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随手写的一篇《只会补贴和收租的平台，注定没有未来》，出乎意料，反响很强烈，留言很多，基本一边倒的站在平台的对立面，这跟2018年的时候有很大区别。2018年写《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时，尽管有滴滴人命事件在先，后台留言仍然有相当部分是站在平台一边，质疑和批评作者的观点不少。其实后台留言的大多都是普通读者，真正对社会经济问题有过深入思考的只是少数人，有机会接触行业关键信息的人可以说极少。因此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作者，作者都不会受到影响，有些赞同其实也没什么道理，有些反对也值得进一步考虑。阅读大量读者留言最有意义之处在于，从不同时期读者的整体反馈，能够看到社会舆论的变化。从这两天的读者留言来看，平台今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的确已经一落千丈。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因为曾经的平台，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屠龙的少年、变革的先锋；在不少学者和改革者心目中，是未来的方向、新经济的动力源。之所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平台这一代企业家，十分热衷于自我标榜，通过打造互联网舆论，为自己树立了过于完美的形象。人类世界哪有那么多完美。
为什么平台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屠龙的少年变成了恶龙，这是所有身处这个时代的人都要思考的。中国是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再进入全球化的，平台是新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对国计民生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私有垄断企业，如何找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将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未来。实在不希望看到再走回头路。
时至今日，还是希望平台的企业家能够彻底反思，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留给他们反思的时间和机会，其实已经不多了。如果能够暂时停下目前市场上那些侵害百业的残酷竞争，冷静的思考一下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为这个时代的财富拥有者，应当如何去影响这个国家和社会，至少不至于在自己身处暮年的时候，还要获得香港李先生那样的历史评价。因信用扩张而快速崛起的企业，能顺利走到创始人暮年，其实已经是非常成功了。
今天人们对平台的批评和质疑，并非鸡蛋里挑骨头。所有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201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6.4万亿元，2019年这个数字上涨到41.6万亿元，这个期间，线上零售额从2.79万亿元增长到10.63万亿元。几乎所有与个体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业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线下行业，无论是商品零售、餐饮、家政、现场娱乐还是交通出行，都通过平台线上化，打破了传统的业务领域限制，业务量实现了扩张。这个阶段，平台其实是在与商业地产争夺承载的业务，佣金、获客流量的费用要显著低于传统的商业地产模式。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段，这个阶段，除了商业地产受到冲击，由于网络效应带来的业务增长，使制造业、传统商业和消费者全部获利。
继之而来的，是平台的佣金、流量费不断上涨，首先被挤出的，是部分实体商业。在平台和商业地产同时缴纳租金才能维持获客量的情况下，实体商业变得十分困难。以平台为主战场的商家获得了这一阶段的胜利，厂家的渠道模式开始被迫调整，制造业开始自我改造，通过区域划分形成不同价格的传统被打破，平台销售带来的全国统一市场使所谓禁止区域串货不再有意义，进而逐渐开始将产品区分为线上型号（电商专供）与线下型号。大量规模型商超在这一阶段开始退出市场。商业逐渐转向纯线上，线下改造艰难进行。
在商超类平台混战时，互联网流量经营爆发。城市服务业也进入线上改造阶段。餐饮、家政、物流、交通全部在巨额补贴之下，短时间线上化。服务类平台的高额补贴和服务业不高的营收，意味着只能快速结束竞争、形成细分垄断才能在总量上形成优势。垄断达成后，补贴快速结束，服务业者和消费者此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与规模型商超不同，服务业者以个体或者小企业居多，受到线上改造的冲击更为明显。在初期的补贴红利快速结束后，餐饮业者如果要继续下去，不得不继续接受商业地租和平台佣金、获客流量费同时上涨的压力。在补贴红利期，网络效应带来的业务扩张使餐饮业者尝到甜头，消费量突破了场地限制，但这个甜蜜期很快达到天花板，新增营收和利润最终被商业地租和平台佣金吃掉，更多的投入和辛苦最后都变成给商业地产和平台打工。家政、物流和交通服务业基本都是个体从业者，他们更加没有议价能力，完全处在零工经济状态，要么干，要么不干。尽管他们较少受到商业地租上涨的影响，但平台为了增加消费者粘性而制定的严格考评体系（好评差评体系），让他们成为了新经济下的螺丝钉。
平台必须要不断提高佣金和获客流量费用，否则前期补贴难以弥补，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维持并增强其估值提升的信心。平台的初期投资者需要超额回报，唯一路径是不断提高估值并通过上市变现，并且这个变现时间不能过长。所谓的机构投资者（PE/VC）还要受到背后真正资本来源（LP）的约束，通常的回报期是5-7年，如果突破这个期限，投资经理财务自由的梦想将被迫推后。
除了传统的金融资本，来自巨型垄断平台的产业资本掌握了更重要的话语权。头部巨型平台的盈利模式已经与制造业和商业的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中国整个平台模式经济问题的关键。
头部巨型平台的核心武器是
流量变现
和
估值变现
，这两个武器让头部巨型平台处于
可以不断承受具体投资失败还能继续整体盈利
的优势地位，这也是头部巨型平台能够无边界扩张的根本原因。

所谓流量变现，是指在能够获取线上流量（也就是能使更多消费者或使既有消费者能更频繁的接入自身app体系）的前提下，头部巨型平台可以随时以巨额补贴侵入其他行业。理想的结果是被侵入行业最终实现细分市场垄断，在该行业体系内部实现正向利润的回报。但即便不够理想，被侵入行业在巨额补贴之后仍然无法获得正向利润回报，那这个投入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消费者流量，只要这些流量能够顺利引流导入头部巨型平台自身的app生态体系，就能够从其他方面获得收入。两相比较之后，在其他方面获得的收入能够覆盖所侵入行业的投资亏损，那这个投资对巨型平台而言就是可以进行的。这里所谓的能够获得收入的其他方面，对头部巨型平台而言，主要就是三类：消费金融、广告和游戏。因此，只要满足上述条件，一切被巨型平台侵入的行业最终都可以被当作引流的成本，这些行业本身是否能够正向发展并不重要，是否能够获得更多利润也不重要，它们本身就是代价。为什么所有位于中部的平台都在加速布局自己的金融板块，因为如果不布局，头部巨型平台的流量变现游戏，会将自己耗死。当你的利润中心就是别人的成本中心时，你还怎么去竞争？
所谓估值变现，是指在美元流动性泛滥的这个时代，平台美股价格的提振往往只需要具有新的概念出现。华尔街的投资者并不关心平台新投资行业的盈利情况，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可以讲三年。先期补贴、后期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资本家深深的了解这是最佳的赚钱渠道，这与曾经的镀金时代何其相似。至于是否每个海外投资者都了解流量变现的这个武器，我们并不确定。因为在有严格的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下的先发国家，有很多中国平台今天能做的事，在其他国家其实是行不通的。估值变现对平台的影响，并不在于创始人或者管理层需要由此不断变现，事实上，他们早就财务自由。这个影响主要在于通过员工期权将外部投资者与内部员工的利益一致化，进而使所有行为目标都不断指向短期结果。
在上述过程中，企业逐渐失去了社会性，被原始的动物性所包围。他们开始将其他行业作为自己一个个“小项目”的试验田，最后又将这些“小项目”收纳为自己的成本中心。
互联网平台企业究竟有没有边界？这个上一代企业家不断追问的问题，在今天应该能够得到回答了。
那整个模式能够运转的关键是什么？是不断能够获得的用于侵入百业的补贴资金，最终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融资便利，更进一步，是廉价美元资本的跨境收割。
在《只会补贴和收租的平台，注定没有未来》中我们已经讲过，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全行业获得融资便利的其实只有两个行业，一是曾经的房地产行业，二是今天的互联网行业。前者是由国内银行提供信贷支持，后者是建立了跨境美元融资渠道。为什么是互联网行业而不是其他行业获得了跨境美元融资渠道？这是因为中国的境外证券上市制度在历史上给最初的互联网和教育类企业（包括新浪、搜狐、网易、新东方等）开了一个小口子，这个小口子在当时像一个试验田，让轻资产行业的互联网和教育类企业在盈利能力不能满足A股上市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搭建VIE结构去实现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得美元后用于本企业的发展，当然这也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希望能够容纳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才使美国的会计制度允许了这种不具有直接股权关系的上市模式出现。VIE结构的实现，对中国互联网企业而言，是全球化、国内产业保护、进一步开放试验多方面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构下，最终也孕育出今天的各大平台。
当我们在讲廉价美元“收割”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被理解为断绝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才是对的。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更加融入全球才是对的。如果今天中国没有足够多重量级的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存在，两国的脱钩将更加迅速。事实上，今天主要国家的跨国企业大多都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而美国的中下阶层却不断对华尔街表达反对。美国资本市场成为了超级全球化下的美元扩张中心之一，不断的将廉价美元输送到全球主要企业，这是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所决定的。
问题不在于中国平台企业利用了美元资本，而在于在深度全球化之下，各国国内的立法和执法是否能够应对美元资本泛滥的冲击。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无论从哪项制度来讲，限制补贴都是题中之义。但中国的巨型头部平台能够如入无人之境，不断以巨额补贴侵入百业，甚至不断将老百姓休戚相关的行业作为自己的流量入口，再引流到消费金融、广告和游戏领域去变现，长此以往，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冲击将是难以想象，也是不可承受的。
廉价美元资本带来的问题还有非常多，例如，平台获得的融资便利已经开始导致人力资源成本的严重扭曲。无论什么专业的毕业生，都希望进入平台，作者所在小区一位清华自动化专业的博士（同时还有留美学习经历），最终选择了去一家平台工作，主要任务是研发用于送餐的无人车。理由非常简单，平台提供的薪酬比其他企业高出非常多。而这家平台，曾经是以巨额补贴、长期亏损著称的。

今天民众对平台的批评，还在于平台不断将自己包装成领先的高科技企业，但过去多年后，人们并没有看到平台在科技方面的产品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更谈不上对全球的影响。
更值得民众质疑的是，如果拥有这个时代巨额财富和全球影响力的企业，都不能有更多实质性的创新，既不能拓展海外，也不能在本土创造更多、更有意义的就业岗位，只是不断侵入传统行业，然后再将这些行业被挤出的民众收纳为程序化考评体系中的零工，那凭什么他们要继续获得这些财富和影响力呢？既然他们获得更多财富不能缓解这个时代的内卷化，反而要增加这个时代的内卷化，那凭什么还要让他们获得特殊的融资便利，而不提供给其他行业呢？

如果是因为曾经人们对屠龙的少年报以希望，那当少年逐渐变成恶龙之后，人们怎么还可能去支持他们呢？
留给屠龙少年反思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如何控制和减少自己的动物性，恢复甚至重建自己的社会性，是这一代平台企业家在未来几年需要深入思考的。
在此，我们用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的结尾作为本文的结尾：
反思整个互联网平台经济，并不在于批评大而强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无法依靠互联网企业去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向高附加值产业迈进，就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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