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一，报业先驱。先后在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地任教。曾领导中国民盟。
张东荪在学界和政治圈子的名气极大，曾为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座上宾，但张不为所附，一直坚持自己的中间路线和文人风骨。在日寇占领北平期间，不予合作，甚至数次以自杀明志。1949年傅作义准备起义，但在投诚的条件上谈不拢。作为中间调停人，张东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日后毛评价北平和平解放时说：“张先生第一功。”
但张东荪对歌功颂德一向极为反感，曾经在报纸上大骂袁世凯破坏共和，还为了反对蒋介石自行组建反对党，要求还政于民。
1949年1月，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应邀赴西柏坡。期间领袖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上投靠苏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张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其后张东荪不再发表文章。有人劝之，他说我还有沉默的自由。
1949年9月30日，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在选举国家领导时， 576名代表只有1人投了反对票，事后传为张东荪所投。1951年，张东荪卷入所谓的“美国特务案”，领袖有言：“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建议对张东荪“劳动改造”。张被迫检讨自污。
1968年文革高潮中，已经82岁高龄的张东荪被旧账重提，逮捕抄家，1973年死于秦城监狱。张东荪的三个儿子都是海归知识分子，二儿子、三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大儿子被捕后精神几乎分裂。两名成年的孙子也被判重刑。
② 
张道藩曾经是国民党内CC系骨干人物，也是民国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曾在伦敦大学美术部就读，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号称“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对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有极大影响力。
身居高位的张道藩三十年代中在南京创办戏剧学校，中共地下党员殷扬奉命潜伏。殷扬本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学生运动领袖，风度翩翩，极具才华，深得张道藩赏识。
　　南京宪兵司令部收到情报，将殷扬抓捕，命悬一线。张道藩爱才，亲自出具证明保释殷扬，并派国民党学生唐绍华立即送他离开南京，临走还送了殷扬一百大洋作为路费。
　　1949年上海解放，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的唐绍华认为自己有国民党身份，恐怕凶多吉少，只能坐以待毙。后来果然被公安部门约谈，哪知公安局长正是当年自己奉命搭救的殷扬，已经改名杨帆。杨帆见唐的第一句便问：道公（张道藩）可好？
　　杨帆对唐绍华说，“你在电影艺术方面是有才能的，但是在上海你的才能发挥不出来，我建议你还是到香港去发展，给中国留下几部好电影。”然后开具通行证让他远走香港。唐绍华心领神会，次日即动身前往香港，辗转奔赴台湾。
1954年，杨帆卷入“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坐牢25年。解放前因为扬帆地下工作成绩突出，有同志开玩笑说古代孟尝君有三千食客，不乏鸡鸣狗盗之徒，扬帆手下人才济济，各色人等俱全，恐怕还不止三千。结果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期间精神崩溃，幻听幻觉非常严重。因为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他一直认为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而他幻想的联系人就是自己的老上级——周公。　
但至死都未有人为他出声。
③ 
邵洵美是民国时期的男神，拥有希腊雕塑一般的英俊外表，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真正称得上贵族的诗人。出版界的翘楚。祖父邵友濂官至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是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李鸿章是他的叔外祖父。他的妻子是表姐盛佩玉。这么显赫的家世，在名流荟萃的上海滩也是极罕见的。
邵洵美年少即留学英国剑桥，和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但邵洵美真正的名声既不在文学上，也不是家世上，而是热心出版，慷慨好施。
邵洵美虽为富家子弟，却相信“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乐善好施。但凡有人相求，不管交情如何，绝不会空手而归。徐悲鸿、张道藩、蒋碧薇、丁玲等等无不受过恩惠。邵洵美资助朋友，从不提归还，故而赢得文坛孟尝君的雅号。
他一己之力搞文化产业，热衷于出版事业和开书店，先后出版的刊物多达数十种，民国的名人，不管左派右派，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他旗下几乎都出过书。1938年，邵洵美还冒着极大的风险，请美国作家项美丽将毛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出版。为此，邵洵美被日本人约谈，其所办的刊物被迫停刊。期间邵洵美拒绝了日本人的利诱，绝不合作。
　　1949年，胡适为邵洵美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洵美却拒绝了。当时地下党做通了他的工作，劝他留下。而他本人也相信自己文化成就有目共睹，何况还有冒死出版毛著作的先例，应该不会有大患。
1950年，《人民日报》连续七天发文，不点名批评邵洵美的出版刊物。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和连锁书店旋即陷入破产危机，只能就此终止。
这位最后的贵族，曾经救助过无数人的“文坛孟尝君”，为了文化事业不惜耗尽家财的诗人，穷困潦倒，竟然到请不起客的地步。1958年，他为了给老友陆小曼祝寿，被迫贱卖了自己祖传的吴昌硕印章，换得10元钱，请陆小曼吃饭。
其后他在香港的弟弟患重病，住院急需资金。邵洵美一筹莫展，想起在美国时项美丽曾向他借过1000美金，他不得不“厚着脸皮”让项美丽将那1000美金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为此专门写了一封英文信请友人转交。结果就是这封信，被公安部门截获，被作为里通外国的证据，邵洵美随后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
　　邵洵美在狱中饥饿难耐，几乎每顿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还要舔干净饭盒外面的米粒，然后挺着挨饿。他看见同监的狱友、作家贾植芳，两眼放光，“咱们不是在韩侍桁家一起吃过螃蟹吗？”他知道自己丧失了话语权，特别请求贾植芳，有朝一日若是平反，一定替他写一篇澄清的文章，消除当年鲁迅对他无中生有的一些攻击。贾植芳不忘所托，果然在平反后为邵洵美作文纪念。
　　1968年，被释放出来没几年的邵洵美在极度潦倒中病死，他死前穷到连床都要卖掉，睡在地板上。即便如此，还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
④ 
陈寅恪是民国时代清华大学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当时年仅36岁。他家世显赫，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他年轻时在日本、德国、美国、瑞士等地游学13年，师从大家，学贯中西，号称活字典，会八种语言，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他在清华上课的时候，不仅学生来听，教授们也经常来听。他在国学院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学界大家。
同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自杀之后，陈寅恪曾经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治学原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甚至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1948 年12月，在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陈寅恪，胡适等被列入第一批计划被转移的学者之列。但陈寅恪最终决定留下，回到广州任教。1953年，新的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拟聘请陈寅恪担任相关职务。
为了说服陈寅恪，陈寅恪弟子，北大教授汪篯携带郭沫若的亲笔信，南下广州。陈寅恪毫不犹疑的拒绝，他说“不能先存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甚至对已经入党的汪篯决绝的说：“我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因为拒绝了郭沫若，郭沫若于1958年的反右斗争中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双腿不能行走的陈寅恪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境况堪忧。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仍然难逃劫难。助手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
1965年，文革伊始，弟子汪篯因为和陈寅恪的师徒关系被批判，最终自杀。此事对陈寅恪震动极大，一病不起，夫人为了保护他，屡屡遭到红卫兵殴打。红卫兵故意把高音喇叭置于陈寅恪屋后，这位患病的老人一听见喇叭声就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不能进食的陈寅恪泣血而亡，百年史学大家，国学泰斗就此谢幕。
⑤ 
　　大部分愤青只是阶段性的产物，所谓一时。极少有人能像千家驹这样，左派右派都当过，一辈子都是愤青。
　　1925年，16岁的千家驹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入党，考入北大后，作风激进，组织学生运动，反张作霖，反蒋介石，反国际联盟……屡屡组织学运，因此多次入狱。后虽然名义上脱党，但事实上依然千丝万缕。在抗战期间，在广西大学任教的千家驹不改作风，加入民盟，积极参加救亡和民主运动，被人认为是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建国前夕还被毛特别召见。
　　1957年反右斗争，全国55万名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而知识分子集中的民盟被认为是右派大本营。作为左派，千家驹也参与了对所谓右派分子的攻击，尤其是对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大加批判。但厄运很快降临到他头上，他因为与华罗庚、钱伟长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也被划为大毒草，同样被批判。当惯了愤青角色的千家驹此时才幡然醒悟，对死不低头的章乃器大为赞赏，充满愧疚。
文革开始后，目睹暴行的千家驹迅速右转，从左派变成了一名彻底的右派，对诸多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结果自然难逃抄家暴打的命运。从北洋军阀时代就坐了无数次牢，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列信徒”的千家驹难忍悲愤的心情，买了一瓶二锅头，坐公共汽车去香山，决心在跳崖自杀。
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再跳崖，却命不该绝，断了肋骨，未死获救。未来得及医疗，第二天又被批斗，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入党”，不料竟被亲儿告发。罪上加罪，天天劳动前皆请罪。
　　改革开放平反后，垂暮之年的千家驹不改愤青本色，在政协会议上感想感言，从不避讳，威望极高。在1988年4月2日的政协会议上，他讲话了30分钟，获得掌声31次，语惊四座，为人侧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最后被迫于八十年代末远赴美国，并在美国皈依佛教。
　　有人后来问他，你作为一个马列信徒，何以遁入空门，看破红尘？他说看破红尘不假，但这个红，是另一种红。
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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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