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已经收到起诉材料，准备应诉
2018年11月5日，我父母收到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发来的“邓飞诉邹思聪”立案通知书，父母随后寄给了身在香港的我。我正式成为邓飞#Metoo事件“名誉侵权案”的被诉者，也是目前发布指邓飞性侵未遂文章三人中的唯一被诉者。
此前一直在忙碌论文和考试的事情，所以推迟一周，才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布我的应诉声明。
（杭州互联网法院传票）
（民事起诉状）
在2018年8月1日代朋友女生C发布《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指邓飞性侵犯女生未遂一文之前，我已意识到法律风险，但思考之后，出于义愤、对C的友谊与信任、在#Metoo中我作为男性的思考、反省和学习，更深入地理解到女性处境与法律保护的缺失，我仍然决定发布此文。
此文发布后，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除了面临的法律风险外，则是撕裂的舆论和批评质疑。考虑到，邓飞与我都曾是媒体人，有许多共同认识的人，这样的撕裂与指责就更近在身边。
除了直接攻击以外，还有诸多其他质疑与“劝告”：
“你怎么卷进这件事去了？”、“你陷得太深了，别人都退了”、“这件事你应该淡出”、“你是不是被人利用了，还是想想如何自保吧”——诸如此类的质疑劝阻，有的来自我信任和尊敬的师友，有的来自并不认识的人。
但即便如此，到被正式起诉时，我也从未有过我“杀死了谁”、“我删除了XX”，或是“事情重来一次，宁愿什么都没发”的想法，我自问没被任何人利用，没觉得自己陷得太深，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
文章发布一段时间后，我咨询了徐凯律师。徐凯律师同时也是“朱军诉麦烧、弦子案”中麦烧同学的代理人。在听取我与女生C的陈述后，他观察了一个多月，同时确认了我和女生C的可信度和决心，才决定做我的代理人。目前，我已经正式委托徐凯成为邹思聪的代理律师。
这篇应诉声明，我会大致简述我在发布文章后，到正式成为“邓飞诉邹思聪案”被告人之前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个人看法。
2 曾威胁刑事自诉，最终又变民事自诉
2018年9月11日开始，由网名“旺喜”的人开始为邓飞在其朋友圈“造势”，“真相一点点浮出来了”，我也发文《邓飞朋友开始制造舆论，我做一个防守反击》进行逐条回应。
（旺喜）
第二天，在好些我身处的微信群，一些人开始发布和转述这样一则信息：
“如果哪位能够联系上邓飞事件的XX、邹思聪两位，麻烦带话，如果能联系上，可以考虑接受像教官（注：黄章晋）那样的方式，来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联系上，只能启动刑事诉讼。”
（威胁刑事诉讼）
同一天（9月12日），和我同时发布了女生C自诉文章的黄章晋，又发文《我杀死了邓飞》，形成左右互搏之势。他发这篇文字的原因我不知道，也从未询问，只是针对这篇文章引发的网友疑问，我以《简评<我杀死了邓飞>》进行了简单回应。
时间再往前移。在八月底，有人来香港通过朋友转话，提到邓飞会刑事自诉我，“判成了关个三五年吧。”同时也建议我私下和解，以免牢狱之灾。我迅速咨询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是常见的威胁手段，意图吓退对方。
因此，早在八月底，我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诉诸法律是邓飞的合法权利，诉诸公众舆论也是邓飞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在等待邓飞发表公开解释，想听一听他口中的“真相”是什么。
但是，从9月12日的威胁刑事诉讼开始，事件被不断地“搅浑”，先是黄发表《我杀死了邓飞》，进而删除了自己发表的女生C自诉，接着是网名“旺喜”、“冒安林”的网友开始撰文攻击同样发表了女生C自诉的“鲸书”。
并且，在泛媒体公益范围内，另一个或几个版本的故事开始从不同渠道传出来，一会儿的版本是，邓飞凤凰周刊前同事想黑他，一会儿又是女生C的文章是凤凰周刊前同事炮制……
针对这些，女生C发表声明《女生C对近期「信息污染」的公开声明》，表明了自己自诉每一个字的真实性负责，从未有人“炮制”。我认为我的态度此前已经充分表明，而女生C的这一声明更已经足矣，没有过多参与网络上的浑水战。我并非被侵犯的当事人，更多的是支持者，不应该把自己变成主角。
之后邓飞又告诉我的律师说，只要我删除文章和道歉，便不起诉我。律师在征求我本人意愿后，回绝了邓飞的要求。
不得不说，邓飞“各个击破”的策略是有效的，无论是对于中国社会舆论环境的理解与操作，还是在媒体界的关系人脉，我都完全不及其万一，当然，按我的性格，也完全不喜欢经营这些。
因此，律师郑重地提醒过我，如果说“朱军诉弦子麦烧案”是一场平行世界之间的“血战到底”，那么“邓飞诉邹思聪案”，就将是一场互入敌阵的“苦战缠斗”，舆论必然非常撕裂。
3 “如果真的希望和解，他应该给女生道歉”
在我通过律师明确表达态度，并且发布了《女生C对近期「信息污染」的公开声明》、《我的声明》后，邓飞仍然没有停止动作。
10月中旬，邓飞通过我信任交好的中间人表示，希望我能回内地某城市亲自见他，做“内心确认”，做庭外和解，中间人表示，“你陷得太深了”，“最好淡出”。
我的回复如下（语音回复转文字，有一些错字、口语与断句错误）：
“XX，谢谢你邀请我回XX，但最近确实回不来，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要转达的话，你就说一下，第一，正是因为我和邓飞没有私怨，所以我觉得法律解决是一个符合双方意见的方式。第二，‘内心确认’我已经拥有，我相信我的朋友，然后最近也搜集了其他的证人证据，我在此前已经完成了内心的确认。第三，如果邓飞他希望和解，真的希望和解，那我觉得他应该给女生道歉，以我们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跟女生道歉。那我可以删除文章，然后也会说明为何会删除文章。”
（聊天记录）
“第四，我不会和邓飞单独见面，不管在哪儿，在XX，在任何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双方都有自己的律师，我的律师和他的律师，他们也知道对方是谁，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律师和律师去谈。然后，如果说邓飞不想接受我刚刚说的和解条件，那么虽然会很辛苦，结果也不确定，那我觉得起诉了，打官司就好了。谢谢XX转达。以后我们在XX有空的话单独再聚，谢谢XX。”
（聊天记录）

……
……（又聊了一阵邓飞的优点后）
“我明白，所以如果有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我觉得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去谈，因为我不太会处这种江湖事情，所以一开始就是考虑法律途径，找证人证据等等。他一开始在各种群的威胁逼迫，这是我决不能接受的，越是这样，我越坚定的希望走法律途径，虽然我确实不是也不该是这件事的主角。我认为，他如果能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跟女生道个歉，对他自己的事业也是好的。邓飞的为人我不了解，但他的事业肯定是有价值的。”
（聊天记录）
我困惑不解，邓飞方面，一会儿借微信群、朋友圈威胁刑事自诉，一会儿对律师说民事刑事一块儿起诉，一会儿又要庭外和解，却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堂堂正正的声明。我并非不赞同庭外和解，也对他提出了最合情合理、甚至温和的要求。
这之后，他当然没有跟女生道歉。
4 从未公开回应，律师团队来当“客观独立第三方”
正如我所陈述的，邓飞在此事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站出来，公开讲述自己版本的“清白”，无论是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是朋友圈与微信群，一直都是其他人在出面，再把焦点转移到其他人和事情身上。
如果这还可以理解成，他最终想交给法律审判来裁决的话（即便他又是威胁又是私下和解），那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已经对此事立案后，邓飞的律师团队仍然在伪装成“客观独立第三方”，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一周前，我的父母已经收到杭州互联网法院立案通知书，还在寄给我的途中时，我才发现署名“刘辉”的“刘辉刑辩团队”公众号发布了《刘辉律师：米兔必须回归法律轨道，才能走得长远》一文。
他先是在文章开头理解同情“米兔”（#Metoo），接着又以捍卫法律的名义，“客观中立”地批评邹某某先生（我本人），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便在第一时间报警也不能立案、司法不公、立法不完善的诸多制度性对女性不利的情况下，女性甚至都不能诉诸“言论”的私力救济，否则就是反对“法治”，而“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
在朋友圈回应别人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客观独立第三方，他声称“案件不是我代理，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和我的头衔无关！”然而，事实上，邓飞曾在朋友圈公开表示，“感谢刘辉兄长团队免费提供所有法律服务”；在立案起诉后，他也亲口说过，深圳的刘辉是他的律师。
（邓飞朋友圈：“感谢刘辉兄长团队免费提供所有法律服务”）
（刘辉回应留言：案件不是我代理，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和我的头衔无关！）
公开可查资料也显示，虽然刘辉目前并非直接代理此案，直接出面代理邓飞诉邹思聪案的段若愚律师，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而刘辉则是该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原告代理人段若愚律师，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刘辉则是该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我认为，诉诸法律是邓飞的合法权利，做他的代理人不是丢人的事情，而代表当事人表达符合当事人利益的观点，也是律师当仁不让的责任，没必要遮遮掩掩，假装中立，显得没有自信。
当然，对于刘辉先生“捍卫”法治观点的详细评议，我会在之后陆续发出，也希望媒体界、法律界和学术界都能借此机会，发出自己的专业评议，如果能推动共同的底线与法治的进步，那是很好的事情——
但我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刘辉律师不是“客观独立第三方”，他代表的是他当事人的利益。在我看来，一直致力于批评#Metoo的鄢烈山老师，才是真正的客观独立第三方。
其次，我从未否定法治。我和刘辉律师、鄢烈山老师等人一样，都赞同“法治”（Rule of law）。在我们共同所在的微信群中，有时候还会看到，他们发的其他热点事件与历史事件的文章与观点，都是我赞同的。只是我不明白，当我一次次说了，“我明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法律解决是符合双方意见的方式”后，我为何还是不赞同“法治”的人？
5 赞同法治不是“认命”
赞同法治社会，不等同于现有法律足够完善，这是常识问题。
而法律不够完善，社会权力结构整体性地对女性不公时，我们该如何做？当女性大量遭遇性骚扰性侵犯时，女性该如何寻求公正？
在中国现实中，目前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即便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并未对性骚扰具体构成要件进行规定，更没有对性骚扰行为进行明确限定和分类，这使受害者在行使权利、追究责任时难以对性骚扰进行证成，更可能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使受害者捍卫权利时，逆转成高难度的证明义务。
性骚扰“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这早已是被公众广泛知晓的现实。在追责制度和救济途径上，缺少有效追究性骚扰行为人责任的制度。受害者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追责，性骚扰本身又有“隐秘性”和“突发性”，经常难以及时固定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侵害人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而刘辉律师一文，所谓坚持“法治是最大公约数”的论调，几乎就是对遭遇这种情况的受害者说，“认命吧，现有法律就是这样”。
当现有法律，不能保护到被性骚扰性侵害的女性时，受害者不得已诉诸言论来寻求公正，冒着被二次伤害、被“荡妇羞辱”的风险，还被认为是“人治”，搞“文革”，这实在是荒谬的结论，是对“法治”与“文革”的双重无知。
因此，当现有女性保护立法有其明显缺失，第一时间报警经常不被立案之时，女性通过网络舆论讲述遭遇、修复创伤、自我反思、消除耻感、诉诸舆论，留给公众评论与判断，这是在法律不能及的不公之处寻求公正，更是希望在被侵犯事件曝光后，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法律能够实现进步与完善。当然，在现实中，她们更可能面对的，就是二次伤害与多次伤害。
而关于所谓“大字报”、“大鸣大放”的批评，这更像是经历了“文革”集体创伤后的膝跳反射，却忘记了真正带来人民巨大创伤的，从来不是言论本身：
在网络上，女性个体希望寻求公正的自述，即便在#Metoo中形成了巨大的互相鼓舞的合力，也没有体制性权力在其后支撑。
指控者与被指控者在平等的言论空间中，甚至是相互转换的，他们共同拥有指控与回应的言论自由，如有诬告，反驳就是——这当然不是“文革”，更不是被污名化已久的“大鸣大放”、“大字报”。
事实上，如果所谓的“文革”，是真正意义上“大鸣大放”的自由辩论，那根本就是好事，而非历史灾难。
6 我会应诉到底，欢迎媒体界报道与学术界评议
我并非女性权利、女性发展、女性保护立法的专业研究者，更多的是自我反思者和学习者，是言论自由的支持者。因此不再多讲宏观道理，女生C的文章，就已足够表明我的态度。
细读过她的文章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没有激烈控诉，没有猎奇八卦，没有仇恨言论，而是在开篇就明言：
“但愿由此被送上全民审判台的，是这些事件背后共同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体制化、社会性的暴力，而非一两个名字，某家媒体，一串名单，某些圈子，或者某一小群人的罪行；更不是受害的群体。”
“我无意‘迫使’共同认识的朋友们站队表态，惟愿各种思辨讨论都能就事论事、聚焦核心问题。”
这正是我的看法。
我在人生早期，和大多数中国男性（当然也包括相当多的女性）一样，深受“直男癌”、“有害的男性气概”的父权环境影响，表面上，觉得平等、自由、公正等价值重要，但在认知结构中，又完全缺失了“性别教育”、“权力结构”的维度，不知道女性权利所要求的，无非就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平等、自由和公正。
而就我观察到的结果是，即便是我很钦佩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都缺乏足够的省思。
最后，既然邓飞已经起诉，如果有严肃媒体关注，我愿意接受采访，也希望媒体朋友能够采访到邓飞。我期待有文化研究、法律研究等学术界师友，发表自己的专业看法和研究成果，如果因此能推动社会观念与法治的进步，那是很好的事情。
可以预料到，这是一场苦战。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受害者，只是被动成为案件的一方“主角”，无论结果如何，我会应诉到底。
邹思聪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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