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上，就拜登当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中美关系恶化发出警告，提出建设性意见。

日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构建中美合作-竞争关系，这就是傅莹方案，即中方与拜登政府打交道的方案。
这些都是喊话拜登新政府-他们能听进去吗？

     基辛格再次发出严厉警告
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牵线人、开山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中美关系恶化的紧要时刻，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警告，甚至发出战争警告。
11月16日，基辛格在“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呼吁，美国下一任总统首先要和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双方应迅速建立机制性安排来保持联系，讨论需要避免出现的问题。在此之后，双方沟通的重点可以转向那些应该实现的问题。美中两国历史不同，所以双方必须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了解对方的基本原则和对国家利益的定义，这样才能顺利开展对话。
基辛格表示，双方可以转向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希望能努力达成一些合作，有一个可以合作的方向。
基辛格再次警告，中美目前的对抗外交，将会发生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将超越言辞，演变成实际的军事冲突。
基辛格指出：“我们两国肯定会存在分歧，除非有一些合作的基础，否则的话，世界将会滑向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严重的灾难，因为现在的技术比当时的技术更难以控制。”
基辛格认为，美中双方可以学到的是，如果长期不断地发生小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两个社会滑向大的冲突，直到突然全面爆发，引发巨大的灾难，就像是世界大战。他说：“我们需要为避免战争而努力。当然，每一方都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大家都是理解的……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双方就可以共存。”
这与一个月前的警告一样严厉。
10月7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主办的视频研讨会上，基辛格也明确表示，希望中美为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威胁“划红线”。他警告说，中美必须为日趋激烈的竞争设立“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否则将可能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政治的不确定局势。
基辛格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极力推崇均势理论。他的警告更像是针对美方而言。
基辛格说道：“我国与中国必须讨论，越过什么样的界限后他们将不再进一步威胁对方，以及如何定义那个界限。”他补充，这样的对话应该长期开展，且应该是跨越美国两党的共识。
他警告说：“你可以说这完全不可能，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将坠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当时，欧洲老牌帝国并没有严肃看待战争的威胁，但他们同时加强军备的努力却增加了战争的风险，最终因大国没能管控住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小危机而爆发了一战。
基辛格将那段历史与今日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做类比。他认为美国需要“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当今复杂的世界，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享受在战略和经济上都不受其他国家威胁的单方面优势。”
基辛格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考虑，“确保从纯经济的领域来说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勒索美国，但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必须要针对与削弱其他国家的任何潜在技术能力。”
基辛格承认，厘清这个问题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美国内部应该首先确立共识，而不是陷入两党间的争吵。“我们不可能每四年或八年都得重新审视一次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国内都不能统一意见，就更不可能与其他国家打交道。”
李显龙也发出类似的警告
无独有偶，李显龙近日也发出和基辛格类似的警告。
11月17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上，就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发展发表看法，明确提出希望拜登能集中精力同中国建立一个全面的建设性关系框架，以明确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同时管控好可能出现分歧的领域。“这意味着你要确定在哪里竞争，在哪里可能会出问题，但两国不应该出现硬碰。”
李显龙用“相当震荡”来描述过去四年的中美关系。对于中美
如何改善关系，李显龙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亲自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两国必须了解是否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但却是有可能的。”
作为东盟唯一发达国家，新加坡的主张不仅对于东盟、对亚洲，而且对美国及至西方国家都有很大影响力。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出台，很大程度上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推动的结果。李显龙现在正在承接他父亲的政治遗产，在东盟乃至亚洲发挥着“平衡”与“协调”作用。
李显龙认为，拜登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国内事务，如必须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在处理亚洲事务上，美国也必须从全新起点出发，与中国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以化解分歧并发展共同利益。
和基辛格一样，李显龙也针对美国提出批评。他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
表示“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对美国利益的认识是，通过与各个区域的伙伴合作、与盟国结盟等建立更为稳定的广泛利益。之前的美国政府是营造一个环境，使得许多国家都可以有序繁荣发展，美国是整体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且自己也遵循同样的规则。”但是“当你不断说‘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时候，这其实是把美国利益的定义缩小了。”
    李显龙进一步指出，这个转变不是从特朗普执政才开始，而是从更早前就已经开始，而且也可能美国永远不会回到原来的立场，它也已经导致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出现了持久改变。
李显龙认为，拜登上台后对华姿态可能会有所缓和，但要改变会更难，“因为把中国视作战略威胁的看法基本上已在华盛顿成为共识”，“假装过去几年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前进，这个很难。”
李显龙坚持了一如既往的立场：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在谈到如何看待拜登提出要与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组建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国际联盟时，李显龙指出，为实现合作共赢而结盟固然是好事，亚洲国家也希望与美国合作，但“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一个会排除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是一个没有中国的联盟”。
李显龙说：“如果是冷战式的联盟，各国不打算这么做，我想这不仅是新加坡和亚洲国家，即使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希望与中国做生意。例如，欧盟（EU）正尝试与中国签订投资协议，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李显龙明确反对新冷战。他表示，“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努力对世界秩序做出一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会形成联盟互相合作，找到共同的目标和事业，但是形成一种冷战风格的对峙阵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李显龙主张多边主义，赞赏东盟+5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他表示，这是协议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亚太地区都将坚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因为各方相信互利合作、互惠贸易比单打独斗强得多，这在当前的困难时期尤为重要。
傅莹构建中美竞合关系的方案
与基辛格、李显龙的警告不同，傅莹提出缓解中美冲突或重构中美关系的方案。
11月24日（美东时间），纽约时报刊发了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同一天，中国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中，呼吁拜登放弃特朗普时期的抗中模式，找寻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构建中美合作-竞争关系，这就是傅莹方案，即中方与拜登政府打交道的方案。
傅莹是美国及至西方熟知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曾在多个西方国家担任大使，可谓典型的“知西派”。她现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智囊之一。她提出的与拜登政府打交道的方案，被外界认为代表中国政府立场。
傅莹方案有五个关键性要点：
首先，关于中美重建关系定调：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这个定调就是“合作-竞争”。这是中国首次正视中美之间存在“合作”之外的“竞争”关系。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被推上了台面，必须正视。中方和拜登团队都意识到，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2016年前、甚至不是2019年前了，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战略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直面竞争，但确定“合作”的大前提，是傅莹方案的核心内容。
其次，傅莹方案直面中美关系恶化的现实。傅莹没有单方面指责美方，而是检讨当前中美冲突起因，认为中美之间互信不足。
傅莹这样说：
——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双方都表达了许多不满和关切。美国认定中国要争夺世界霸权，而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处处阻挡中国前进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程。
——似乎双方都确认对方是错误的一方，一方提出的倡议总会被视为对己方利益的损害。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旨在促进更多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互联互通，而美方视之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主导力的战略。
——美方指责中国制度或者针对中国的国内政策采取行动令中方反感。当然，中方也需要更加主动地向外部世界提供第一手信息，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方的立场和行为的缘由。
——美国担心外国干预自己的总统大选，那么是否也应能理解为何他国对美国的干预如此敏感-华盛顿应该从全球干预行为中吸取教训。
傅莹还指出了华盛顿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给中国留学生制造麻烦，表示“将人文交流也都政治化的做法，令很多人担心曾经惠及双方的纽带还能否再现活力。”
傅莹忧虑，中美这样两个强大的国家若因误判而滑向冲突，那将是历史性悲剧，必然要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让许多企业乃至普通民众付出代价。
傅莹指出，重新激活中美关系时，重要的是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也无需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
再次，傅莹提出通过解决彼此关切来发展某种“竞合”关系。傅莹指出，中美两国政府各自都有重要的国内议程去关注，即便竞争不可避免，也需要合作管控好。两国是有可能通过解决彼此关切来发展某种“竞合”（合作与竞争）关系的。
傅莹方案强调：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规则和法律须得到遵守。而且罕见明确提出：“北京重要的是倾听和解决在华美企提出的合理关切，比如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隐私。”
“而华盛顿则应该为在美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环境。美方对华为公司在尖端领域拥有优势的恐惧，不应该以政府霸凌的方式表达，这样做不仅伤害到相关企业，也阻碍了人们从新技术进步中获益。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鼓励自己的企业与华为开展合作和竞争。”
傅莹说：如果双方能够进行平等和坦诚的谈判，应能为长久互利交往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傅莹方案提出缓和中美冲突的建议。
——中美应当相互尊重、承认各自政治制度不同、各美其美，从而营造一种更加平和的气氛。
——在安全领域，双方都有责任维护和保持亚太地区多年来所享有的和平、安宁局面。美方需要尊重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信念，不要在台湾等问题上挑战中方，或是介入南海领土争议。
傅莹对美方漠然对待中国在台湾和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关切提出质疑，说美方的举动不能不让中方怀疑其动机何在：美国是否想帮助台湾实现独立，是否想在（南海）争议中选边站队帮助其他争议方，要像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那样欺侮中国？
——为了避免误解和意想不到的冲突，两国军方可以在战略层面开展对话，以建立有效管理潜在危机的机制，找到和平共处的路径。
傅莹说：这并非不可能。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美就建立了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后来还建立了处置海空意外相遇的规则和平息可能发生的危机的热线系统。近年两军建立了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
现在需要的是坦诚交谈以更好地了解彼此意图和培育信任。
第五，傅莹方案提出中美未来的合作空间。
一个是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傅莹指出，在全球层面，中美合作的空间和需求很大，最紧迫的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
傅莹说，两国科学家以往在应对卫生危机上有着坚实的专业合作经历，应鼓励他们再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相互交流和联合研究的潜力。中国和美国在疫苗研发方面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两国能够携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获益。
再一个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傅莹指出，气候变化是另外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世界期待中美发挥引领作用，两国有许多事情可以一起做。
这个议题也是拜登团队表明的需要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为了重回巴黎协议，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拜登已经确定前国务卿克里为气候特使。
此外，傅莹方案还提出其他全球议题，诸如经济稳定、数字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也都需要团结协作来应对。
傅莹最后说：中美如能携手与其他国家同心协力应对这些挑战，多边主义将继续为人类进步带来希望。
基辛格李显龙的警告和傅莹方案拜登会接受吗
首先，拜登应该从特朗普那里吸取什么教训？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策略，基辛格评价道，“特朗普采取了一种远远超出适用范围的对抗性策略”。“在这个过程的最开始阶段，他强调美国人对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切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而且我确实认为应该强调。但从那以后，我更希望采取一种具有差异化的做法。”
对于中美可以如何为紧张局势降温，基辛格指出，“对双方来讲，重要的是要理解对方的敏感点在哪，不一定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把这个问题缓和到有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的程度”。基辛格认为，双方可以学到的是，如果长期不断地发生小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两个社会滑向大的冲突，直到突然全面爆发，引发巨大的灾难，就像是世界大战。
拜登会像基辛格所言，“为避免战争而努力吗”？
进一步的问题是，拜登政府会采取措施弥合特朗普政策对中美关系造成的伤痕吗？
对此，李显龙认为，“特朗普政府中确实有一些人想采取一些行动，让下一届政府难以扭转局面，以便为未来的长期关系定下基调。”以惩罚性关税为例，他指出，“一旦实施，不管有没有好处，后来的政府也不会轻易地说这事做错了，要把它取消。”
李显龙指出，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尖锐言论将带来后果。“在技术方面，你如何定义你的对手，是把他看作竞争对手、挑战者、战略威胁，还是一个正面的敌人？我想，在这方面发出的声明是会有后果的。”
李显龙认为，很多美国总统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对华激烈的言论，但是在上台之后却同中国开展了大量合作，“我希望下一届美国政府也能这样做”。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拜登主导白宫，中美关系前景是否值得期待？
李显龙认为，这可能会更难，“因为把中国视作战略威胁的看法基本上已在华盛顿成为共识。”“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将难以忽视这一点，假装过去几年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前进，这个是很难的。”
但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前特朗普经济政策顾问加里·科恩对于拜登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因为拜登懂得中美是相互需要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人民的福祉和经济成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和重视，科恩说，两国可以逐步改善双方关系，比如，让更多的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让更多中国产品进入美国。他强调，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这才能够让双方关系得到改善。
美国前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也同意拜登执政下的中美关系前景可期。“拜登不会火上浇油，也不会大幅删减政策。”巴尔舍夫斯基同时强调，中国也必须有所行动才能缓和紧张局势。“我会想知道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做什么，以展现回应美国国内和其他经济体关切的诚意。”
巴尔舍夫斯基说，“中美关系过去是偶尔敌对的合作关系，现在变成了偶尔平静的敌对关系。”“我希望未来四年两国关系中的平静期可以延长。两国之间的竞争条件正在被设定。我觉得这种竞争不会减少。我希望并且相信，不必要的恶言恶语将从两国关系中移除，更加积极的一面将会体现出来。”
最后的问题是：拜登会接受傅莹的方案吗？
纽约时报刊发傅莹文章后，该报社论版执行主编Kathleen Kingsbury发表文章，阐述全文刊载傅莹文章的考量，指出：“中国政府首度系统地向拜登政府提出合作条件，深具参考价值”。
Kingsbury称，“傅莹撰写的专栏文章，其内容和言外之意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2020年北京的想法。他指出，傅莹这篇文章是到目前为止，是中国政府关于拜登当选总统的唯一官方声明。“不可否认，美中关系在过去四年中受到了损害。傅莹是在阐述她的政府计划与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条件”。
外界认为，傅莹的文章更清晰地表达了中共最高层的中美关系新思路：“中美构建竞争-合作关系是可能的”，这正是北京外交界长期以来描述的所谓中美“斗而不破”的关系。
事实上，拜登和他的团队已经多次表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会有多方面的合作。竞争+合作可能是拜登政府今后对华政策的主调。这一立场尽管与傅莹方案存在分歧，但其中“竞争”与“合作”两个概念将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这二者的的平衡也将决定着中美之间的未来走向。
可以预见到，傅莹方案和布林肯方案将会产生强烈碰撞，在碰撞中相互平衡。最好的结果是中美合作得以扩大与加强，竞争呈现良性状态，并得到有效管控。
为了修补已经恶化了的中美关系，不仅拜登政府，中美双方都要像基辛格所说，急需恢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出现中断的中美沟通渠道。经过贸易战、科技战、互关领事馆、驱逐记者和各种相互制裁之后，两国已经撕破了脸，此时双方需要放下前嫌，重新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为避免灾难性的对撞制定规则和明确底线。
现在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学界及舆论场上，认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出现重大好转的观点都占了大多数。不管这种分析是否有道理，阻止两国滑向更尖锐的敌对已是契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当务之急，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实际愿望。因此，如果拜登政府朝着基辛格所说的方向采取行动，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是经得起民意和历史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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