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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风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回避不了的问题
在上一篇《生育问题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2）》中，我们谈到了“医疗、教育和房价成为今天中国生育意愿下降的三副‘避孕药’”，从世界各国、地区的政策来看，除了放开生育政策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多以提升生育意愿为主，比如白俄罗斯，自2015年起开始实施多子女家庭资金支持计划，除了免费医疗、教育，白俄罗斯还对生养多子女的家庭提供10多种补贴，还推出了“生孩子，送房子”的超级礼包：生三个孩子，直接送三室一厅的大房子，还有免费保姆。
| 白俄罗斯生育福利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放开国籍移民并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因此，我在移民问题上也是虚晃一枪，避开不谈。但是很多朋友私下里联系我，希望再讲讲移民的问题。
有个朋友说，“在国足谈归化球员的时候，在跨国婚姻与人才移民越来越多的时候，对待移民问题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不能扭扭捏捏。”
虽然我的基本观点仍旧没有改变，但也对此深以为然。放开移民与放开生育是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结构最重要的两个手段，今天我们谈放开生育容易，谈移民问题却似乎过于谨慎。
移民不是洪水猛兽，有必要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再来审视。
我依旧认为，在现阶段无论是从民意还是现实来看，放开对外的移民不现实也没必要。对中国来说，放开户籍的限制比放开移民更加迫切，让人口在国内自由地流动、落户，对缓解地区劳动力紧张、改变地区的人口结构来说都无异于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这也是“移民”的另一种解释。
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对移民问题需要辩证分析。这两年，对移民问题谈的最多的是国足归化的问题。国足从去年开始引进归化球员，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的讨论，一开始讨论的焦点在于，对归化球员的引入要不要看血统。一方认为，只有具有华裔血统的才具备归化的可能性，否则将影响我们血统的“纯洁性”；另一方则认为，既然归化就是为了寻找高水平球员，如果拘泥于血统，选择面太过狭隘，归化的目标就很难实现。最后，讨论以埃尔克森等无血缘球员归化暂告一段落。
黄健翔在谈足球运动员归化问题时提到，叫不叫归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落后国家正在从全球引进人才，尽可能地提高国家队的竞争力，这是普遍做法。
日本是公认对移民管理非常严格的国家，但在日本足球崛起的时代，也有来自巴西的鲁伊·拉莫斯（日文名“瑠偉”）、三都主等归化球员，为日本足球冲出亚洲立下汗马功劳。
当然，前提是这些归化球员在文化上完全被同化，瑠偉娶了日本妻子，能讲流利的日语，在国际上也积极宣传日本足球文化，是成功的归化案例。
推而广之，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领域，移民问题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从来都是文化的认同问题。而如果我们对全球人口的转变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在人口的转移过程中，移民的国家认同与自我认同，是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

欧洲的教训
将时间拉长，大到民族的迁徙、小到个体的移民，都伴随着文明的前行而留下印记。近代以来，大规模、长距离的移民多与全球经济、社会的剧变有关，如殖民时代的移民、美国的淘金热、因战争导致的难民潮等等。人类的近现代化史，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一部移民史。
移民问题与人口问题相伴相生。从人口转变理论的角度，欧洲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人口方面，也经历了完整的三个阶段，即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从前现代时期的“高-高”阶段，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低”，再到现代社会的“低-低”的过程。第一个转变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二战后，欧洲的移民问题从第二阶段开始。
欧洲的移民过程自工业化开始后历经了两百多年，但大规模的吸收移民主要还是二战后。二战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社会福利体系趋于完善，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一方面，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国内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经济的重建与复兴需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所以欧洲国家大量从原殖民地或者周边发展中国家招募人口，以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法国为例，1956年，联邦德国只雇佣了9.5万名外来移民，而到1966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30万。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工作的外来移民高达410万人。法国也在其海外省、原法属殖民地等招募劳工，到20世纪70年在法国工作的外来移民有340万人。
经过二战后70多年的发展，移民已成为欧洲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世界移民报告2017》显示，2017年，移民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3.7% ，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均处于全球移民人数最多的十大国家之列。
欧洲大开移民之门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的短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能被掩盖，一旦经济放缓，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就业市场无法容纳更多的移民，矛盾就爆发了。
欧洲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包括石油危机在内的多重因素影响，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不少国家甚至愿意为移民返回其母国提供资金鼓励，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大部分移民都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回去意味着更大的事业风险，他们怎么会回去呢？
留下来的移民群体中，很多人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偏低，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放缓的时候，失业率大大上升，收入长期偏低，再加上受宗教等因素影响，现实中，欧洲文明与移民文明的兼容程度相当有限，移民即使在二代、三代之后也很难融入欧洲本地主流社会，文明的隔阂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相互之间的排斥。
法国移民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先后经历了四次移民浪潮，从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逐渐演变为非典型的移民大国。特别是二战后，法国从原法属殖民地大量引进的劳动力，在经济高速发展与“共和同化”模式移民政策的多重因素叠加下，初期大量移民的到来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促成了法国经济“繁荣的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
但随着经济发展衰退期的出现和西亚北非穆斯林族裔移民大量涌入，“共和同化”移民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困境，移民社会融入并不理想，在实际中，法国穆斯林在就业、教育、居住格局等方面遭到了许多排斥，移民成为一大社会难题。
近些年来，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伊斯兰宗教极端思想在法国的渗透十分严重，各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民众的恐慌，加剧本土法国人与穆斯林移民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2015年《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枪杀案发生后，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敌意开始明显增强，有超过七成的欧洲国家受访者对穆斯林存在社会敌对行为。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这段话恰如其分地阐述了欧洲社会对移民群体的负面表达。这种负面表达不仅折射出对移民稀释欧洲主体认同的担忧，同时为右翼政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土壤。
中国的选择
相比来说，法国算欧洲大陆中对移民相对友善的国家，在保守排外的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在被认为缺乏经济贡献的情况下，移民想要在政治上获得认同与话语权就显得更为困难，冲突也更加激烈。
欧洲的移民经验，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欧洲移民的放开，绝不是因为什么生育、人口原因，而更多是经济建设的需求。因此，在欧洲大陆，移民相对来说以劳工移民居多，而在经济大环境下行的环境下，劳工移民很容易与所在国土著争夺资源，成为主流社会指责的对象，充当了造成经济困境的“替罪羊”。
再者，从生育的角度看，欧洲大陆国家本国主体民族生育率下降，正在想方设法提升国民生育率，以避免移民比重在本国人口中占比的快速攀升，甚至产生了对“人口置换”的担忧。
2013年5月，针对欧洲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温纳在右翼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法国与欧洲正在发生人口大置换”，并在巴黎圣母院祭坛前以自尽的方式抗议移民的涌入。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绝对不缺劳动力人口，特别是得益于国民教育的推进，中国劳动力素质在过去40年大幅度提升，因此放开移民没有劳工短缺的需求。从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主体人口基数庞大，企图通过移民来改善年龄结构根本无法实现。
其次，从移民与欧洲本土文化的融合及移民的接受度来看，一方面，民众更认可并欢迎高技能、高素质的移民，另一方面，高技能、高收入的移民群体更易凭借自身技能为本地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而融入本地主流社会，而就业困难的移民则相对难以融入本地主流社会，反而对社会福利构成负担。人才移民与劳工移民的巨大区别即在于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同样如此，各国几乎都放开人才移民，期望引入高水平的人才。
这也是本文所想要表达的，对中国来说，如果说放开移民最大的理由，就是吸引全球各个行业顶尖的人才，无论是足球还是科技、商业，在文化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前提下，这类人才应该是多多益善。
再次，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决定着移民政策的成功与否。在欧洲大国中，法国移民数量最多，也在文化融合方面做的工作最多。文化融合指的是移民在当地社会生活中逐渐接受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并形成认同的过程。族群性研究成果表明肤色、文化、宗教、族裔等方面差异较大时，共同认同的产生会变得相对困难。
对中国来说，看美国没有借鉴意义，美国自建国起就是多种族、多文化社会，而欧洲这种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移民经历，对中国来说，教训与经验都尤为宝贵。
今天欧洲遇到的移民的融入困境，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前几十年激进的移民政策的还债。一个开放的国家，必须理性对待移民的进入、人才的交流，吸收高精尖端人才，过于严苛的移民准入政策会削弱国家秉持的开放包容姿态，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但如果步子迈得过快，身份的认同与文化的融合最终又阻碍移民政策的发展。
对中国来说，慎重对待移民问题，绝不仅仅是因为担心血缘、种族的纯洁性被破坏，更不应该是人口、生育等问题，而应该是基于经济、文化等的理性考量。今天看，美国的移民政策最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有用的人才我都欢迎。这种选择虽然功利，但切合实际。
  • 部分资料和数据来源：
汪丽娟：《法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
刘丹阳、熊李力：《供需失衡与右翼极化：欧洲社会移民融入困境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
郭冉、王俊：《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转变——理论与现实》，《人口与社会》2019年第3期。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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