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人靠吃土豆果腹的贫困地方，有人天天收看新闻联播，会为领导人的举动流下泪水，这是今日中国政治宣导的成功。教育的欠缺与政治宣导的成功无疑成了中国的特色道路：教育为政治服务。恰巧中国的执政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大凉山的贫困与社会主义自欺欺人的狂欢中，我们冷静地去窥视这其中带给我们的空洞凄凉，一个政权华丽外表下已经坏死的内在。
当权者对于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是昭然若世的，在纪录片中苏甘以布这样的个体就是教育资源不对等的例子。政府极力的去同化这个民族，导致政府宣导的与个体所接触到的存在极大的差异，使得个体迷失。这样的个体迷失，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的同化中，也是中国社会这一代青年所普遍的。”
导演所阐述的纪录片《飞地》获得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独立精神奖。伴随影片参加多个影展，被更多观众看到，94年出生的青年导演李维第一次讲述拍摄该片的始末与艰辛。
开始，到现在：从《飞地》预谋说起
作者：李维  来源：点五步
2014年《飞地》筹备时就想着会写一些拍摄手记，正当拍摄时，每晚钻进帐篷，也不知是因为极度寒冷的原因电脑和硬盘运转速度都特别慢，总是导素材到凌晨。所以也就放弃了再晚上写手记的计划。
高中退学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以至于往后的大学再次退学变得很自然，没有太多的顾虑。2012年整个就是处于慌张的状态，外公的去世让我变得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当然最后没能想出所以然来，我却知道当前的高中是我必须赶紧逃离的地方，这样的日常已经在我的人生中浪费了很多时间，没必要继续下去。
《飞地》拍摄前的几个月住在小西天，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每天错开高峰期倒两趟公交去并不远的一处央视栏目组办公点，没用多长时间就知道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当我站在凉山的地界，十分强烈的想去拍摄时，我才明确。
初到村子，满目的荒凉，山上的植被也不是很多样，全是一种颜色。人也不多，偶尔能碰到，大家都以为我是新来的支教老师，可看着我手里的摄像机又都不大确定。凉山的贫穷是直观能感受的，可外界盛传的毒品、艾滋我只能偶尔从他们口中听到，也就没有去深究。更多的了解是片子做完后看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绍华老师所写《我的凉山兄弟》一书，才具体的知道其中的缘由与过程。到台北拜访刘绍华老师时曾跟她说要是我拍之前看过这本书，成片可能又是另外一副景象。
第一次从凉山回到重庆就开始准备，先把学费从学校扣款用的银行卡里转出来，免得不知觉的钱就没了。然后就是试图忽悠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跟我去凉山，前一次去的经历让我对那个地方产生一定的恐惧感，语言、风俗、社会关系都有巨大的差距，让我不免担心一个人去那个地方长期生存的安全性。
▲佟显亮、李维、王文建在瓦普村
摄像机是从学校借的，这其中的曲折就不必多说。本来我一人去就不会涉及到请假的问题，向来不去上课的我，已经毫不在意长时间不在校这个问题，但是两位同学同去的话就必然需要请假。这个过程中真是遭遇了各种不信任与看不上的白眼。前段时间我将当年的愤怒一并的跟学院的书记诉出，我并不是针对的某个人，而是大部分老师都是不学无术垃圾。
第一次拍摄，花了三天才到达瓦普村。我、王文建和佟显亮三人，十分狼狈的拿着一堆行李从重庆途径成都、西昌、美姑到了这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我们面临的是一周的假期，能拍到什么未知的东西呢？当时三人有商议不管学校的规定，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最后我还是考虑到他们两人可能会因此事受处分更会影响他们毕业，遂作罢。
苏甘以布挖了三天萝卜，我们三人苍蝇一样的跟着他一通拍，毫无头绪且焦躁起来，不出意外的我和他们两人爆发了冲突，在一些观点上，开始冷战。直到离开瓦普村前一天，我和佟显亮大吵一架，至此开始到后期剪辑的最后阶段，我和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回重庆的时间到了，收拾东西离开。我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感受，但是清楚记得的是每次去凉山之前我特别的抵触，实在不想回到那个没有吃还特别寒冷的地方。在村里的时候，特别愿意时间跳过饭点，不用吃饭多好。我算是比较挑食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顿饭我都吃得很难受。有一次几位学校的老师打牌，赢钱了之后买来一只很瘦的鸡，佟显亮倒腾了一晚上，出锅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大一点了。当时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我体会到了吃的快乐，从未有过。大多时候是中午跟老师们一起草草的吃几口米饭，晚上回到帐篷里，从苏甘以布家弄来点开水，自己泡方便面。
往后的数次拍摄，也因为这次观点的冲突，更因为钱实在紧张我只能一个人前往瓦普村。每次从成都到美姑县城十几小时的大巴上，看遍沿途的秋季和冬季。大多时候到临时停靠休息点我都不会下车，记得唯一一次中途下车是因为深夜大巴车在自然保护区的山顶，那是个大上坡，处在风口上，特别冷，路面已经完全冻住车爬不上去，一车男人都下来推车。
其中数次没钱，买好车票之后再到处借钱才得以到达凉山和回到重庆，这里要感谢多次借钱给我的文建和小龙，还有其他朋友。一万来块钱根本不够支撑拍摄加后期剪辑这一年期间的所有开支，我只能经常跟朋友们借钱，直到第二年的学费拿到之后才还清。
▲石古老师和学生们
十一月的拍摄因为我连续几天没有吃太多东西，在高海拔地区的活动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感冒引起高原反应。坚持在村里拍完彝族新年之后我实在支撑不了，撤到了美姑县城。记得刚回到县城那天，到旅馆放好行李，去到马路对面一家破破的小餐馆点了三菜一汤，肯定是没有吃完，但是当时确实很满足。回旅馆吃点药就睡了，准备第二天去汽车站买回成都的车票。哪知因为彝族新年，车站都放假，大巴车也停了，我被困在美姑县城。那几天我的高反似乎没有缓和的迹象，每天出门吃饭都感觉是飘在美姑的街头。
年底去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是最后一次，但那种恐惧感侵袭我时，我着实抵抗不住。开机拍摄之前，有次严明来重庆我们一起吃饭，他之前去过很多次凉山拍摄照片，告诉我到那边需谨慎注意。我到之后虽然经历过在县城的旅馆睡到半夜被人破门而入的事情，但没有什么大碍，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极度的恐惧感来自我在凉山最信任的人，苏甘以布。
那晚去石古老师家吃饭，之前在路上苏甘以布已经喝了一些白酒，到石古老师家必然就喝高了。回他家还要走上一个多小时，在路上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脑，开始辱骂我，我和他僵持在路边，相隔十多米的距离。此时我没法求助任何人，苏甘以布又睡倒在路边不动，我只能独自先回村子在想办法。好不容易到了苏甘以布家，他妈妈却让我不用担心，他在那睡一晚就好了。
当时外面下着大雪，苏甘以布又摔到河里全身湿透，听他母亲的话我也只能去睡觉，实在没法。跟我预想的一样，苏甘以布半夜回家到我帐蓬前，拉开我的帐篷拉链，让我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并扬言要杀了我。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但这次我心里真的怕了，「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终极问题一下解开，当苏甘以布真的动手的话，往后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去。
▲苏甘以布
那晚苏甘以布被我劝走一次，又回来一次，反反复复。一晚上的时间真的好漫长。环境的寒冰并不能冻僵恐惧，挨到天亮拍了剩下的空镜头，立马收拾东西离开瓦普村。苏甘以布好似所有的事情都不存在。至此离开凉山，再没有踏入四川省半步。
剪辑从2015年元旦开始到七月初才结束，一次次的推倒前面的剪辑，到最后在吃掉无数的外卖之后脑子昏沉的剪出了120分钟让我并不满意的版本。还是需要谢谢学院机房的老师让我在那里呆半年时间，虽然之后因为一些事情出现过巨大的争执。
没有想到的是，《飞地》在2016年能有这么多的机会放映，认识了很多朋友，学习了很多。如果《飞地》没有得到这么多师友的肯定，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拍第二部片子，我是经常会自我怀疑的人，当初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算是误打误撞的进了这条路吧。谢谢当初信任我，与我一同去凉山的佟显亮和王文建。感谢父母，拿给我学费，却被我用来做了他们并不是认为是正事的事。感谢李一凡老师给我的帮助，还有其他各位帮助过我的人。
丁酉年正月初二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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