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陶德斯来到为躲避战乱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访问。这位通晓汉语的英国文学家当时正在研究英国古典文学，专攻古诗，与浙大教授的座谈会上他饶有兴致地拿出这个话题来讨论，当听到有教授认为英国民族性趋向悲观时，他坚决反对，要求他们给出依据。于是那些持相近观点的教授纷纷在英国古典文学中引经据典，有引用经典古诗名句加以证明的，也有拿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诗篇与英国诗篇对照来说明英国人悲观处世哲学的。
陶德斯先是惊讶于中国教授异于寻常的观点，后来却更被他们对英国文学的熟悉并能用英文流利背诵那些自己都没有记住的古典诗歌震撼了。这位英国教授原以为这些对手都是教授西方文学和诗歌的同行，细问之下才发现，原来他们是机械系主任钱钟韩、中文系主任郭斌和电机系教授杨耀德……
看到这个故事，我不禁轻叹一声，像这样博古通今、文理兼通的大学教授，在当今已迥异于乱世的中国却也难觅了吧？
前段时间，杂志社编辑朋友让我帮忙邀约老师写稿，我于是问一个在大学当物理老师的朋友有没有兴趣给大学生写点东西，她颇为难地说，自己一直学理科，并不擅长写文章，应该去跟文科生约稿才对。我说编辑这几天还感慨如今的文科生写的稿子不成章法，不如理科生写的文章易改耐读呢。朋友还是坚持说文笔不行，哪怕肚子有货也未必写得出来，何况现在也想不到有什么可写的。
真是有点失望和无奈，这个朋友哪里会无料可写呢？她的经历随便挖一段都足够励志。她当年放弃了国内学业随夫出征，爱人在中东战乱之地攻读学位，她也使出浑身解数在那个不轻易签发工作签证的国家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后来还在当地生下儿子。待爱人拿下博士学位当了海归，一家大小动迁回国，她却不甘于平凡，重新申请该国奖学金孤身一人去读博，“抛夫弃子”苦熬经年之后，在三十有五的高龄斩获博士学位，终于过上荣归故里家庭团聚的生活。这完全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啊，可惜囿于传统的偏科思维，本来很开放的世界被轻易地禁锢起来，那充满启迪的人生便也无法用文字与人分享。
在我接触的人里面，这样的想法非但不是特例，反而很有代表性。
在以色列时我曾参加研究所举办的希伯来语学习班，最初各国研究生都满怀好奇地跑来听课，兴致很高，可第一次课结束后，基本上就再看不到中国学生的踪影了。私下里听到他们的说法是，希伯来语学起来很难又没什么用，还浪费很多学习时间，只要把英语学好，把科研做好就够了。在国内这话听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可在那种国际环境下，却显得十分非主流。
研究所的主打研究是理工领域，来学习班上课的自然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学生和教授。在班上既可以遇到美国、德国、荷兰这些发达国家的学生，也能发现来自阿根廷、智利、墨西哥、格鲁吉亚之类小国的学生。还有和中国学生的背景经历十分相似的印度人，成群结队地活跃在课堂上。甚至还能看到个别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在班上认认真真地听课做笔记。
事实上，学好希伯来语绝非朝夕之功，一年半载之后能灵活运用这门语言的外国人也没几个，但人们纷纷抛开繁忙的科研工作乐此不疲，他们到底意欲何为？我想，那些没被文理分科洗过脑的脑袋，大概不会旗帜鲜明地给各类知识划下楚河汉界，对于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科学家来说，跨界去学点“没什么用”的东西，一来可以充实自己的头脑和生活，二来能够丰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想得更深更远一点，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说不定在将来某个节点“无用”能激发“大用”呢——如果非要拿有用无用的标准去打量的话。不过这种看法根本无法打动一贯秉持实用原则又深受文理分科思想毒害的中国学生，就像我无法拿别人的事例来鼓动那位大学物理老师为大学生贡献点文墨一样。
文理分科造就的文理科生两大阵营，知识结构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以致他们很难互相认同。在比较极端的论战中，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认为他们连数理化都学不好，智商简直为零；文科生同样看不上理科生，觉得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只是一副会走路却没人性的工具。
我也一度痛苦于自己所受到的文理分科的伤害，一直想寻找一个能弥补文理缺失的专业来充实提高自己。后来以为找到了，去攻读研究科学史的博士学位，因为那个专业既属于历史领域，拿的又是理学学位，还开设在中科院这样一个理工科大本营里，自然是在文理科之间搭桥的最佳专业了。
可深入进去之后才发现，文理分科遗留下的弹痕依然深嵌于这个貌似最跨界的学科之中——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既轻视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史学训练，研究课题往往很难有人文深度；而非理工科出身的文科生想进入这个领域，又力不从心，毕竟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想透彻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何等的艰难。结果，奋战在这个领域的文理科精英们，如同生活在平行空间里，两大阵营实际上做着几乎互不相干的研究，这个本来可以弥合文理鸿沟的学科，也就自然而然地沦为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二元专业”。
在非洲小国卢旺达生存着胡图族和图西族两大种族，他们本来同属一个族群，在语言、体格和文化上都没有很大分别。悲剧的是欧洲殖民者到来后，根据外形特征和经济状况硬生生地把这个和睦相处的族群划分为两部分，且让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人作为统治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卢旺达人头脑里也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两大种族的概念，并因为利益之争而互相仇视，殖民者撤离后，复杂的政治局势最终导致1994年死亡上百万人的种族大屠杀。如今，已基本达成民族和解的卢旺达政府，正在努力消除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历史裂痕，他们的身份证上也不再注明其种族所属，而一律以卢旺达国民代之。
这段遥远的历史，似乎和我们的文理分科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文理分科的基础教育制度人为地在不同性质的学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也在人们的头脑里烙下了文理知识不通融的烙印。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文科生将丢掉数学课本的那一天视之为解放日，而理科生则无视图书馆的存在，每每以能玩转电脑和实验室为荣。国民知识结构被如此一刀切地割裂，对中国人的视野和创造性的深层伤害，更进一步地，对国民素质和国家发展潜在的负面影响，实不知该如何估量，又该如何弥补！
据说中国的很多左撇子在小时候都曾被强行矫正为右利手，以致内伤及脑，影响一生。来自大陆的香港科幻作家倪匡便是其中一位。倪匡小时候因是左撇子被硬性矫正，终生受了“脑伤”，至今左右不分，甚至患有口吃。以此类推，无法想象经受过盲目而轻率的文理分科“洗礼”的一代中国人又患上了什么样的“脑内伤”。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武大建筑系是放在人文学院里头的，当时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学校要将这么一个有市场的工科专业孤零零地安排在穷得叮当响的文科学院里，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困惑也许就是受了“脑内伤”的缘故吧。有一位在清华园里经常考试拿第一、一路直博的浙江才子曾对我说过，他们实验室的人几乎不进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书太老旧了，他们只看网上最新的专业期刊，阅读只为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科研动态。我想，他们大概已很难理解70年前的机械系教授为何要费心费力地去记忆英国古典诗歌。而当年出口成章的教授们，估计也不会明白，如今的同行怎么甘于沦为没有丝毫人文底蕴的科研工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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