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发生新发地市场这波疫情的同时，多国食品加工企业（尤其是肉制品企业）也先后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疫情。

德国：6月17日，德国北威州居特斯洛县的通内斯屠宰场爆发群体性疫情，截至22日晚，约6,650名员工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确认人数目前已经达到1,553人。北威州卫生部长在6月23日宣布对居特斯洛县和相邻的瓦伦多夫县进行封闭防疫。
通内斯是德国最大的肉制品企业。

英国：
6月17日，英国肉类加工厂2 Sisters爆发新冠疫情，12名员工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6月18日该厂宣布暂停生产14天。
2 Sisters是英国最大的鸡肉生产商之一。
6月19日，英国媒体分别报道英国超市ASDA旗下的肉类加工厂和Oscar Mayer旗下的食品企业Rowan Foods爆发聚集性疫情，前者已有150名员工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后者已有38名员工检测出阳性。6月22日，英国Tulip公司的鲜肉生产基地，约有12名员工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目前该工厂已关闭。

美国：截至6月18日，根据美国食品与环境报告网络（FERN），美国至少有248家肉类加工和83家食品加工厂以及44个农场及配套生产设施确认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至少31,844名工人被检测出阳性，至少109名工人因新冠肺炎死亡。Tyson是全球肉类食品巨头，在2020年美国本土财富500强排名第79位，年营收424亿美元。
中国海关总署已暂停有疫情海外食品企业的相关产品对华出口。
为什么食品加工业会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焦点之一，尤其在一些控制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德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聚集性感染？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这是由于各国的外劳（guest worker，或称客工）制度导致的。食品加工业（尤其是肉食品加工业）已经高度工业化，但在某些环节（例如小块切割、包装）仍然依赖人工。在欧美国家，食品行业巨头为了节省成本，通常是将这个环节外包给分包商，由分包商去低价雇佣大量的“外来人”完成这部分工作。
在美国，肉类加工企业大量雇佣了非裔和拉美裔工人，尤其是拉美裔工人中，很多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可能仅是获得短期工作签证甚至属于非法。从美国支持共和党选民反对拉美大规模移民的视角看，大量拉美裔从事外劳工作，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大企业在本地选择雇佣外劳，去大幅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
在德国、英国也是同样，肉类加工企业大量雇佣东欧、南欧的外劳，主要是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人。这部分外劳员工成本也非常低，分包商在管理时往往非常粗暴，为这些外劳提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非常差。“德国之声”等媒体甚至称这些外劳为“现代版的奴隶”。
外劳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欧美国家，新冠防疫“模范生”新加坡的两次严重疫情，也是爆发在外劳群体中。4月20日，新加坡新增1,426名新冠疫情病例，其中只有16人是新加坡国籍或新加坡永久居民，其余基本都是外劳。6月20日，新加坡新增218例确诊病例，216名都是外劳。2019年新加坡总人口570万人，其中近140万人是外劳。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外劳群体，几乎都成了此次新冠疫情的高风险人群。如果我们从历史视角审视，美国今天的族裔矛盾，非裔和拉美裔在疫情中面临更高的风险，说到底，也是因为这些族群在美国历史上，是处于今天外劳一样的地位。美国早期的蓄奴和后期从拉美引入廉价劳动力，都是压制劳动力成本，保障资本利润的选择。只是因为历史的演进，由于美国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的抗争，曾经的“奴隶”才成为了“人”，曾经的“外劳”才成为了“公民”。所谓的族裔矛盾，说到底，仍然是历史形成的经济阶层的矛盾。
欧美国家制造业的外包，流失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对于那些本地仍然需要劳动力的行业，例如食品加工业，不选择劳动力成本较高的本土员工，而选择外劳；或者，因为老龄化和福利社会的原因，本土劳动力无法满足相关行业需求而引入外劳，这都是过往全球化的一个反应。从这个视角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也在逆向流入发达国家。欧美今天的族裔矛盾，其实也是全球人口流动所造成的，而这种人口流动，正是全球化的资本需求所导致的。

只是，位于人类上层的人们未曾想到，新冠病毒并不遵循资本和权力的逻辑，它反而告诉人们，当为了极度追求利润去剥削外劳，不为其提供相对较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病毒也一定会反噬资本和权力。
尽管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外劳问题，但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行业区分，其实也能看到某些行业的人群、环境和条件面临同样的风险。发达国家目前疫情所反应出的外劳问题，诚值中国引以为戒。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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