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别必雄！

*来源｜摆摊论江湖文｜民仲平

与能吏形成“标配”的，往往是胆子大、有魄力、敢作敢为。在为地区发展谋利益时有魄力，值得激赏，但这种“魄力”也很容易让人走上另一条反方向的路，而这显然不是好事。

对于省级政府口的秘书长来说，最近两周算得上是多事之秋。8月25日，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原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李伟被调查。9月4日，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调查。

不过两人虽然都是省级政府秘书长，但仕途却是截然不同。

李伟信奉的为官哲学大概是“服务接待就是生产力”吧。

李伟的仕途高光点，或者说是让李伟步入政坛的地方，是在距离北京百里之遥的宽沟招待所。

八十年代初，国家恢复了秦皇岛夏季办公制度。北京市随即选择在怀柔雁栖湖旁修建宽沟招待所，也开始施行夏季异地办公制度。

占地三千多亩的宽沟招待所，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建筑依山就势，既有传统建筑韵味的四合院，又有尽显欧陆风情的西式别墅。在北纬四十度的北京，这里绝对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一时之间，竟有了“东有北戴河，西有宽沟”之语。

年纪轻轻的李伟成为了招待所副所长，后来又担任所长。实践证明，他是干招待所的一把好手。来此办公或者度假的人，无不对这里的服务工作拍手称赞。

李伟对服务接待无微不至，很多事情上更是亲力亲为。这种直接的服务接待工作，让李伟迅速接近了重要任务，接上了“天线”，打通了“天梯”。此后他的仕途沿着服务接待工作这条线节节攀升，直到秘书长。

李伟的仕途轨迹从未离开市政府办与市委办，其综合协调能力深受所服务的领导的赏识。

中国官场上有一些李伟这般的官员，他们既不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型官员，也不是有着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的统驭型官员，更不是善于应对危机情况等大场面的救火型官员。他们唯一擅长的是服务领导、接待领导，把领导当上帝。

但是别必雄的仕途显然不是这样的。

人生的第一步很重要。相比于在官场高举高打，走高层路线的李伟，来自于湖北农村的别必雄显然比不了。

1962年，湖北仙桃市的毛嘴镇一个别姓家庭降临了一个男婴。家族长辈按照沔阳（现称仙桃）别姓的字辈“材可行道，业必传世”，给他取名为别必雄。

仙桃是湖北的富硕之地，而毛嘴镇又是仙桃的工业强镇，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让这里的教育一直走在前列。中国人讲究风水，喜欢把人才辈出的地方称为风水宝地。而仙桃在湖北就算得上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了。

别必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17岁的时候，他考取了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不知道为何，日后他的官方简历上一直写的是湖北农学院，而荆州分院到1985年时才改名为湖北农学院，在这点上，别必雄和组织部门都不严谨了。

荆州分院规模很小，只有农学、植物保护、土壤与农业化学三个专业，且只招收专科生。别必雄是1979级农学专业。

对于别必雄来说，这样层次的学校并不能满足他的梦想，这只不过是跳出小镇的第一步而已。

要知道，和他几乎同步落马的仙桃老乡文旅部副部长李金早是中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毕业；老乡雷军则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日后在长安街打出“小平您好”的毛嘴镇师弟胡圣虎则是北大毕业；他的老乡同龄人中还走出了很多大名鼎鼎的法学家，比如中国民法学一哥王利明，刑法一哥张明楷。何仙桃之多材耶！

其实学校不是特别优秀也有好处，那就是很容易成为知名校友！湖北农学院后来成了长江大学农学院，在农学院最为自豪的三位政界校友中，别必雄名列其中。

而这三位政界校友，一位是别必雄的78级师兄戴贵洲，一位是他80级师弟谭先振。

师弟谭先振的运气不比别必雄好。2020年3月2日，湖北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违规离汉抵京问题，一时舆论哗然，随后在纪委的调查中，作为司法厅厅长的谭先振被认定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免去职务。

这次疫情中，比较邪门的是，权少势小的司法行政部门居然成了官员倒台的重灾区。也是因为监狱出了问题，山东省司法厅厅长也被免职处理。可见，官场中只有相对安全的位置，从来没有绝对安全的位置。

无论是戴贵洲，还是别必雄、谭先振，这种毕业于三流大学的专科生，在当时是很难被分配到较高平台的。

像是蒋超良的中国农行总行，马国强的北京科技大学，胡问鸣的航空工业苏州长风机械厂，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戴贵洲毕业分配到了荆门县拾桥镇农技站，谭先振来到了老家江陵县川店公社，别必雄算是分配的最好的了——宜昌县农委，怎么着也算是县直机关。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条谚语又展现了它神奇的力量。在八十年代中国基层的政治舞台，高中生都算得上是公社里的文化人，这群大学毕业生更是被当做了宝贝。

他们在毕业一两年后，迅速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1982年，别必雄毕业这一年，时代开始发生急剧的改变。各级共青团系统迅速恢复建立并壮大起来，而共青团领导的选任标准则是高学历的年轻人。

工作一年半后，别必雄在各种机缘巧合的作用下，出任宜昌县团委书记。也是在这一年，师兄戴贵洲出任镇党委书记，谭先振成了荆州地委办公室秘书。他们三人，各自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政治生命。

宜昌作为湖北第二大城市，又是三峡、葛洲坝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所在地，在湖北的政治地位颇高。

1990年，别必雄被从宜昌县，调入了宜昌市（县级市）团委。四年后，他又成了宜昌市（地级市）团委书记。直到1997年他以共青团市委书记的身份调任宜都市（县级市）市长。

别必雄的仕途主要履历，其实就是宜昌县、宜都市、天门市、襄阳市、荆门市。他在宜昌县走上仕途，从县农委普通办事员成为县团委书记；他在宜都市完成了华丽转身，从青年团干部成长为县级地方主要领导；在天门这个副厅级的省直管县，他成为了副厅级的省管干部；在襄阳，他成了正厅级的市长；到了荆门，他终于成为封疆大吏，地市级一把手——市委书记。

在这个谈不上多快，但是十分平稳有序的晋升过程中，别必雄从1994年出任宜昌市团委一把手后，一直是担任党政一把手，要么是市长，要么是市委书记，从来没有当过副手。

这种年少成名，又当惯了一把手的经历的，也让别必雄养成了雷厉风行、敢作敢当、好大喜功的工作风格。

21世纪初，湖北人刘志军走马上任，中国铁路，尤其是中国高铁，狂飙突进的时代拉开序幕。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方为了争取高铁项目，争取在本地设站设枢纽，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湖北有着天然的便利，毕竟刘志军很有家乡情。

当时的湖北，想抓住这个机遇对长荆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和升级。电气化改造？这种低配铁路早不在刘部长眼中了，刘志军的答复是与其修修补补，不如提前上马汉宜高铁。湖北人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就在谈笑之间拍板定案。

汉宜高铁的上马，一时间让两地之间的小城市迅速燥热了起来，武汉与宜昌之间的城市们纷纷争取在当地设站。

别必雄的老家仙桃把握十足，毕竟这是武汉到宜昌最近的选线方案的必经之地。而此时别必雄所任职的天门，则要在这个最优方案的北面很远的地方。

天门的交通情况一直很差，无论是国道、高速还是铁路，都远远落后于邻居城市，或许这样的现状让天门人早就对汉宜铁路没了想法。

但别必雄不这么认为，这位有着李达康作风的地方主官坚定的认为交通问题是天门的首要问题，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汉宜高铁。

李达康当县长的时候，也是“要致富先修路”理念的信徒。为了修路，他还挑战了时任县委书记易学习的权威。

为了改变一个既有线路的规划，别必雄跑完省里跑铁道部，铁道部、武汉铁路局、铁四院的大大小小关系都让他跑了个遍，这其中有多少辛酸，有多少低头，有多少泪水，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唯一知道的是，铁路真的改道了，汉宜高铁加设天门南站。

这次以牺牲仙桃利益为代价的改道，虽然让别必雄在家乡人民那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但却是为天门做了件实事。

以至于别必雄调任省安监局局长时，天门市政协主席在送行会上这样评价别必雄：他给天门人们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拱来了汉宜铁路，二是扩建了天门城区，三是留下了仙桃人一切皆有可能的拱劲。

后来主政荆门市的时候，别必雄还是对高铁这么热情，还是这么强势、敢拼敢为。

当时沪渝沿江高铁正在选址，信奉“一切皆有可能”的仙桃人别必雄就像当年拱汉宜铁路一样，上跑领导，下发动舆论，愣是让沿江高铁放弃了荆州站，选在荆门设站。

别必雄的干劲不仅体现在交通上，还有各种的大工程、大项目上。他风风火火、敢想敢做，在这一点上像极了李达康。

客观的讲，抛却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话，别必雄是一个实干型官员，而不是一个一味求稳的庸官、懒官。

这一点也是后来能成为省政府秘书长的原因。。

2017年，湖北领导班子换届，新成立的省政府需要一名新的大管家。当时颇有政声的别必雄，就这样走进了位于武昌区洪山路的湖北省政府大院。

相比于同学戴贵洲的农业厅厅长和谭先振的司法厅长，省政府秘书长这个准副部级的职位明显更具政治前景。

要知道，省政协和人大常委会有大量的民族、民主党派人士需要安排，省政府副省长和省委常委中还有大量的空降干部，想从本省提拔副部级职位几乎是难于摘星辰。这也是为什么同是湖北老乡的邓恢林、龚道安这些湖北干部，在副厅级之后都急于离开本省的原因。

能从湖北一个小县城的农委干部，在本省成长为省府大院大管家，这几乎是一个如同攀登乔戈里峰般艰难的过程。

人们面对官场庸官，总是很期待一位敢想敢说敢做敢当的能吏。尤其是一个地区的百姓，最希望的就是上级给这个地区派一位可以为地区发展带来蓬勃力量的领导。

这种期待，这种希望，是中国官场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曾经的百姓，只期待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主政者，把清廉当做官员最大的政绩。如果这个地方主政者在清廉之外又能断案公平，他就能被称作是青天大老爷。

但是改革开发以来，各地竞相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百姓评判官员的尺度逐渐从清官转向能吏。交通、医疗、大工业项目、城市化成了各地官员们的考卷。

在此时代背景下，别必雄这样的能吏显然是能获得足够提拔空间的，也容易获得治下百姓的认同。

李达康会不会黑化，这是《人民的名义》热播之时很多人的疑问，也是不少人对别必雄的疑问。

想成为敢作敢当之人，必然是冒有极大风险的。想做大事，想当大哥，必然是要得罪很多人的。这一点，从大同的耿彦波到九十年代的铁血总理，概莫如此。

在环境极为复杂的官场，想既能够成就大事，又能屹立于官场不倒，这是需要极高的自律能力与政治智慧的。毕竟，面对着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与微薄工资之间巨大的反差，想把手头经手的动辄数十亿的大项目视作无物真是太难了。

显然，别必雄没有这样的自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