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讲着讲着,“哇”地一声哭出来。
从事脱口秀行业,压根不配有车
演出开始了。
二娃穿着吊带裙倚靠着酒吧的墙面,她前面整齐地摆着5排椅子,满满当当地坐了约80个观众,最后一排的椅背只给她留下一道逼仄的过道。
两部手机,一部架在三脚架上,摄像头对准舞台,在持续地录像;另一部手机被她举在手里,是台上那位脱口秀演员上场前交给她的,请她帮忙录下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
观众的注意力随着聚光灯的指引,聚焦在舞台演员的身上。二娃把自己置于观众席后方的暗处,时刻盯着舞台上的演员,她不用看表,凭经验判断时间和节奏,见缝插针地举起右手,比出“OK”的手势,提醒台上演员收尾。
给演员录表演视频的二娃
轮到二娃登台了。
她将两部手机交接给完成演出任务的演员,艰难地从最后一排观众的身后挪动到舞台的右边。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接下来上台的这一位,是4FUN脱口秀俱乐部的——“没有找到老板的老板娘二娃”。
吊带裙勾勒出的曼妙身材,让观众眼前一亮。二娃落落大方地向大家介绍自己:之所以叫“二娃”,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二。她五官生得漂亮,听我提及大家称她为“成都钟楚红”,她狡黠一笑地对我说:“是自称,事实上也没几个人那样叫过我。”
或许观众对女性脱口秀演员,更严苛一点,这让二娃在舞台上有点用力过猛,语速愈发加快,越想逗笑观众,越适得其反。二娃自嘲自己的段子“惨不忍睹”,她在表演结束后向大家解释:“大家要时刻记住,你们只花了9.9元(票价19.9元,其中10元分给提供演出场地的南北猫酒吧)来看开放麦(脱口秀演员试验新段子的场合)。”
观众恍然大悟,提手鼓掌,9块9的门票,还要啥自行车?
二娃对这个反应挺满意,毕竟她是这样评价自己:别的脱口秀演员是靠天赋,而我是靠毅力。
轮到二娃登台了
当晚的8位演员演出完毕,主持人邀约观众面对面扫码,建立个当天演出的粉丝群,再邀请临时群里的观众进固定粉丝群。目前,固定粉丝群建到第7个,每个群都满员。最后,全场观众举着开有闪光灯的手机,配合舞台上的演员们拍大合照。
观众退场,二娃召集演员和志愿者将酒吧的座椅恢复原状。大家熟练地收起折叠椅抬进后厨,将门外用于签到和验票的桌子搬回屋里,摆上烟缸和桌灯,恢复成营业中的酒吧。
之后,当晚演出的演员们围坐在桌子前,二娃组织他们对今晚的表演进行复盘。
演出后的复盘
4FUN签约的脱口秀演员目前有9人,7男2女。二娃小巧的身躯挤在一群穿着随意的男演员身边,把控着大家发言的节奏,一针见血地提出每个演员需要改进的地方,见缝插针地鼓励新入行的演员,相当有话语权。即便是将今夜表演推向高潮的资深演员,也毕恭毕敬地听取二娃的意见,二娃对此沾沾自喜:“谁让我是他们的老板娘呢。”
复盘结束后,演员们陆续与老板娘道别。接下来,二娃还需去相邻的那桌和人谈商演——这是能帮助4FUN脱贫的渠道,她不敢怠慢。
二娃对咖啡和茶过敏,谈生意只能拿酒精作为谈话进程的加速剂。凌晨,送走了金主爸爸,她独自从酒吧走出。酒吧位于成都万象城商业街区的负一楼,周围的餐饮商铺早已打烊,扶梯也停止运转,二娃走上扶梯的脚步声在下沉广场里沉闷地回荡。
她打了网约车回家,从这里到大丰的家,单程车费50多元钱。她也报过驾校,在第三次理论考试没及格后,转念一想,自己从事脱口秀行业,压根不配有车,便心安理得地放弃。
“车费太贵了!要是全职做脱口秀,根本负担不起。”
深夜演出结束后,4FUN的演员们散场回家
好几次放声大笑,
她感觉自己渐渐苏醒了
31岁的二娃,是四川内江人,白天在一家潮牌服饰公司工作,任职培训部经理。她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喜欢性感的衣着,爱往自己身上捯饬好看的衣服和包包。
生活中的二娃
同样都是让别人听自己讲话,白天在公司讲台上,二娃关心的是:“你们听懂了吗?”晚上脱口秀舞台上,她的关心就多了一点:“你们听懂了吗?笑了吗?”
总之,在成都这座以娱乐休闲为主的城市,二娃每天要讲好多话。
她的朋友圈很热闹,她几乎每天都会将生活里遇到的事情编成段子发出去。她的微信目前有4753位好友,很多人用点赞和“哈哈哈”与她互动——当然,这些好笑的段子和关于4FUN的宣传,对公司的同事是屏蔽的。
“如果同事或者领导知道我在做脱口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工作懈怠。”二娃的确会在工作时,带薪兼顾脱口秀事业,但她并非心安理得,她时常面对老板时,暗自感到羞愧。
二娃的朋友圈
二娃入行的理由很直白:“当初,我觉得讲脱口秀好洋气哦,发朋友圈很牛X。”但在感性的爱好和理性的温饱面前,她只能用给好友分类的方式,粗暴地将梦想和面包中间划清界限。
演出时的二娃
虽然她希望别人笑,但她自认为是一个将内心封闭起来的人。
2007年的暑假,二娃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18年的家乡来到成都。这个城市太鲜活了,她直勾勾地盯着“新潮”的扶梯发愣,感到一阵晕眩,不敢踏上去。
最初她在一家饭店打工,每晚都要端出油亮泼辣的龙虾给来吃宵夜的食客。麻辣鲜香配合着嘈杂的划拳声和弥漫在空气中的啤酒味,她十分渴望融入这份独属成都的热闹。
凌晨3点,餐馆收工,二娃提起一桶水,草草地在卫生间里将自己擦干净。“宿舍”没有床,要和另外两个女服务员睡在一张硬板上,一翻身,硬板咯吱响,全身每个关节都会疼。这让她的失眠症状更严重了。
失眠始于小学一年级。在那之前,父母在外打工,3岁起她被托给舅舅照顾。懂事的她会帮助开餐厅的舅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有一次,她在剥蒜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刀插进眼球下方,血突突地往外冒。舅舅心急如焚,将她先送到家附近的诊所,又转到镇里的医院,最后,把她抱到县城里的医院。舅妈全程安抚二娃,哭肿了双眼。舅妈很疼爱二娃,为她手工制作了一条海军风格的裙子。后来二娃的记忆常常定格在坐客车赶往县城医院的路上,那条蓝色的裙子染了一片殷红的血。
等二娃的伤口完全恢复以后,父母才得空回来探望她。说到这里,二娃摸了摸眼睑处,说那里还留有浅浅的疤痕。
小学一年级,父母把二娃接了回去,日子却满是争吵和指责。从那时起,二娃很讨厌冬天,因为她怕冷,更怕睡不着的黑夜。无数次见证父母吵架的场景,她认为人性中不可说破的缺点在父亲身上暴露无遗。后来,她创建脱口秀俱乐部、选择与另外两位搭档合作开酒吧,都只是象征性地通知父亲,从不听取他的意见。
如今,父亲在二娃的朋友圈段子和脱口秀演出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她喜欢以诙谐的语调调侃吐槽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对父亲进行反抗。
等待演员登场的舞台
2016年底,独身在上海工作的二娃终于找到自己失眠的原因——她被确诊中度焦虑症和轻度抑郁症,需要吃药来控制病情。

在上海工作的一年半,她和另外3个陌生人合租一套房,大家相安无事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几乎没有交流。房子在34楼,二娃时常一个人坐在窗台前向外望,街道上的车子像孩童手里的玩具,穿梭在它们应该在的道路上。凌晨4点,可以清晰地看见天上粘着墨色的云朵。二娃拉上窗帘,窗外的灯火被隔离,陷入一片漆黑。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实在太孤独了。
就在这样孤独的日子里,二娃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脱口秀演出,票价30元。那1个半小时里,很久都没有笑的二娃,好几次放声大笑,她感觉自己渐渐苏醒了。看了4场脱口秀之后,一个念头开始在她脑海里冒泡——或许自己也可以试着写稿子,上台讲脱口秀。
当聚光灯打在二娃的脸上时,她压根看不清现场观众的脸,台下挤了70多名观众,乌压压的一片,除了她的讲话声,现场陷入诡异的寂静,从头到尾都在冷场。
那时的二娃很在乎观众的反馈,但演出结束后没有人帮助她复盘,她感到沮丧——这也是她创建4FUN之后,坚持每次演出结束为大家复盘的原因。
二娃在不同的场合讲了十多次脱口秀之后,终于可以偶尔逗笑观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给了她一点希望,也激起了另一个大胆的想法:离开上海,把热爱的脱口秀带回热爱的成都。
于是,在2017年,在前辈的指导下,二娃的4FUN正式诞生。
当年还在装修时的酒吧
你只要敢上去说,我就给你一万块
4FUN开张的那年,妻子看着辞职不到一年的多吉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就带着他去看脱口秀,也许是为了激他,妻子对多吉说:“你只要敢上去说,我就给你一万块。”
多吉上台后,妻子真给了他钱。
演出时的多吉
就像多吉进入脱口秀的圈子一样,他婚姻也源自一场意外——他曾经的妻子是他的高中同学,2008年,他们在一起交往还不到一年,5月12日,她在公司上班,多吉在见客户。地震发生时,成都的交通系统瞬间瘫痪,平时宽敞的道路被人潮堵得水泄不通,电话信号时有时无。
心急如焚的多吉想都没想,就换了一双跑鞋,一路跑了十几公里去找她。几小时后,经历了劫后余生的两人,在强烈的情绪加持下抱头痛哭。多吉动容地说:“我们结婚吧。”
多吉出生在西藏,从小就有高原性心脏病的他注定无法在故乡久居,于是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辗转,最后留在了成都。长期在亲戚家借宿,加上继承了些母亲的交流天赋,使得多吉似乎是个天生的演讲家,从不怯场。
到2016年之前,以世俗标准看,多吉是个人生赢家:时任一家上市公司西藏片区大区总,存款7位数,在成都、海南、西藏多地买了房子,就连100多万购入的路虎,也只是某个时刻心血来潮的产物。有一次和朋友去餐厅吃饭,吃到兴头上,多吉直接站起来豪迈地边摆手边说:“大家随便吃随便点,今天我开心,你们所有的饭钱我包了!”
同样的大手笔,还体现在他的投资策略上。和合伙人一起开了一家餐厅,多吉个人出资200万。因为不懂行情,原本装修成本10万不到的店面,在多吉手中却花费了将近100万。
“那时候人真的太飘了,我想的就是‘没关系,反正老子有的是钱’。”多吉谈及当时的莽撞,苦笑着感慨。
妻子的哥哥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多吉在其劝说下投了75万,每个月的利息收入差不多有1万块。几个月后,央视开始报道鄂尔多斯P2P崩盘潮,多吉跟妻子商量撤资,大舅子只是让多吉放宽心:“就算出问题,我肯定先还亲戚朋友的钱对吧?”
但等到崩盘潮迅速波及到他们所在的城市时,大舅子第一时间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先把钱还给亲戚外的其他人。
投资打了水漂,大舅子入狱,餐厅倒闭,欠了银行贷款,员工们等着发工资……倾颓的多米诺骨牌,把飘在空中的多吉重重地压回地面。多吉背负着创业失败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那时候整个手机一个页面全是小额贷款APP”,这个APP借五千,那个软件借三万,后来有一段时间,催债的电话就没停过,“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今天要还多少钱”,最多的时候,“小额贷”就滚利到了30万。
他想尽一切办法赚钱还债,兼着七零八碎的职,有时写稿、有时开滴滴,有时只是打零工,那个昔日在酒吧被营销小妹供起来的VIP,那时会为了200块钱奔波一整天。有人上门找他约稿,他会在一篇千字200块的灵异小说交稿后马上给对方发消息:“你立马把钱打过来我要用。”
多吉在生活最艰难的2017年11月和脱口秀结缘,初识多吉的人看着这个兜里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的男人,还要开着个路虎穿梭在不同的场子讲脱口秀,这本身就足够荒诞。
多吉和魔术演员“藏九”合演即兴喜剧
演出时,暖黄色的灯光打在多吉略显圆润的脸上,将他的黑框眼镜和宽厚的耳垂照亮,看起来敦厚可爱。他在台上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纵情讲着关于“西藏人”的段子,偶尔夹带地道的“川普”,必要时还要来一句“扎西德勒”以印证自己真的是一个“西藏人”。
“比如说一群人聚会,介绍:这是西藏来的多吉。对方就会恍然大悟:‘噢!西藏嘞!我也认到一个兄弟,也是西藏嘞,我介绍你们一起认识!’”讲到这里,多吉的声音突然抬高,脸上写满了问号:“我他妈就是从西藏来的,我要认识一个西藏人干什么?!我们那儿遍地都是。”
台下轰然,几个女观众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
但多吉脱口秀演出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这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有些人乐于接受这种冒犯,而有些人则会将这种善意的冒犯放大成羞辱。
多吉讲过关于同性恋的段子,有一个观众觉得被冒犯到了,便主动报名当开放麦演员。演出当天,场地第一排全是他叫过来撑场子的圈内好友,那架势不像表演。
那人在“表演”时,多吉正和其他演员聊天,他突然说:“多吉过来!”多吉愣了一下,以为是新演员需要他配合一下,就过去了。那人说:“跪下!我要代表所有同性恋观众对你表示批判!”边说边从包里拿出把剪刀,问:“大家想不想看我把他小鸡鸡剪下来?”
4FUN的照片墙
多吉在脱口秀表演上日趋成熟的同时,也有一些变化正悄然发生。
他和妻子都信佛,妻子会花几万块钱给自己改名字,也热衷于仪式。“有一种金字塔,要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放在里面,然后把它以特定的角度摆出来就可以聚集宇宙之能量,让你的运势变旺。”这一个小小的金字塔花了妻子3万块钱。
多吉则有些难以理解:“3万块钱是不是可以解决我的一些债务问题?我觉得那更有能量!”
妻子说:“你不懂。”
2018年6月,多吉到上海参加脱口秀比赛,得了团体第一名,他跟妻子说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没想到妻子淡淡地问他:“发奖金了吗?”多吉说:“没有。”妻子马上拉下脸:“那有什么意思?”
那有什么意思?一年前,她鼓励多吉上去讲没有奖金的脱口秀,一年后,依然没有奖金的脱口秀却突然失去了值得被继续鼓励的价值。冥冥中到底是什么变质了呢?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无论多吉做了什么,妻子都要来一句:“这事你能赚钱不?”
多吉在公司的演员不够时,男扮女装上阵
2019年离婚前,多吉的母亲问他:“你是不是不开心?”多吉说是,母亲云淡风轻地补了一句:“那就离噻。”
但多吉对前妻始终是心怀感激的,因为是她将自己带进了脱口秀这个圈子,给了他工作和生活以外的情绪宣泄出口,他可以尽情沉浸在打磨段子、回味苦涩中,忘记自己是负债累累的还款人、一无是处的loser,不再是走在路上会被人潮淹没的路人甲,他只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在舞台上把自己的生活讲给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听,让他们笑,偶尔也会有作为社畜对生活的感慨。
有一次多吉在台上讲了离婚的事情,下了台就有大妈热情地拉着他要给介绍女朋友。“让自己能被听见”,这是脱口秀闯进多吉生活之后所带来的些许安慰。
多吉和女儿
女儿陶陶是多吉为数不多的软肋。事业失败时没有哭,债台高筑的时候没有哭,与妻子离婚时没有哭,谈到4岁的女儿时,他动容得泪眼婆娑。
”我有时候恨不得她做点错事,让我愤怒一下好写个段子。前两天我们出去买水果,然后牵着她回家,她经常看手机看电视,我说,陶陶,你不能再看电视了,你看爸爸就戴眼镜了,戴眼镜好不好看?“
陶陶摇摇头,奶声奶气地说:“不好看。”过了几秒钟,她又说:“可是爸爸你戴眼镜还是好帅。”
2020年,多吉第三次创业,手机消息几乎秒回,大量私人时间被工作挤压,只参加了30几场演出。
因为,“为了女儿,我要再拼一下”。
我要是个男的,我都不想睡她们
4FUN的含义是:为了(给观众带来)快乐。
俱乐部成立4个月后,二娃和团队的成员们邀请到《小崔说事》的编剧万茵老师,合作完成了一场精彩的商业演出,门票售价50元钱,这是团队赚到的第一桶金。
二娃认为自己当上老板娘,是“赶鸭子上架”——既然自己是一位很难逗笑观众的演员,索性就转换身份,培养和挖掘更多能逗笑观众的演员。毕竟,快乐太难能可贵了。
她打心眼里欣赏自己签约的女演员Echo——这个妹子能在舞台上肆无忌惮地讲黄段子,却从来不低级、不庸俗,二娃认为她是勇敢直面惨淡人生的女性,敢于讲出女性的困惑。
4FUN俱乐部签约演员Echo
2019年5月,Echo听说朋友跳楼了,地点在高新区一个写字楼,顶点挂着烫金方正体的“理想中心”四个字,在太阳下闪着微光。而周围是一大片商业区,人潮汹涌。那时她24岁,经历了几次离职,刚刚定下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但她依旧内心惶惶,觉得前路未知。
她在上家公司待了8个月,那是个主打旅游的媒体机构,大部分时间是去深山老林里远足。一次去甘肃扎尕那,步行20余公里,一行人累得要命,就地扎营。一条野河携高山雪水穿营而过,其他人在那头笑闹,Echo却在河边压着嗓子哭,疲惫、寒冷和孤独织成一张网,细细密密地罩过来。
这个场景后来被她打上注脚,反复从记忆里提取出来,拷问自己:我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那时一同去远足的还有公司请的女嘉宾,妆容精致,高挑迷人。在摄影师的镜头里,Echo偶尔也会入镜,这时她总忍不住暗自跟女嘉宾比较一番,觉得自己表现力不错,似乎也有资格站到镜头前,站到众人审视的目光里。不过这种想法刚冒出头,就被自卑踩了下去:跟她们比起来自己根本不算好看,身材也不够好,哪有底气接受众人审视?
生活中的Echo
但她是有表现欲和表演天赋的,这些东西源于她的原生家庭,“我妈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三,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可能是从小太懂事的缘故吧,父母很少关心我,所以我是很渴望爱和关注的”。Echo讲母女形容成一种奇怪的羁绊,“要说我讲脱口秀的初衷,大概就是为了逗我妈开心吧——我之前总喜欢用一些离经叛道的话、夸张的肢体语言去逗她开心,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在刻意讨好她。”
因为家境不好,孩子又多,父母曾计划将Echo送给一个工厂老板做女儿,后来她也将这些写成段子,戏称自己家是“印度一家人”。她没有去深究为什么父母偏偏要将她送走,“很多事想太深没有意义”。
点到为止的克制,是她的生活哲学。而克制之外的事物,那些让她快乐的、不快乐的,都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有了出口。
从一开始踏上脱口秀的舞台,Echo就爱讲黄暴的段子,久而久之,“黄暴”成了她的一个标签。“这个社会太性压抑了,你知道吧?”她讲自己小时候羡慕弟弟比自己多一个器官,半夜趁大家都睡下,偷偷掀起弟弟的被子弹了弹,在那个东西颤颤巍巍晃动的那一刹那,她只觉得“一束女权之光蓦然升起”。
台下观众都笑了起来,Echo一脸正经地继续道:“之后我就用线把它绑住,准备剪下来,被我妈发现了,她一把夺下剪刀,把缠绕在上面的线取下来,那玩意儿就像这样晃了好几分钟。”
她把头猛烈地摇晃起来,台下笑声炸裂。
Echo的台风相当有个性
但这样的演出风格也遭受过质疑,私下演员们也会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只讲得出黄段子。
“我干净的段子也不少啊,场子还很炸。黄暴就是我的风格,我不想改。”谈到这儿,Echo显得有些愤慨,“做女脱口秀演员真的不容易。你看那些男演员,不管高矮胖瘦,观众不在乎这些,只关心他的段子好不好笑;女演员就不同了,站上去的那刻他们就拿放大镜看你,一副‘看你这个女的要怎么把我逗笑’的表情。你要是穿得好看,观众还会觉得你端着、不好笑。你就看网上的那些女脱口秀演员吧,穿的衣服大多没有胸线、腰线,直筒筒的一身,刻意掩盖自己的性吸引力,我要是个男的我都不想睡她们。最近几期就好了很多,不会再刻意模糊性别了。”
演出后复盘时的Echo
以前Echo是个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的体质:她想要穿得漂亮、性感,又担心穿得好看会显得“端着”、令观众产生敌意;觉得自己超有才华,又在生活的捶打中怀疑自己毫无才华;期望在脱口秀舞台上展现自己,又觉得这一切远没有物质来得有意义,偶尔沮丧——台下的女观众穿得光鲜亮丽,体面地坐在那儿看她,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而她一无所有,还要站在台上拼命逗他们开心。
这些矛盾在她身上纠缠、打碎、重组,塑成一面镜子,渐渐让她看见了更清晰的自己,释然了——如果世上大多数人真如梭罗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而“自己的脱口秀作品要是能在某一时刻,给某个人带来一点真实可感的慰藉,也就足够了”。
然后,台上的她就有了更从容的底气——5米外,男友正在台下看着她。等她演出结束,他们将一起回到位于九里堤的出租屋。他不会计较她在台上那些毫无形象的“狂放”表演,只会带她挖掘成都的美食,跟她看剧打游戏,给予她爱、尊重,和最珍贵的陪伴。
结束演出后,Echo和男友回家
一切能引发消极情绪的东西,
都是养料
在4FUN商演后台,潘老师正对着镜子斜站着,左手上弯,右臂伸直,脚下几番变换步法,完成了一个拉丁舞的曲棍型转步。
站定后,他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是张黝黑刻板的脸,耳朵上嵌了颗闪闪发光的耳钉,灰色紧身衣包裹着紧实肌肉,一只还未上色的仙鹤文身伏在右臂。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跳了十多年拉丁舞的舞者,一位学考古的博物馆设计师,或者,一名十分钟后即将站上舞台的脱口秀演员。
4FUN俱乐部签约演员潘老师
舞台上主持人的声音不断传来,他有些紧张,不停对着镜子整理着装。毕竟,参加脱口秀商演,这是头一次。
几分钟后,主持人叫了他的名字。他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走上台,取下话筒。台下坐满观众,面孔都浸在黑暗里,只有两百双眼睛和追光灯一起打了过来,明晃晃的。
“你讲脱口秀,得把自己放低,让观众觉得高于你,他才会笑。”
尽管自侃是天生演说家,但要逗笑这么多人,是个难事儿。他曾经历过冷场,那是接触脱口秀的第二次演出,“垮得特别彻底”,几个段子抖出来,台下却静得像追悼会现场。那次之后,他一度陷入挫败感的泥淖,很久才缓了过来。
演出前入场的听众
“大家好,我是潘老师!”他笑着跟观众打了个招呼,自己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松弛了下来。他先抛出了几个讨巧的段子,是一些有意思的四川方言——在成都这个大杂烩城市里,糅合了各地级市的语言特色,自贡话的卷舌,乐山话的黏糊,成都话的牙尖,天然就会引发观众大笑。
紧接着是个与自己主业相关的段子,讲的是博物馆的趣事。他模仿人们参观文物时的样子,乜着眼,手指一戳,“日妈勒个东西好多钱哦?”神情滑稽又市侩,观众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还有人吹了个长长的口哨。
场子逐渐热了,他的紧张情绪也被蓬勃的成就感所替代。他在台上来回踱了几步,握着话筒的右手抬高了一些,上臂肌肉虬结,衬得那只仙鹤纹身仿佛将振翅欲飞。
“我有一朋友是gay,有天他男朋友带着他回了老家见父母,在浙江。他还挺高兴哈……”这段话刚起了个头,底下就有暧昧的笑声传来。
这段子的风格算是潘老师的标签,他称之为“娘man”。他来成都已有十三年,深知在“满地飘0”的成都,任何关于同性恋的话题都会让听众会心一笑。但他同时也有担忧,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梗,久了总会审美疲劳;而那些方言梗,出了四川就会水土不服。怎么挖掘新的、兼具特色化和大众化的段子,对他来说,这是挑战。
演出后的谢场
“你有起床气吗?”采访时,他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后,潘老师笑了:“那说明你的生活压力还不够大,我每天从醒来就开始不爽。”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前这段时间,他一直保持高度敏感。对于创作段子这事儿而言,生活是最好的培养皿,一切能引发他消极情绪的东西都是养料,是一个段子的灵感,经过加工打磨,就能孵化出一个成熟的脱口秀作品。
比如,进地铁安检,排在后面的人将包一丢,精准投放到传送带上,由此名正言顺地插队去拿包;急着去上班打卡,好容易挤上一趟电梯,谁知有人慢条斯理地按下个“2”;或者从前一起喝4块钱奶茶的朋友,忽然变成浑身奢侈品的豪门阔太,让人失落……与种种消极情绪一起抵达他大脑的,是“这事儿是不是能写成段子?”而他把这些事说给观众听,观众笑了,他的负面情绪也就随之排遣掉了。
4FUN的新疆演员艾克不熟悉段子,上台前打的小抄
潘老师的状态,差不多也是所有4FUN的演员的常态。
白天带教培训,晚上把控一场演出的所有环节,二娃时常觉得大脑要宕机。没有商演的周末,二娃躺在床上,感觉连呼吸都是负担。但她还是莫名其妙地充满干劲,她把这一切解释为:“对脱口秀非常地、超级地、疯狂地热爱。”
对二娃而言,能赶走疲惫的办法,是持续上台演出、时刻在思考。
清晨,她吃了母亲为她做的鸡蛋和牛奶后,下楼去抢共享单车。可共享单车又在意料之中地被上班族抢完了,她只能选择坐6元钱的“摩的”赶往地铁站,坐2号线转5号线到公司,通勤时间1个半小时。
坐在摩的师傅身后,风将二娃的发型吹得像拍洗发水的广告,二娃半眯着眼皮开始思考:继续做脱口秀,可能之后会连摩的都坐不起了。
飘逸的发型随着摩的师傅的急刹车杂乱地定格在脸上。这一瞬,二娃又想到一个段子可供发朋友圈:
“每次地铁口的一群摩的师傅想载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选,到底应该上哪一辆。这种情绪就像现在面临追我的20个男生一样,到底我该怎么选。”
这是她半年来发的第六个与摩的有关的段子,她也把摩的的梗融入了单口喜剧的稿子里:
“明天早上发微信叫你起床,在你门口等你。”摩的师傅温柔地对我说,像极了爱情。
紧跟着,摩的师傅掏出二维码,提醒我扫码支付6元钱。
晚上演出后,二娃坐地铁回家
二娃不像Echo那般勇敢,绞尽脑汁四处挖素材的她,放弃了最适合写成脱口秀段子的素材——她的前男友,被她发现是个皮条客。
前男友曾是观看脱口秀的观众,被二娃撞破手机里做“外围生意”的聊天记录后,软硬兼施地请求原谅。在二娃心软后,又奇葩地用微信小号冒充微商代购,骗了二娃2000多元的皮带钱。
二娃上门索要自己的损失,那个戏精拿着刮胡刀在洗手间里往自己的胳膊上戳了一刀,报了警,然后在派出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警察求救,说二娃要杀了他。
二娃自嘲地说,段子都不敢这样写,我却真的遇到了。现在,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4FUN的大小事宜,却害怕处理爱情:“以后再不找观众当男朋友了。”
我们说她可以把这段奇葩的经历写成段子,她轻描淡写地说:“太痛苦的时候不适合创作单口喜剧的段子,我怕讲着讲着,‘哇’地一声哭出来。”
然后,她又让我期待一下:“终有一天我会将这段奇葩的经历,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讲出来。”
采访/撰文    张小冉、开弓、黄茜林
摄影    邹璧宇、张小冉(感谢4FUN供图)
编辑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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