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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浑身雪白,没一点杂色,油光闪亮;高高的个头,开阔的前胸,狭小的腹肚,浑圆的臀部,走起路来,四蹄生风。
白骏马
文/延伸
在我的童年,曾经和一匹马有过一段不解之缘。直到今天,我都活到了一大把年纪,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看见马,就立刻条件反射,想起了我小时候的那匹白骏马以及它那悲惨的命运!
这完全是父亲的缘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开始养马,后来又去县畜牧站工作。他懂马,爱马;红色的,青色的,都养过。我说的这匹马,是纯白色的——父亲养的最后一匹马。
我现在还能记起父亲把它拉回家时的情形。是一个冬天,午后时光,寒风呼啸,在屋里围着火炉子都觉的冷。突然,院子里想起脚步声,接着是父亲的说话声:“我回来了!”我和母亲赶紧出来看:只见父亲拉着一个和他齐腰高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马驹,站在院子里。我倒觉的更像是一条大狗。
母亲惊诧的说:“我的妈呀!你弄这么个小东西干什么呀?”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弯腰把它拢在怀里,不停地摩挲着小马驹的额头,耳朵,脊背。一刹那,我甚至觉的,父亲爱它甚于我这个独生儿子。
随后父亲才告诉母亲说,母马生下这个小马驹后没多少日子就生病死了,马主人怕小马养不活,给钱就卖,于是父亲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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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着它吧!活不了算咱的,养活了就交给畜牧站。”父亲说。
小马驹一声不响,乖乖地靠在父亲怀里,两只眼睛望望我,又望望母亲。那一刻,我忽然又觉得,父亲不该光是我的爸爸,也应该是小马驹的爸爸——是我们共同的父亲才对!
第二天,父亲扔下我们又回到走了畜牧站上班去了。从此,母亲就开始了既要抚养我又要抚养小马驹的忙碌日子。
冬天没有鲜草,母亲就熬米汤喂它,把干草叶子剁碎,掺上炒面,让它吃。开春以后,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要到野外去割草。那年春旱,雨水少,母亲要跑很远的路,才能割到嫩草;老的草,小马不吃。
我几乎每天早晨醒来,都不见母亲。我登着窗台,扒着窗棂向外张望,盼着早点看见母亲。一直等到太阳升起很高了,母亲才背着一大筐草回来。她的衣袖、裤腿、鞋子都是湿的。
她扔下草筐,用手扶扶腰,又向后拢拢被汗水沾在脸上的头发,呆回儿,从筐里摸出一个不大的黄瓜来,放在衣服前襟上擦擦,递给我,然后,又赶忙从筐里抻出一大把嫩绿的、带着露珠儿的草来,送到圈小马的棚里去,让它赶紧吃——它早饿了。
母亲每次都不多给,怕它糟蹋。等它吃完了,再抻出一把来,再送过去。有时母亲忙,我就充当了这个角色。我把草送到槽里,看着它吃。它吃完了,看我还不去拿,就用它那柔软的小嘴头,拱我的手,要不就用舌头把我的手指卷到嘴里,试着咬我。有时还真把我咬疼了,我就会在它脸上打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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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小马驹像受了莫大的委屈,蹦到了圈里边,任怎么召唤它,就是不搭理你了。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它就不生气了,又溜达到了槽边,用它的小嘴唇,又是拱又是舔的;直到这时候,我就会立刻把一小抱草,抱过去,而且会比刚才的多,好让它往饱里吃。
为了给小马驹增加营养,母亲隔几天就煮一次料豆儿,就是黑黑的那种豆子,煮的软软的,每天让它吃上两把。有时,看它吃的那么香,我也从马槽里摸出几粒来,放在嘴里,嚼着,开始有点苦,但越嚼越香。
小马驹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起来,壮实起来。它饭量大了,每天一次割的草已不够它吃了,母亲就开始边割草、边拉出去放它。我也常常跟着一块儿去。
母亲割草,小马驹蹦着跳着,吃草,撒欢儿。我呢,追鸟儿,找蝈蝈,逮蚂蚱。在那宽阔的、寂静的田野上,伴着白云,伴着清风,我和小马驹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小伙伴,真是好不快活啊!
头半年,小马驹还能老老实实的跟着母亲,像个听话的孩子。又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就不老实了。它支楞着耳朵,东瞧瞧,西看看,灵敏的嗅觉,使它有了重大发现:一头母馿在不远处。它张大嘴巴,嘶嘶的叫起来,想扑过去。母亲赶紧把缰绳抓在手里,死死地拽着,它才没有跑脱。再往后,这情形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它还没到身强力壮的时候,母亲已经拽不住它了。
小马驹已经到了青少年发育期,急增的荷尔蒙,异性的吸引,使它兴奋得不顾一切。有好几次,母亲被它拽倒,胳膊上,腿上磕的青一块,紫一块。母亲坐在地上,只能眼巴巴看它奔跑的背影,到最后还要一瘸一拐地把它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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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长大了,有劲了,母亲奈何不了它了,它像个顽皮的少年郞,吃饱喝足,无事生非,惹的母亲几次流泪。没办法,只得给父亲捎信。父亲回来了,拍拍它的肩头,抬抬它的蹄子,掰开嘴瞧瞧它的牙齿,连声夸赞它是匹绝好的种马,就把它带走了。
它走后,母亲看着那空荡荡的马棚,看着那闲置起来的镰刀、草筐,整日里魂不守舍,郁郁寡欢。我就更邪乎了,任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小马驹了,就非得大哭一通不可!
母亲每次都要说尽了好话,哄我,什么“让爸爸把它拉回来。”要不就说“你跟着爸爸走吧,就能天天守着它了。”有时实在哄不转了,就干脆领我到村口,站在大树下。哄我说,“别哭了,咋们等爸爸,等大白马回来,一会儿就见着他们了。”
小马驹长成一匹标致的大白马,是跟着父亲走后的那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它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父亲对它加倍宠爱,那是困难时期,自己省着,也要让它吃上最好的饲料。它也像要回报父亲似的,转眼就出落成了一匹高大、俊美、挺拔的白骏马。它浑身雪白,没一点杂色,油光闪亮;高高的个头,开阔的前胸,狭小的腹肚,浑圆的臀部,走起路来,四蹄生风。
父亲当时四十出头,正当壮年,大白马更是英姿勃勃,无论去哪儿,父亲都骑着它,那步态,那神情,让人看了,无不羡慕称颂。真是春风得意啊!我甚至觉得当年的父亲,就像扑克牌里的“大王”一样神气。
听父亲讲,大白马还曾经和一头饿狼有过一番惊心搏斗呢!那是父亲骑着它赶夜路,在一处人迹稀少的路上,白马突然收蹄,嘶鸣起来。任父亲怎么喝诧,它只在原地,用蹄子“嗒嗒”地磕击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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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往前一看,是一头饿狼,在不远处拦住了去路。它露出饥饿的、凶残的眼光,谨慎地、一点一点的向大白马靠近。大白马没有后退,就在它不断嘶嘶鸣叫的同时,猛一个前冲,一闪后蹄,把那狼踢出去有一丈开外,饿狼连滚带爬,逃命而去。大白马驮着父亲,踏着小碎步儿,又跑在了路上,“塔塔”的马蹄声,均匀而又稳健。
那以后,父亲对它更是宠爱有加。它仿佛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价,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它只顺从着父亲,有时,跟父亲也平白无故的尥一通儿蹶子。
一次,父亲回家,把它栓在院子外边一颗树上。父亲刚一进门,我就飞跑出去,和他粘在一起,亲热起来。我摸着它的脸,和小时候一样,它仍用软绵绵的嘴唇,一下一下地拱我,还不时打个响鼻儿;从它嘴里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脸上,热乎乎的。
这时,父亲出来,看到我们那亲密的样子,简直惊呆了!他蹑手蹑脚地靠近白马,一把抓住我的手,悄悄把我领到远离白马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如果大白马耍起脾气来,以它的力量,一蹶子下去,足以要了我的命。他怎么能不吓坏了呢!
也就是在那次,我缠着父亲,非要让他把我带上。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我一会儿抖抖缰绳,一会儿摸摸马鬃,往后一靠,就是父亲的怀抱。真是美不可言!而父亲却一脸的警觉,用两只胳膊紧紧护着我,唯恐有什么闪失。
父亲的警觉是对的,或许父亲对白马太熟悉了。出了村便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两边都是树木。大白马昂首阔步,走着走着,在没有一点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力,发疯似的狂奔起来。父亲弓下身子,踏紧马登,一只手紧护着我,一只拽紧缰绳。我的耳朵只听见“嗖嗖”的风声,路两旁的树木,纷纷倒下去。
任凭父亲怎样叱咤,大白马依然狂奔不止。我只感到头晕目眩。就在这时,大白马稍一收步,两条后腿一翘,一个蹶子,就把父亲甩了出去。父亲倒在地上,叫着我的小名,连声呼喊:“小山——抓住马鬃——别松手——”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贴着马背,抓紧马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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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多远,还是被马的一个直立,扔了下来。这时,白马反而不跑了,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还低下头,闻了闻我。从它的鼻孔里,喷出的仿佛不是热气,而是火焰。它好像知道自己惹了大祸,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怒火冲天,温顺地站着,等着父亲的到来。父亲担心它再犯倔,把我扔到马背上,索性牵着它,走回了畜牧站。
这回,大白马彻底激怒了父亲!父亲给它勒上嚼子,就是用铁链子勒住马的下頦,拽着它,一顿猛打!它也不甘示弱,居然把父亲的肩头,后背,啃的鲜血直流。事后,父亲不顾自己的伤,又先料理起它来,又是清理伤口,又是抹药,还一个劲儿的为它轰赶伤口上的苍蝇,并且扔一如既往的宠爱它。
大白马得到了父亲的赏识和疼爱,真叫是高兴啊!但天不遂人愿,乐极也会生悲。
1958年,也就是合作化的末期,父亲和大白马一道迎来了他们命运的转折。县畜牧站解散了,政府给工作人员发放遣散费,父亲没要钱,只要了这匹大白马,回到了太行山脚、拒马河畔的那个小村庄﹙母亲的娘家﹚。
父亲开始了他陌生的、笨笨拙拙的农田劳作。在此之前,父亲除了二十岁之前五年石匠、二十岁后﹙1937年﹚八年八路军、两年解放军及建国后九年养马的经历外,没有一点农田劳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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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马被安排在生产队里,当了一匹辕马,和两个孱弱的大馿一道,架起一辆双轮木板大车,从一百里外的北京房山境内一个叫宝水的煤窑上,踏着崎岖的山路,拉着满满当当的一车煤——为了让村里老百姓能熬过那个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季。从此,它那比幼年丧母还要悲惨的命运,就这样开了头!
车把式是老贫农,由他来掌管村里这重要的生产工具,村里干部再放心不过了。可是,大白马却不识相。每次拉出了套车,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奏效。还时不时的,不是啃车把式一嘴就是尥他一蹶子,弄得他又惧怕、又恼恨,待在一旁,束手无策。无奈,村里只得又把父亲请出来,协助车把式。大白马在父亲的爱抚下,每次都能顺利上套。
面对大白马和父亲的默契,车把式觉得自己颜面尽失,他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到了大白马头上。每次给它套上车轭后,白马已威胁不了他了,只要稍有不从,他就是一顿鞭舞飞扬。
为了在大白马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有时竟打的它皮开肉绽。而大白马仿佛也知道自己恶运临头了,起初还高昂着头,抖着马鬃,尥着蹶子嘶鸣,到后来,索性沉默以待,不管车把式多么惨烈地抽打,它就那么站着,受着,纹丝不动,没有丝毫媚颜屈膝。
从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拉煤,充满了危险,每次大白马平安归来都是幸运,卸了套,就平静地回到马厩。从它那平静的眼神里,看的出它已经听天由命了。是啊,它不听天由命又能怎样呢? 还能指望谁来拯救它呢?当时,文革已经开始,父亲已经自顾不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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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那个高傲的倔强的大白马,在沉重的负担和猛烈的皮鞭下,日渐消瘦,肋板一根根突显出来,脊骨像一面刀棱。有好几次,它负着重轭,在路上和我碰个对面,它的眼睛望着我,含情脉脉。再后来,它竟视同路人一样,冷漠地和我擦肩而过。
我伤心极了,泪水在脸上恣意流淌。我伤心的不是因为它对我冷漠,而是伤心它变了,它变成了一个和原来截然不同的马了。单从毛色上说,它哪里还是一匹白马,简直成土灰色的了。是谁把它变成了这个样子?它那飘逸、洒脱、帅气的外表呢?不过,也是,瞧它那副瘦骨嶙峋的样子,它哪儿还能和跟着父亲的时候相比,它哪里还顾得上和我打招呼,——它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上了!我没有半点想责备它的意思,只有伤心,只有痛惜!
尽管它已落到如此的悲苦境地,好像老天爷并没有饶了它,还要让它经历更为悲惨的处境。
突然一天,噩耗传来,拉煤的大车塌架了!那是一段陡峭的山路,因坡度大,刹车失灵,可怜的大白马裹在车辕里,被重车和陡坡强大的惯力推着,一直挫到坡底。大白马两条前腿都挫折了,脖子、前胸血肉模糊。
一直到第二天,大白马都还活着。村里组织人,用一块大门板,七手八脚地把它抬了回来,放在村西的一块空地上。四周挤满了围观的人,有大人,有孩子,还有怀抱孩子的妇女。
平时村里杀猪宰羊,人们一点也不稀罕,因为看的多了,可是屠宰大牲畜,却少见,尤其是一个昨天还在拉车,今天却躺下不能动了的马。他们都想看看,这样一个残马,是怎样被结果了性命的。有几个大人在议论从哪儿扎下去才能一刀至命。有淘气的孩子,用脚使劲地踩它的尾巴,有的踢它的脊背,有的用棍子戳它的伤口……
屠夫是个四十多岁的人,瓦刀脸,中等个,爱说个俏皮话。平时村里杀猪宰羊,都是他。他能准确无误地从脖子处一刀扎到猪的心脏上。他嘴上叼个烟袋锅,烟杆上挂一个小烟袋儿,一走路小烟袋儿就急剧晃悠起来。他腰上围一个脏兮兮、油腻腻的皮革围裙,手里攥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有一尺多长,刀锋闪亮。他一边舞动着刀子一边说:“闪开点,闪开点,刀子可没长眼啊。”他拨开人群,来到残马跟前,抬起脚,把快抽完了的烟锅子往鞋底上使劲磕了磕,然后往后腰一别。
从白马被抬回来,我一直守候着它。那曾经英姿勃勃、活蹦乱跳的大白马,此刻,直挺挺躺在地上,它的身下,是一片污黑的血迹,前胸、脖子上沾满了杂草、砂石。它的已经折断了的腿偶尔还能颤动一下。
它的眼帘上沾着沙土,草屑,却还直愣愣地望着我,似乎在向我作最后的告别。我摸摸它的耳朵,摸摸它柔软的嘴唇,它的嘴巴还有血沫在渗出来。这时,它居然倾尽了所有的力气,想抬头,却只抬动了一点点。上唇还微微拱了拱我的手。我咬紧嘴唇,为了不哭出声来,可是,泪水呀,却夺眶而出!
屠夫握紧又尖又长的屠刀,抻平了围裙,使劲在上面“啪啪”地钢了几下,把残马的头一板,用那只握刀的手,在残马的脖子上按了按,像是在找最恰当的进刀的位置。片刻,他说了声“享福去吧!”就在屠夫的刀子即将扎下去的一刹那,我再也不忍看下去了,推开人群,拔腿就跑,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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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父亲坐在门槛上,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那时文革已渐入高潮,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在文革最疯狂的阶段,和他养大的那匹马一样,会遭遇同样的悲惨不堪。母亲想到抚养那匹白马的童年和少年,是何等的不容易,泪水一直盈满了她的眼眶。我,父亲,母亲,我们一家人,仿佛失去了一个和我们休戚相关的亲人。
那天,除了我家,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一小份马肉。有的孩子拿着一小块煮熟的马肉,在街上追逐跑闹,有大人还特意打了白酒。那个夜晚,小山村的人们像除夕夜一样欢欣快乐。
从此,那个撒着欢儿、尥着蹶子、嘶嘶鸣叫着的大白马,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并且消失的那么无影无踪。可它的神韵啊,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以至于每看到一匹或高或矮、或美或丑的白马,都忍不住要扑上去,仿佛我那白骏马死而复生了,又活波波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啊,我那高大、俊美、挺拔的白骏马啊,你在九泉之下,可知道和你一道度过童年艰辛的那个孩子,在他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风雨,在他渐入老境之后,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在想着你,念着你!
~the end~
作者简介:
杨燕山,笔名:延伸。早年公职,八八年自主创业,闯海南,办农场,九零年回京,涉足金属材料流通领域,后出国办厂,经历过事业峰谷起落。酷爱文学,在特区时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有散文、随笔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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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骏马,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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