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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得悄无声息，也没带什么行李，联系方式通通换了，那么大一个人，了无痕踪。
一
2002年的夏天，在小县城的火车站，父亲指着零售铺里五花八门的小吃零嘴对我说：“随便选些你喜欢的吧，等会在车上可没晚饭吃的。”我懵懵懂懂应了，又兴奋又忐忑，来回掂量才捏着两包便宜的豆干蹭到柜台前。
那年我七岁，身高将将在免票线边缘试探，为了省钱，父亲只买了一张硬座票，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位置上熬过十八个小时。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虽然拥挤不堪，人声喧哗，还有各种食物香水和汗臭味混杂成的奇异味道，但对新事物的好奇暂且压过了环境的恶劣和我心底的焦虑不安。
那焦虑不安来源于此次出行的目的——寻母。
两个多月前，母亲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家，离开我和父亲。可说是“寻母”，我并不知道父亲要到哪里去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寻到。父亲只是一言不发，镇定自若抚摸着我的头。
隔着小桌板，我们对面坐着两个穿着打扮时髦的大姐姐。她们往桌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从未见过的，散发着诱人的味道。相比之下，我嘴里的豆干瞬间变得如同嚼蜡。
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直勾，其中一个姐姐忽然笑着递给我一个热面包——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叫“汉堡”，说送给我吃。得到父亲的许可后，我小声说“谢谢”，双手如获至宝一般接过。没过多久，她们吃完饭后就离开了，说是要去卧铺那边休息。
往后的很多年，回忆起这个场景，我都不禁会想，那时在她们的眼里，父亲和我该是什么样子呢。
二
我的母亲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那时家里条件不好，夹在中间的，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个。可能正是因为这不尴不尬的位置，才激起了她年轻时的叛逆。
那样的母亲算是家里的“异类”，她热情勇敢，独立果断，向往外面自由宽广的世界，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却偏偏生在不知名的小县城里，受各种陈规旧俗所束缚。
适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正猛，学历止步于高中的母亲便顺势开起了服装店。花花绿绿的新式衣服映衬着青春洋溢的少女，在总是蒙着一层灰的小县城里算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画面，谁都愿意去瞧一瞧看一看。
母亲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邂逅了她的初恋。
可这段自主的恋情最终没能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没等到开花结实就被外力蛮横地扼杀在土壤中。初恋未果和孤立无援给母亲的心底种下了恨的引子，同时悄无声息地张开一层薄膜，横亘在她和家人之间。
后来经由亲戚介绍，母亲认识了父亲，两人磨合一段时间，迅速走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
父亲是大家眼里的老好人，没脾气，不沾烟酒，模样过得去，有一份收入不高但稳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对母亲死心塌地。
刚开始他们应该也是有过幸福的。我出生时正值盛夏，父亲便借了辆板车，吭哧吭哧拉着半车的西瓜去医院接母亲，因怀孕必须忌嘴的母亲，总算吃上馋了一个夏天的西瓜。
父亲最爱对我念叨，我两三岁时，他和母亲一起带我看灯会，我骑在他脖子上趁他不注意尿了他满肩。父亲说这话时总是笑着，满眼的眷念几乎要化作一汪水溢出眼眶。
母亲大概也是记得父亲的好的，偶尔听到这些过往琐事时也会笑得温柔。可是后来有些事情便逐渐开始扭曲错位。
随着我的出生，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原本对于两个人绰绰有余的收入开始有些拮据。父亲那点固定工资甚至还没有母亲的服装店挣得多，关键是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毫无改变的动向。母亲觉得父亲没出息，注定一生陷在小县城里，可她自己却不甘止步于此。
父亲原本想闯出点名堂，可就是缺些胆识和运气，只好安于工厂，最大的爱好就是定期买两张彩票，做做一夜暴富的美梦。他每期必买一注数字，是我的生日，期待能有某种命定奇迹，然而奇迹一直没有降临，他也不气馁，仍是笑呵呵把那串数字当成信念一般坚持买。
另一边，母亲的两个姐妹却都嫁到了条件不错的人家。原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三个人突然一下子被拉开，起初最为领先的母亲此刻却掉到了最后，且落差越来越大。一向好强的母亲开始焦躁不安，对于这样知足常乐的父亲，也自然是越发看不上眼。
他们开始争吵，这些争吵贯穿了我所能追溯到的整个童年时期。
确切地说，应该是母亲单方面发脾气，老实巴交的父亲总是赔着笑脸，也不管到底是不是他的错，只能一边忍气吞声，一边安抚母亲那敏感易怒的神经。看到这样“死皮赖脸”的父亲，母亲只会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母亲冲动之下提着菜刀，用刀背就往父亲屁股上招呼。即使这样，父亲也只是无奈地躲闪窜逃，别说还手，就连嘴上也是没有一句怨言。而那时边上的我也看不清，只觉得惶恐无比，往地上一坐就是嚎啕大哭，以此希望他们能停下来。
即使他们的婚姻已然破裂，父亲仍对母亲存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动她，挽回她。
三
为了修补感情，父亲独自去了外地打工。
父亲在工作上向来是个好手，为人又正直，吃苦耐劳，为此他的老东家还挽留过一阵。
那时母亲已经关了服装店，改去她姐夫新开的工厂里帮忙。相应的，即将上小学的我开始借宿在母亲姐姐——也就是大姨妈家，由外公外婆负责照料，只有周末或者节假日时才会被母亲接回去稍作团聚。
也许是距离产生美，也许是父亲上交的收入变多，那段时间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偶尔一通电话也都是心平气和甚至温言软语。
母亲还亲自带我去看望过父亲一次。
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到达的时候，父亲还在上工，身为技工的他竟和另外几个身材健硕的工人一起搬运装车的木材。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多挣点钱，除了本职工作，常常还会主动做一些按次数计报酬的体力活。
本是秋风萧瑟的时节，他们却只穿着单薄的T恤，有些干脆光着上身，就算这样，几趟来回也都湿了鬓角、周身冒着腾腾的热气。
干完活，一个戴着帽子的人喊了父亲的名字，递给他一摞一元硬币，大概也就二十枚的样子，父亲擦擦手，小心接过，回头冲我们笑笑便将硬币全部给了我。
我这才来得及好好打量父亲，他黑了也瘦了，下巴上还有没剃干净的胡茬，抚摸我脸颊的手掌上新添了不少硬茧。但父亲的精神却明显很好，也许是高兴母亲和我的到来。
午休时，我们挤在父亲的宿舍里闲话家常。说是宿舍，不过是搭在顶楼的一个小棚屋，屋内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柜子，再没有别的东西。那光景母亲看了也有些不忍，一面注视着父亲一面拉着我的手告诉我：“爸爸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要好好学习。”
父亲只是挠挠脖子，呵呵地笑。
那大概是我记忆里一家三口最后的温馨情景。
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父亲从外地回来，没过多久，他们重新开始争吵。那时我仍寄宿在大姨妈家里，对父母之间急转直下的关系不甚了解，还天真地以为自己马上就不用再寄人篱下了，可以回自己家，回到原来的生活。
谁知再也回不去了。
母亲离家出走了。
母亲走之前曾悄悄告诉我她要出趟远门，并保证在我生日之前回来，还会给我带好多好吃好玩的，让我别担心。我轻易就被哄得点了头。
其实母亲在我这里并不算是一个守信的人，我们做过的不少约定她都没能完成，有些是工作或别的原因导致，有些原本就没打算完成，只是为了哄我的权宜之计罢了。
母亲离开得悄无声息，也没带什么行李，联系方式通通换了，那么大一个人，却了无痕踪。
父亲疯了一般各处求人打听，却始终无果，短短几天，憔悴得眼里都没了光，还要像个没事人一样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和上班——母亲离开后，父亲便把我接回家。也许他觉得我是连接他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线，他必须时刻紧攥在手里才能寻回些心安。我却只能傻傻重复着一句：“妈妈说了会在我生日之前回来的”。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六点不到就得起床，先是下一碗加两个荷包蛋的面条，看着我一点点吃完后，蹬着自行车送我上学，然后去工厂上班。晚上下班接我回家后又要做饭，招呼我洗澡睡觉后再洗衣打扫卫生。
即使这样，他依旧没有半分怨言。
某次周末，父亲还要上班（他通常没有双休），剩下我一个人看家。偌大的房子冰冰凉凉的，没有一点人气，电视机开得再大声都赶不走每一个角落的冷清。实在按捺不住的我便偷溜出去，跑到附近的书店泡了一下午。
然而一回来我就傻了眼，父亲还没到家，我身上又没有钥匙，在阴暗逼仄的楼道里默默站了几分钟，我决定去到楼下的小公园。那时太阳还未下山，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公园里装了些供小孩子玩乐的简易娱乐设施，我便躲进其中的圆筒滑梯里，一边翻着借来的连环画册，一边等待父亲。
当父亲呼喊声飘进公园时，夕阳已烧红了半边天。我一下子蹿出滑梯，一边回应父亲的呼喊，一边冲进他的怀里。父亲抱着我，剧烈起伏的胸口良久才恢复平静，我挣扎着想抬头看看他的脸，却被他的大手牢牢按住了脑袋。
那以后，父亲便给了我一把用绳串起来的备用钥匙，让我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扯着脖子盼着盼着，终于等到了生日的那一天，母亲却并没有如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如遭当头一棒，只觉天旋地转，开始有了被抛弃的实感。
我哭闹了很久，其实父亲暗地里也准备了很久，终于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父亲领完工资请好假，带我踏上了千里寻母的旅程。
四
父亲的全部线索仅仅是一个公用电话号码。
母亲曾通过这个号码与家里联系过一次。父亲时常会回拨这个号码，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无人接听，偶尔恰好有人接了也只会当父亲是个疯子不予理睬。
也许是冥冥中有某种眷顾，终于有一个陌生人出言相助，他告诉了父亲电话亭的具体位置——在南方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城市。
那位热心的陌生人便成为了父亲在那座城市的唯一线人。
火车上的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眠。一方面是环境的恶劣：颠簸和轰鸣，坚硬的座椅，无法舒展的身体。另一方面，则是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比我更难以入眠的是父亲。每当我睡不着偷看他时，他总睁着眼睛，有时是凝视着黢黑的窗外抿嘴沉思，有时是盯着手机小声嘟囔着什么。发现我的小动作后，父亲便会拍拍我的头，让我快点睡。
黑暗中，火车轰隆轰隆载着我们穿过山川河流，越过田野人家，驶向未知的终点。
抵达目的地已是隔天中午，过闸时我被拦下重新量了身高，很不走运，这次超过了免票线。父亲叹口气也没说什么，按要求补了票。
那时我已隐约有了些金钱观念，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八百出头，我俩的车票就去了四分之一，在陌生的城市吃饭睡觉都要钱，也不知道能撑几天。我一边焦虑剩下的钱还够不够回家，我们会不会露宿街头，一边迷茫到底该去哪儿找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而父亲对这些始终不发一言，我只有紧紧依偎着他才能生出些安全感来。
当父亲问我午饭想吃点什么时，出于藏在心底那点幼稚的顾虑，我装作精神百倍的样子告诉他我不渴也不饿：“我们还是先去找妈妈吧。”
然而光是找到那个电话亭就已让我们经历几番辗转。
一个外地中年男人带着个一小女孩不知道在找什么——这在他人眼里从任何角度看待，都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所以每当父亲想要寻求帮助时，他们要么摆手走开，要么白眼无视。
那时不像现在，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可以随时查询地图路线，大城市的交通复杂程度又不比小地方的家里，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便捷的方法——打出租车，但是一想到高昂的起步价和未知的里程数，我和父亲便不约而同忽略掉了这个选项。
我们来来回回坐错了好几班公交，扎眼的行为终于引起了某位交警的注意。所幸在解释清楚后，交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需要换乘的车辆，结合父亲那位线人的指引，我们总算在太阳下山前找到了电话亭。
父亲立刻找到电话亭边上的一家杂货店，和老板交谈数分钟（也许那位老板便是他的神秘线人），向来平凡不起眼的他那时表现得却像个名侦探，顺着一点点可怜的线索抽丝剥茧、仔细推敲。不多时，父亲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南方的烈日依旧炎炎，酷暑、饥饿和疲倦让我头昏眼花，当父亲再次问到想吃什么时，我终于不争气地指了杂货店门口摆的烤肠。那根烤肠的滋味我早已忘记，只是越发清晰地记得同样该是饥肠辘辘的父亲还滴米未进。
之后父亲马不停蹄带着我找到了附近的一处工厂聚集地，据说母亲很可能就在其中一家工作，而没有更多线索的我们只能一家一家挨着问过去。
五
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会令我感叹命运之神奇的是：我们真的找到了。
工厂搜寻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在问到头几家时，父亲竟然遇到了从前的同事，那名同事恰巧见过母亲，只是不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偷跑来的，所以没在意。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找到母亲所在的工厂。
终于见到母亲时，所有积压的被欺骗、被抛弃的委屈、漫漫旅途中的不安焦虑、久别重逢的激动欣喜，种种情绪爆发交织在一起，让我的年幼大脑宕了机。我只是紧紧抱着母亲很久，不哭也不笑。
母亲倒是很惊讶，大约没料到她眼中一向懦弱无能的父亲竟有如此魄力，不远千里去寻她，而且还真被他寻着了。
父亲紧绷了一路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他拉拉自己因长时间坐姿而皱巴巴的衣角，有些拘谨甚至是局促不安地望着母亲，然后露出了此次旅程中的第一个笑容。
下班后，母亲带我和父亲去到了她住的地方，小小的出租屋里虽然拥挤但格外整洁，是母亲的风格。墙上挂了几件花花绿绿的T恤，她说是要带回去给我的礼物。
我和父亲终于吃上了这两天以来第一顿正正经经的饭，母亲还请我喝了那时算是新鲜玩意儿的珍珠奶茶。我这才有余力好好打量和感受这座繁华的都市，也开始似懂非懂理解母亲一定要选择它的理由。
也许是因为当着我的面，母亲并没有和父亲谈论这次出走的理由，父亲也没有开口要求她回去，他们只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不谙世事的我先入为主地认为，找到了母亲之后她自然会跟着我们一起回家，只是自顾自沉浸在团聚的幸福里，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异常。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久违地睡在父母怀抱中间的我满心欢喜抓着他们的衣角，嗅着母亲身上熟悉的味道，感受着他们皮肤相触间传来的温度，一直悬空的心终于稳稳当当落到了归处。
安静的夜里，唯有风扇悠悠转动发出嘎吱嘎吱的轻响，仿佛咿咿呀呀唱着古老的童谣。一路奔波劳累和心情大起大落的疲倦让我早早就入了眠，只隐约记得梦中似乎有两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来回飘荡了良久。
我至今不知道那一晚父亲和母亲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他们又是达成了什么协定。第二天母亲补齐了父亲和我的车票钱，就要送我们离开，而父亲没有反对。
我困惑不解，我不愿再次分离，可母亲的坚决和父亲的沉默让我不知所措。我可能大哭大闹了一场，也可能安静顺从地接受了他们的安排，总之结果就摆在那里，不会改变。
六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爆发，母亲终是回了家。
母亲重新回到工厂工作，我又住回了大姨妈家，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直到某一天，母亲和父亲突然一起来接我，说是要带我去放风筝。我兴奋得不得了，一手牵着一个人，蹦蹦跳跳出了门。
到了公园，我选了最漂亮的风筝，挑了最粗的线轴。母亲帮我举风筝，父亲带我起跑，我们都笑得很开心，和周围其他放风筝的家庭一样，看起来幸福美满。
那是我第一次放风筝，也是放得最高的一次，大大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模糊成一个黑点，风筝线也绷得紧紧的，捏在手中可以感受到每一股风的力度和方向。当要续加第三卷线时，我忽然打了个寒颤，还没来得及系好的风筝线一下子挣脱手心，然后就再也抓不到了。摆脱束缚的风筝逐渐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最后连个黑点也看不见了。
那一天，他们问我：“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想要跟谁？”
至此，事情已朝着我无法阻止的方向势如破竹地发展下去。
不久后，母亲卖掉了房子，一个人住进职工宿舍，我再也回不去曾经的那个家。
2009年，我在整理获奖证书时偶然发现了一本藏在抽屉深处的离婚证，日期是母亲回来的那一年。黑纸白字敲碎了我此前盲目认定父母只是暂时分居的妄想，告诉我尘埃早已落定。
2016年，父亲终于肯放下母亲，结束徒劳的等待，他找到了另一个爱他的人组成了新的家庭。决定再婚前，父亲曾单独见过我一次，希望得到我的理解。
“我已经等了你妈妈十多年，看样子是等不到了。”他还说始终忘不了多年前那个夕阳西下的公园，“我一喊，就看见滑梯里探出一个被晒得通红的小脑袋冲我笑，又是心疼又是好笑。”
我那时才发现父亲老了，头发稀疏了不少，中间还夹着一些刺眼的花白，眼睛也不再像当年那般清亮透着神采。面对那样的父亲，我有什么立场不支持呢？
父亲再婚后，为了避嫌，母亲愈发不再同他有任何接触，他们从爱人变成仇人，最后变成了陌生人。其实，兜兜转转说到底也不过是三个字：不合适。他们只是因为不合适。
母亲至今仍是单身，中间来来回回也走近过一些人，但都未能长久，索性顺其自然不再想这些，也免得受俗事琐碎束缚，一个人的日子照样过得精彩，正合了她的潇洒。而我最初的抗拒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光也早已一点点软化消失，事到如今，我只希望她幸福。
作者北林，前国际贸易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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