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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0日，是张爱玲（1920-1995）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她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是最好的现代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文字尤其迷人，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一般来说，我喜欢杨绛、孙犁一类“素美”的文字，不喜欢浓丽的文字，但张爱玲文字的华丽有所不同，带有本质性的清悲，似乎化解了表面的艳丽，显现暗藏的苍茫感。像古代色彩鲜艳的壁画，隔了千百年，也便有了古韵和斑驳。她文字还有一股子俏劲，晚年也没减弱过——尽管她晚年文字朴素了，少了华丽。实际上，我更喜欢她晚年的信札，枯藤老树，干净利落，且有一种悠远感，她随手一挥，文字就到了春山外，令人联想。
五四新文学有个毛病，就是文字的“文艺腔”很重，巴金、冰心的部分作品就有文艺腔。张爱玲最怕文艺腔，但奇怪的是，她早期小说开场几句往往是败笔，文艺腔很重。我们来看看她几篇小说的开场：
茉莉花茶，也叫香片，在北方很流行，连梅兰芳也爱香片。张爱玲小时候在天津住过，家里大概也常喝香片。她有篇小说就用《茉莉香片》为名。起头是：“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这个开场白就很文艺腔。
再看她《金锁记》的开场，“三十年前的月亮”什么的，非常有名，颇得佳评，大家都知道，就不引用了。但我觉得不好，太刻意，太花俏，同样有很重的文艺腔。
张爱玲不待见五四新文学的文艺腔，她不喜欢巴金、冰心，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她倒是读的。反讽的是，我越来越觉得张爱玲其实也有一股别样的文艺腔，尤其是她早期小说的开头部分。
我闲来没事，会翻翻明清小说消遣，这些小说的开场皆逃不脱中国章回小说的俗套。张爱玲深受章回小说影响，她虽没有五四新文学的通病，却难改旧小说的积习。张爱玲的优点来自旧小说，缺点也来自旧小说。她的文艺腔不同于巴金他们的新文艺腔，她是古典的、陈旧的文艺腔。张爱玲雅俗共赏，众多文艺青年或许就是沉醉在她的文艺腔之中。
我是张迷，一向护着她。现在来挑她的毛病，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疼归疼，但也有一种“终于说出来”的痛快。
再看她《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还是落了老套套。
《倾城之恋》的开场则是：“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
我还是觉得这个开头是从一个旧模子里倒出来的。这些“说书人”的语调，太过表演性，仿佛是一个“前奏”，又像是一个“仪式”，多此一举了。
当然，张爱玲也有很多精彩的小说开场。譬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的开头：
“丁阿小手牵着儿子百顺，一层一层楼爬上来。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弄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过了八月节了还这么热，也不知它是什么心思。”
我很喜欢这个开头。
小说的起句，一直为人探讨。狄更斯《双城记》的起句很有名：“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好警句，但不是小说好开头。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也很有名：“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样是警句，不是小说的好开头。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子则是：“多年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想必会记起父亲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想这才是小说的好开头。马尔克斯非常看重小说的开头，尤其是第一句，以及第一句的语调，他认为第一句的语调和语气将决定整部小说的走向。川端康成也善于写第一句，他的《雪国》和《千羽鹤》的首句，都令人神往，那种语调确实决定了小说的走向。
我正在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第一句就把我吸引住了。这真是一部意识流杰作，一部天才之作。它的第一句是怎么写的？你自己去找来读吧！
(作者/何华)
（本文首发在香港《明报月刊》今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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