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 是北大生物系的高材生，到美国读完博士之后，又读法学院，走上了职业律师之路。事业的成功，使她可以提前退休，与家人一起享受生活。现在，她在夏威夷的阳光与海浪间，找到与她失散了30年的中文，分享她在美国生活、学习和职场的故事。Di 走过的路，是几十万华人新移民所熟悉的，也是更多在读留学生的未来之路！本刊将陆续刊发【Di 系列】，这是首篇，欢迎关注。
我跟 Di 在北大只是一面之交，但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北大第一批交了一万块钱的“培养费”后出国的。她忙着出国的时候，我刚刚到那里周转。我们实验室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她走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当我准备离开芝加哥时，有一天我在西北大学医学院 Ward 大楼的楼下等电梯时，很意外地碰到了她。这一篇便是当时她在芝加哥打工的故事！——后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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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到达芝加哥，离法学院开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意识到这是一生里难得的打工机会。还没到美国我就听说过留学生打工挣钱的艰难经历，但我对打工有种幻想，甚至渴望。在中国，家庭和社会都将按部就班读书作为孩子们最重要的任务，很少给孩子在课外或假期工作的机会。一路上学走来，到美国后也靠奖学金，科研生活，没有用一分汗水换来一分钱的经历，隐隐觉得遗憾，好像生命里缺少了重要的一篇。
我决定利用进法学院前这几个月的时间，尝试打工。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技能和经验，找临时工作也先从学院开始。离开波士顿前，我给西北大学医学院的几个教授发了求职信，并附我的简历，询问是否有人需要一个临时实验员，神经医疗系的一个精神病医生玛丽亚卡瑟塔回信说她的实验室需要。
卡瑟塔医生一部分时间在医院给精神病人看病，一部分时间做研究。她的研究课题需要一种神经细胞，但实验室里没人能将那细胞养活。我的工作就是找到原因，让细胞存活。卡瑟塔医生是个聪明又思想开放的学者，我虽然有博士学位作过博士后，却没有神经学的基础和经验，但她愿意让我尝试，也许别无选择。我是觉得不管什么细胞应该都不会太难。
问题比我想象的难。按照细胞培养手册的步骤，我按配方制备好了营养液，但细胞不久就死去。一个月后，我开始紧张了，虽然是个临时工，卡瑟塔医生不计结果按小时付我工资，但养不活她需要的细胞令人沮丧。在那段日子里，在一次次失败的逼迫下，我重新配方重新培养，将养细胞的每一个试剂，每一件器皿，细胞接触的每一样东西，都一一逐步换掉，每换一样东西都需要一个生长周期的观察。慢慢地，离法学院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越来越紧张不安。七八月烈日炎炎的一天，我拖着脚步走进凉飕飕的实验室，打开细胞储存柜，还没有拿稳细胞器皿，就发现情况不同以往，上个周期的细胞竟然活了下来，细胞形状饱满健康。
卡瑟塔医生很满意，我如释重负！
虽然是个临时工，但失败的沉重超越了挣钱的快乐，我无法改变旧习惯 -- 需要达到目标，难以接受失败。在确认新的培养程序可以重复后，我轻松地离开了实验室。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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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瑟塔医生实验室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不需要天天在那里。除了读读西方文化史算是进法学院前的准备，我又找了份临时工作– 在西北大学技术转让处做实习生。
很多学院有技术转让处，它们将学院里的科学发明写成专利，将专利权按协议授予独立的商业公司去利用开发，然后从公司的成功中分享利润。这个过程的种种复杂手续是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才接触到的。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对科研之外的世界还一无所知时，我的工作非常简单。我只需要粗略地阅读西北大学已经拥有的专利，将其发明结果用一段话总结出来，写进一个类似推销广告的信件里，然后寄往不同的生物医药公司。
这个工作对我以后的学习非常有益。在此之前我很少写文件，对写作比老鼠见猫还要犯怵。技术转让处的工作给了我练笔的机会，尽管对写作不熟悉也不擅长，但我喜欢总结，将那么厚厚的一本专利用几句话描写出来是我求之不得的。在津津乐道的归纳总结中，竟然慢慢地习惯了，再也不害怕写文造句了。
法学院开学后，西北大学技术转让处保留了我的临时工作。在我决定下一个夏天去律师事务所实习后，才结束了这段有可能从临时变为正式的工作。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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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的这两个工作都无法真正满足我打工的愿望。不管是当实验员还是作实习生，对一个博士后来说，算是放下了架子的！但这两份工作都在学院，真正的打工似乎应该是餐馆或工地。
西北大学医学院坐落在芝加哥市中心，周围有很多餐馆。一天，从卡瑟塔医生的实验室做完实验后，我走进了街上的一家餐馆。餐馆里没什么人，我告诉前台我想申请一个服务员工作。那人递给我一个申请表让我填好了等待消息。没几天就收到了餐馆管理人的电话，让我去面谈。
找工作一直都很顺的我满怀信心地走进餐馆，一个三十多岁、面色严肃的男子餐馆酒吧的一角等着。餐馆还没开门，没有客人，酒吧里的光线不太明亮，他和我各自坐在酒吧前的凳子上。他问我为什么要到餐馆工作，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说我想在法学院开学前做个服务员，怕以后没有机会了。他静静地听完后说，他没有要给我工作的意思，但因为好奇，所以打电话叫我来问问。
也许应该恼怒，但除了一丝失望外，我也好奇。为什么那人不想给我工作却要找我谈话？他为什么好奇？我不就只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申请表吗？名字，住址，电话，教育背景……教育背景我一五一十地填了博士，博士后，那也是我唯一的工作经验。难道是填多了？
在没有得到工作的失望和无法知道为什么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我当天走进了那家餐馆背后一条街上，那里有家颇有名气的日本餐馆。和前面的那家一样，我也填了个申请表。在教育背景一栏里，我只写了本科毕业，其它一片空白。这次，没有人问为什么就给了我一个服务员的工作。
终于可以“真正”打工了！我很兴奋，兴冲冲地下午5点就到餐馆，干到晚上11点才下班。这是个带有酒吧的日本铁板烧餐馆，服务员只需要给顾客菜单，端上饮料､ 沙拉､ 米饭和汤，其它的都由厨师用车推出。对我最有挑战的是酒单，各种既陌生又没有意义的酒名让我的第一个星期很是紧张，但做服务员的兴奋很快就压过了陌生､ 紧张和任何不适。
我喜欢看到别人快乐。大多数来餐馆吃晚饭的人，尤其一大家或一大帮的人一起来的时候都很愉快。看到他们高兴我也很开心。我的工作量不是很大，有时候与客户一边聊着天一边看厨师熟练地切､ 烧，把熟菜抛到客人的嘴里，当有人错过时，常常引发哄堂大笑。时间过得很快，也不觉得是在打工。有一次，一大桌的顾客里一个中年人提着嗓门跟我说：“只要你继续这么开心地笑，你将来做什么都没问题！”我一直记得他那句话，因为那时候已经隐隐地感到，继续开心地笑在人生路上是多么不容易！
顾客里有不开心的。有一对中年男女，两个人都是五十多岁的样子。我开始没有注意但不小心走近时，听到女人清晰而愤愤地说：“如果你按我说的做，我就不会这么不高兴。”他们对我依然礼貌，但每当我走近他们时都感到沉重。那位女士的话也令我不解。可以这么直接地表达不满吗？生活里会有人为了要让你高兴而改变自己吗？
餐馆是生活的一个小舞台。在餐馆当服务员可以跟顾客聊天，培养情商，挣小费。我实在记不起来客户给的小费是怎么处理的，但应该是和厨师分的，做铁板烧的厨师很多，分到服务员手上的并不多。尽管如此，1996年的夏天，我在餐馆工作的短短四个星期里挣了两千美金，那和我作博士后的月薪一样，而在餐馆工作的时间和工作量远远不如博士后的辛苦。当然，继续作服务员会让我感到乏味，会觉得时间运用得没有效率，甚至会觉得浪费生命。
这几个打工经历，尤其是餐馆的工作，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生存的自信。在进法学院前，我知道了毕业后我不必为了生计而去做不想做的事情，进入一个不喜欢的职业。我真正自由了，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工作，实在没有退路了还可以到餐馆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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