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的一天，几名朝鲜高级官员神神秘秘的来到位于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馆。
一行人中以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枓奉为首，包括了崔昌益（副相）、朴昌玉（副相）、尹公钦（商业相）等一众大咖。
此次他们来苏联驻朝大使馆会见，是为了商讨一个“惊天大计划”——除掉King。

之所以挑中这个时间点“谋划”，是因为King从月初便开始出访，将先后赴苏联、波兰和东德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经济援助。
改革派在策划政变期间不时于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会见，图为改建后的俄罗斯大使馆。
这批谋划对King下手的人，分为两个明显派系——“延安派”和“苏联派”，他们合称为朝鲜内部的“改革派”。

其中，金枓奉、崔昌益等人为亲华的一派，他们大都是三十年代在延安参与革命的朝鲜族人。
朴昌玉、金承化等则是亲苏联的，大都有过留苏的经历。
这两派虽然在“对外事务”上有所分歧，但在朝鲜国内面对King的倒行逆施却是空前团结。

话说回来，其实当年我党本想支持延安派成员武亭（1904年~1952年，朝鲜战争时期被King以“未能把守平壤”为由免职）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
但斯大林强烈支持King上位，最终苏共获胜。（《半岛往事 少年听雨歌楼上》）
在此次谋划中，改革派的一帮老同志显然是低估了King。
他们并不清楚，眼前这个四十四岁的后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

1948年，金日成(左)与金九(右)
改革派考虑到自己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议席占优、且外有中苏两大强国的支持，最终拟定了下面这样一个“政变”方案——
1. 在当年（1956年）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弹劾掉King。
2. 依据《朝鲜劳动党章程》，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新的最高领导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简单且轻敌的方案。

最终，两派老人们搭上了一切。

二十年后，吸取了此次教训的华和叶，果断舍弃了开中央全会的方法，采用强力手段拿下“四人帮”。

此为后话了。（《京城，1976》）
改革派之所以一定要推动这次行动，除了King大肆推行斯大林式的个人形象塑造、给自己安插一堆“百战百胜钢铁统帅”的头衔外，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来自King的巨大威胁。
就在一年前，拥有军权的延安派代表朴一禹被强势处理。
朴在朝鲜战争期间任内务相兼联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是平壤政府与北京的联络员。
在决定最终下手前，改革派两方各自派人和中国、苏联做了大量沟通。
经过李相朝（朝鲜驻苏联大使）的反复游说，苏联不但批判了King，而且整体上赞同了此次行动。
“延安派”则多次到访中国驻朝大使馆，并和使馆职员取得秘密联系。
出于与King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种种恩怨和对延安派被清洗感到不满，中方明确表示了对此次行动的支持。
在得到中苏两国的同意后，尹公钦于8月2日通过大使馆告知苏方已部署好一切。
一星期后，驻莫斯科的李相朝向苏联官员表示，他们已议定好几名可取代King的人选；一旦起事成功，会把King流放到海外。

南日（1913－1976），朝鲜人民军大将。
改革派领导人不曾想到的是，King对他们的行动其实了如指掌。
早在出访前夕，后者便接到密告，得知副相崔昌益等人有异动。
这位关键的“告密人”，是时任内务省护卫局局长、日后朝鲜军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李乙雪。
他为King挫败此次发难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位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南日。
南日是“苏联派”成员，但在事发前夕选择支持King。
对南日争取的失败是“八月政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日后来成为朝鲜重臣，因牵扯进“夺嫡”，1976年3月7日在地方视察时遭遇交通事故身亡。
一般认为是因南日支持金平一（金正日同父异母兄弟）上位，故被金正日除去。
1956年8月30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平壤艺术剧场开幕。
原定的议程为King先汇报其出访东欧各国的工作总结，然后由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报告改进国内人民保健的工作事宜。
然而，King临时决定将主题改作个人崇拜。
他指出：
“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断言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弱点”。
接着，他对自己搞的那一套“百战百胜钢铁统帅”轻飘飘一笔带过。
话音未落，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锺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便起立表示对该言论的赞同。
King显然是有备而来。
“个人崇拜问题”是改革派成员准备攻击他的一个关键点，就这样被率先打上“预防针”。
眼看形势不利，改革派成员立即抢先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商业相尹公钦，他批评King的个人崇拜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又认为劳动党委员长不应由像他这般不负责任的人来担任。
然而尹公钦的发言并未能得到各委员会成员的认同，反引来大量的骂声。
King立即给他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尹公钦被禁言并当场夺去党籍。
随后南日、财相李周渊等人开始将火力对准改革派领导人，批判他们“吃里扒外”。
每当改革派成员准备辩护发言的时候，就会被事先安排好的骂声和嘘声打断。
现场一团糟。
眼看大势已去，改革派成员于午餐期间逃离会场。
尹公钦在驾车到苏联大使馆寻求庇护未果后，与多名延安派成员一起驾车北上。
翌日，他们乘渔船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丹东，最终抵达北京。
尹公钦等人非常的明智，他们几乎是唯一一批逃掉的改革派高官。
会议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员全部被King拿下，通通定为“反党分子”。
随着尹公钦等人的潜逃和苏联大使馆被“挤爆”，中苏意识到改革派的政变已经失败。
为了避免朝鲜局势失控，中苏决定派出一个“联合代表团”前赴平壤，意在对King施压，要求他放弃对改革派成员的清洗。
此行，中苏联合代表团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一旦King不服软，则考虑将其直接废掉。
9月19日，由彭德怀和米高扬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平壤。
King对于这些不请自来的“爷”很不开心，鲜有地拒绝接送。
当天，中苏代表和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最终的结果是，King基本接受了代表团的要求——
不但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的官职，也恢复了尹公钦、徐辉等人的党籍，然后召开全会发表了一通“保持团结”之类的讲话云云。
King一番“表演”下来，彭德怀和米高扬表示很满意。
中苏联合代表团最终没有实行“最坏的预案”，于9月22日启程回国。
中苏两国显然是小看了这个一手扶植起来的“小老弟”。

一颗仇恨的种子早已在King的心中埋下。

避过风头后，他于1957年夏季开始进行了一场为期一年的“万人大肃清”。
当中，亲苏和亲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朴昌玉和崔昌益，均以“协助美国日本从事间谍任务”为由被枪决。

时至1958年夏，改革派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
此后若干年，King以斯大林“为师”，认真学习了后者在三十年代的一系列做法，从政治到经济打造了一个穿越时空的东北亚“小苏联”。
为了清扫苏联的影响，朝鲜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废除俄语教程、禁播苏联话剧，培养所谓的“主体意识”。
时至今日，像“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类表述，在朝鲜的文件中早已销声匿迹。
除了与中苏交恶外，朝鲜还试图挑拨两位大哥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朝鲜外交部不断散播诸如“中国对苏联处理东欧某某事件有看法”等不利于中方的消息，搞的鸡飞狗跳。
直到中苏矛盾爆发和志愿军撤回国后，中国出于拉拢朝鲜的需要，双方关系才开始缓和。

至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朝鲜在其台面上的“分量”实在是太轻了。
赫鲁晓夫根本就不在乎King这盘“小菜”，也懒得理会他那些小动作和小打小闹，更不要说去“哄”他。

苏朝疏远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才逐渐得以改善。

半个多世纪后，当我们回首1956年在平壤发生的这场风波，对于历史画卷中的中苏两国来说只能算是一次外交事务中的“小涟漪”。
与日后的中苏论战、珍宝岛、尼克松访华等影响历史进程的外交大事相比，不值一提。
沧海桑田。

那年最大的输家，是朝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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