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你会同意吗？

· 这是第3564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5k+·

· 刘子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耳熟能详；“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好像也无可辩驳。

如果我说，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你会同意吗？

日暮乡关何处是

1279年正月，广东崖山，南宋左丞相陆秀夫，望着黑压压围困上来的元军船只，一颗奔波、悬吊了多年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他镇定地换上朝服，将国玺系在腰间，伏拜在8岁的皇帝赵昺面前，戚然说道：“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重蹈覆辙。”

言毕，陆秀夫背起小皇帝纵身跃入海中。大宋最后一缕残阳隐没，随同逃亡的近十万军民，亦纷纷投海殉国，一时间血泪怒海，陈尸百里。惨烈悲壮如斯，历史罕见。

陆秀夫，与文天祥、张世杰，他们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义无反顾，拼死抵抗，直至宋亡最后一刻。史称“宋末三杰”。

这段历史，今人多半已不记得，却深藏于富庶的珠三角。今天，漫步在佛山南海一带，古村村口的“记住乡愁”石刻，大大小小的三忠祠、三忠庙，城市街角的忠义公园、忠义馆……就反复提醒后人铭记这段历史。

佛山南海区，截至2019年，连续6年位列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区排名第二，拥有10万+民营企业，居民存款全国（区县）第一……按理是富庶、“重利轻义”之地，为何还牢牢抱着这段沉甸甸的历史？

义与利如何共存，传统与现代如何共生，国与民如何共进？南海，给出一个饱含时代意义的答案。

从两宋文明到“有为精神”

广东南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6000年前，就孕育出新石器时代的“西樵山文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近代史上，南海涌现出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邹伯奇、何香凝、罗登贤等杰出人物。“如果说西樵山是珠江文明的灯塔，那么有为水道就是南宋文明的航道，沿途村落就是古典中国的诺亚方舟”，走访南海，南海人无不对自身文化充满自豪感。

走进已有800多年历史的松塘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积德读书”的古训与“记住乡愁”的现代宣言。六十多岁的村民区子广声音洪亮，用浓重的粤普逐一向我们介绍“东山祖祠”“明德社学”、翰林功名石碑群等人文古迹，临走时还郑重地送上村民自编的《翰林名村，金瓯松塘》村志。

仙岗村，则是另外一番底气。村名源自炼丹升仙的葛洪，民间传说中的仙迹、陈氏大宗祠、仙岗书院等人文古迹，与烧番塔、粤剧、青少年舞狮等传统民俗，共铸出绵延不绝的村庄精魄。

此地许多村庄，多源于宋末避兵祸而来的“北方人”，或者干脆就是跟随末代皇帝、宋末三杰流落至此的兵、民，多是不愿做亡国奴、刚烈忠勇之人，伴随着宗族文化等，以“三忠祠”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便也传承下来。

今天，依然村村有宗祠、有底蕴，村村重传统、重读书。村民尽管平时散落各处经商、务工，但每逢祭祖、烧番塔等重大活动，都要返乡参加，令人感叹传统文化的深刻凝聚力。

| 古村烧番塔（珠江时报供图）

文明传承不断，江山代有才人，此不赘述。清末，南海人再一次挺身而出。

康有为，南海丹灶人，又称“康南海”，青少年时期，跟随朱次琦等乡间大儒，在西樵山白云洞等地学习，后游历香港，由中学转西学，著书立说之外，更致力于救国图存、变法维新。1895年，其组织“公车上书”，1898年，在光绪帝支持下推动戊戌变法，维新百日即告失败，被迫流亡海外。

史间评价康有为，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与许多知识分子“光说不练”不同， “康南海”有忠有勇，学以致用，大胆实践探索，足以彪炳史册。

康有为的“炒房史”也是今人揶揄的“黑历史”。

康有为出身并不富裕，30岁前一直与家人住在老家80余平米的小房子，自33岁到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开始，理财本领便一路开挂，买房置业、经商联谊大展拳脚。纵使流亡海外，亦不断置业，至今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外还有著名的“康有为岛”。清亡回国后，又在广州、上海、杭州、青岛等城市大量“炒房”“炒地皮”，堪称一代“房叔”。

理财是个人的事，而且，谁又规定了知识分子不能炒房、不能赚钱？

事实上，独善其身、追求学问可以“无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必须“有为”。

康有为亦不避讳，并著有《物质救国论》一书，主张物质救国、理财救国；今天，位于丹灶镇的康有为博物馆，也并不避讳康有为的保皇、炒房史，充满浓郁的务实主义及商业精神。

戊戌变法十二年后，广州爆发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南海人13人，南海人敢为、有为的传统，再一次得到验证。

及至改革开放，从著名的鱼米之乡到世界制造业之都，从“把农村搞活变富”的全国样板到“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再到今天的“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南海勇尝“头啖汤”，更始终走在“敢为”“有为”的时代潮头！这份文化积淀，令人感叹。

| 松塘村的巡游（珠江时报供图）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回顾历史，中国向来重农抑商、重集权、重民族自豪，也就导致今人对两宋文明的轻视。

除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以及史书上的“靖康之耻”、岳飞秦桧，两宋更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教育的巅峰！

宋代发明了纸币，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自宋真宗开始，工商税就逐渐超过农业税，至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再至南宋淳熙年间，非农业税比例更是接近85%……宋代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非农业税超过农业税的朝代。

伴随着商业发展，社会文明亦达到巅峰——

宋朝科考是真正的全民科考，不仅“取士不问世家”，对“有官人”（官二代）反而还有着更严格的考核制度；

宋朝不再有良民和贱民的等级划分，并取消人口迁移管制，契约制让人身更加平等，城里的雇工、农村的佃户按照契约，自由决定去留；

政治上亦趋于平等，皇帝职责在于修德垂范、选贤任能，治理天下的重任则群臣共担，并取消朝堂跪礼，皇家祖训还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朝廷体恤商人，建国之初就颁布一系列“恤商”法令，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并邀请商人参与制订商法；

宋代还重视对外开放，开设了20余座港口，设置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个“市舶司”，并推出中国第一部“海外贸易法”——《市舶条法》，使得海外贸易同步达到巅峰，业务范围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业文明，社会平等、自由，政治务实、开阔，远甚汉、唐。至崖山宋亡，至元明清，臣与民恢复跪礼，重新抑制商业、闭关锁国、恢复等级，政治上加强集权、高压统治、内乱不断，直至清末康有为变革、黄花岗起义……历史翻开新篇章。

回顾至此，自两宋文明，至近代的“敢为、有为”，及至当前政府号召的“有为精神”“有为水道”，佛山南海，堪称800年精神不灭。

有为，不非为

宋亡以后，元明清三代日益强化中央集权，工商业基本官办官营，窒息民营，剥夺民财，民间日益缺乏活力，经济日益陷入积贫积弱。

明中张居正改革、清末洋务运动，也都是从强化集权、强化“国营”的角度进行改革，且往往急于“有为”，以至“非为”，尽管正史高度肯定，却都与两宋文明渐行渐远，国家日渐衰落，改革者也功败垂成。

改革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往往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持续的努力。以底蕴丰厚、改革先行的南海，时至今日，也面临着新的改革压力。

四十年前，中央号召“城市学常州，农村学南海”，彼时的南海就是全国首富县。在改革开放之初，南海率先提出从“三个产业齐发展，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思路，并通过“敲锣打鼓贺富” ，鼓励农民大胆致富，释放出农村巨大活力。而后，一批批“洗脚上田”的农民建厂办企业,打造了中国草根经济原生发展的珍贵样本，成为日后南海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至今日，与大多数地方不同的是南海的农民恰似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依托强大的集体经济，这里几乎村村都有集体分红，每年每人多则数万，少一点的农业村也有三四千元，此外，集体经济组织还承担着大量的教育、医疗二次报销。

除了集体分红，广大农民往往还有自有房屋、店面收租。更重要的是，从早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今天的民营经济重镇，农民积极投身工商业，从一两台机器的家庭作坊，到109家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直至敲开农舍大门，还能看到八十岁老太太在自家机器前做着力所能及的针线活儿……“有为精神”“草根精神”是这座城市的基本底色。

然而时代发展至今，集体主义与草根经济带来的弊病也日益明显。

千灯湖是南海城市核心区，也是省级金融高新区。这里金融总部众多，环境优美，高楼林立，房价堪比广州市中心。然而风光纵如千灯湖，驱车往外一公里，就是各种城中村和村级（自然村）工业园。

| 千灯湖公园，南海城市客厅（珠江时报供图）

与珠三角的许多城中村一样，这里生活环境跟城市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村级工业园，也多以低端、低效制造业为主——南海区612家村级工业园占用全区58%的工业用地，但是仅贡献了约10%的工业产值。

集体经济的“土围子”，地租经济的“地主化”，村级工业化的粗放化，成为南海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巨大障碍。“村级工业园改造”也便成为当届政府的核心工作与“政治任务”。

村级工业园改造，“拆”不是问题，毕竟多年来，广大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拆迁经验。南海政府之可贵，在于政府只做服务而不非为，将“拆”的主体，真正交给了村民和市场。

与许多“中介型”政府一边收地另一面卖地，两边赚差价不同，南海政府提供的是规划引导、市场撮合服务。

离千灯湖不远的夏北社区永胜村，村民以83.38%～93.09%的同意率通过整村改造方案、补偿方案及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方案等，而成为佛山市首个旧村整村改造项目。

土地公开交易过程，原本规则就很透明：地价款扣除三金后，以原土地所有者（集体）50%、镇30%、区20%的比例划分，其中归属区政府的20%，政府再通过补贴返还给村庄。期间，政府聘请第三方财监平台、交易平台，确保各种程序公开、透明。

最终，政府协助引入佛山本土房企碧桂园。经过谈判，为集体和村民达成拆一赔三的物业补偿、1500元/平方米拆除补偿、20元/月/平方米的动迁期租金补偿方案。同时，碧桂园承担完税环节，并保证村民先挑物业。而归属区政府的20%地价款，政府划拨回各集体经济社用于回购集体物业，并确保原有集体经济收入不减少。

自此，在政府的全力投入下，集体、村民、开发商均获得利益最大化，整村改造已如火如荼地进行。

纵观夏北社区永胜村改造，地方政府并未高举“政治任务”大旗，也没有一心唯上、唯高大上，而是始终坚持市场主导。具体决策过程，也不需要“XXX领导顶着巨大的压力拍板”，而将权利赋予村民与集体，将权力分散到基层执行者，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市场平等与政治平等。

在与各级官员的交流过程中，笔者也深刻体会到南海“积极有为而不非为”的文化活力。

比如当地政府规定，收入向基层倾斜，从根源上鼓舞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各级公务员积极有为、大胆发言、群策群力，又反过来减轻了“领导”的决策压力，让“领导”能更大胆地拥抱市场，“先让市场做，市场不做的再国资做”。

西樵山下的桑基鱼塘，便是“市场不做国资做”的缩影。

| 西樵山下桑基鱼塘（珠江时报供图）

早在数百年前，西樵当地人即在池埂上种植桑树，以桑叶养蚕，以蚕沙、蚕蛹等作鱼饵料，以塘泥作为桑树肥料，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的生产结构，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促进，达到鱼蚕兼取的“生态自循环”效果。

在现代规模化生产的背景下，由于自然循环太慢，桑基鱼塘模式逐渐被抛弃。十年前，地方政府为传承传统文化、恢复生态经济，成立镇属企业，筹建“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

文化园市场化运作，以市场价租赁村集体鱼塘/土地约1000亩，以5000元/亩的投入建设200亩桑基鱼塘生态养殖示范区，并建设体验、游玩、采摘区等，已先后投入1.5亿元。

尽管运营多年，尚难以收回成本、实现财务平衡，但“重在文化保育和生态建设示范”，西樵山桑基鱼塘还将持续投入。

负重前行，还是轻装前行？

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到这里，除了科学技术、人才、资本……我想，可以把“文化”郑重地加上去了。

科学技术会迭代、会落伍，有钱还可以砸；

人才可以撬走，“人往高处走”，自古天经地义；

资本？更不用说，“水往低处流”，天生就是自由流动的。

只有文化，才是真正属于一方土地、一方人的。它不能用钱堆积，它撬不走、也不会抛弃你，而是深植于人们的血脉，由内而外、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力三要素，以及可见的人才、资本乃至科学技术，并生生不息。那么，它不是核心生产力，谁又是？

然而文化太漫长，“见效”慢，又难以GDP化，远不如招商引资、房地产、大基建、找块新地建“高新区”，来得轻快，作为管理者如何抉择？

中年危机的另一个名字，也许就叫做“乡愁”。作为个人，作为一个集体如此，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南海今日之成就，何尝不是源自南海人血脉中的商业精神、有为精神、集体主义与草根精神。但纵然如南海，依旧轻快，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中年”危机、面临“乡愁”。管理者也清晰地认识到，“南海的问题，跟南海人有关系”，并着手文化的梳理与传承，着手隐形冠军的扶持，着手草根精神的发扬与民企二代的接班，着手生态经济的恢复，令人看到更大的希望。

今天，一个地方的管理者选择珍视这“乡愁”，选择负重前行，选择“改革开放再出发”……其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