一些更具有理论深度的东西，是可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考框架的。

最后几点我想跟大家说，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快改变这个世界的敌意，我们仍可以去选择自己的小环境、营造自己的小气候。你可以选择跟哪些朋友更紧密地交流，这个朋友不一定是在你身边的，也不一定是你同学，可能是你在网上认识但是有着近似价值观的朋友。这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你都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

我之前听许知远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做的一个讲座，有人问他如何获得能量、坚持下去？许知远说，你们去找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小团体就可以了，因为当年《新青年》也不过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办的。你真的不需要说笼络几千个人来一起做一件事情，你只需要有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就够了。这对我很有启发——选择一个小的环境，牢牢地把自己的小气候营造好，也是在整个大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大家至少能够做到的一件事。

最后我想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想要去改变世界的敌意？实际上真的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对世界是一个好事情。

最后，这张图中，「疾病这个词叫做illness，我们如果把i换成we，这个illness就变成了wellness，疾病就变成了健康。」（When "I" is replaced with "we" even "illness" becomes "wellness"）虽然疫情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社交隔离，要待在家里不出门，但我们真的需要在情感上更紧密地相连，才能够对抗这样世界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