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智主义的兴起与其社会思潮变迁

写出一部著作，让它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成为种种洞见的基石，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尤其是生活在充斥着谎言文化中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初，正值麦卡锡时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间的乐观时刻。“以往自由社会中的主要美德之一，”霍夫施塔特以伤感却又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说，“是能够让智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风格存在——有些人的特征是热忱而叛逆，有些人优雅而高贵，或者简洁而又尖刻，聪明而又复杂，耐心而又明智，还有些人长于观察与忍耐。要理解即便在一个颇为狭隘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的种种美德，重要的是坦率与宽容。当然，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这些可能当然存在；但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相信，未来不必如此。”

四十多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些话，它们感动了我，而且如今依然不变。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让我在新世纪来临之后不久开始写作《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还能弥补荒废时光的时候，他的书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此书的研究工作大部分完成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2008年总统大选初期之间。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历史学家和记者一样）认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八年总统任期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巅峰。

2008年冬，我的书由潘塞恩公司推出了第一版精装本，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和更年长的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雪中为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艰难跋涉。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一职的必备条件，因此，我认为，不论奥巴马还是希拉里，相对于布什而言都属进步。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由改变我在上一版序言中的悲观论点——我当时指出：“难免让人担忧的是，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经大大偏离了充满生机、丰富多彩的智识生活，它们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在我看来，我从布什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倾向与其说是证明了布什的个人缺陷，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更普遍的进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愚蠢的标准在美国文化中越来越低。“四十年来，”我写道，“在一种半自觉的新型反理性主义影响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大大加剧，这种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它不但与这个国家十八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相矛盾，也有悖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激起的一轮反智主义大潮将给美国文化与政治带来以往的反智潮流所不能及的巨大危害。确实，普遍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如今已经成了同义词。”

在写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听上去像是古板的技术恐惧者。那段话如今看来更像是谨慎的保守说辞，而不是反动的哀叹。十年前，和我一样非常担心各类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公众注意力和整体知识水平的冲击的学者和媒体人士相比现在更加之少［尽管也有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等值得一提的例外］。当我提到我们对图像而不是文字的依赖日益加深时，我想到的是YouTube、电子游戏和网站上以图片形式对信息的简化。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语言贫乏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早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手机短信息和发推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社交媒体在2008年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闻的传播和验证方面。如今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1]一词那时还没被创造出来。我的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创立于2006年、当时拥有约100万名用户的Twitter（它在2016年拥有超过3.17亿用户）。在发展之初，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认为Twitter是专属于小孩子的媒体。说到底，哪有成熟的人会想把交流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我相信，假如我在2008年想象着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和总统所中意的交流模式是半夜发推，而且那140个字符里有很多“骗人”“错误”“糟糕”之类的词，后面还跟着感叹号，严肃的评论家一定会视我为笑柄。

但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 .特朗普（Donald J . Trump）乘坐那架现在已经饶有名气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的大堂，宣布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诧异。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总是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在他征服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总是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令人不安的预感完全不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们——大多是记者和作家——总说我疯了。大选走向尾声之际，其中有些人（暂时）不再与我对话，我也不能因为他们回避我对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可能性无法释怀的不安而责怪他们。他们会说，诚然，2016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尚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中一位拒绝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模仿残疾记者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加以嘲弄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 Kovaleski），他质疑过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曾集体为恐怖袭击中双塔楼的倒塌而庆祝欢呼的说法，引起特朗普震怒。特朗普称，他确实在电视上看过该事件的影片——这样的影片并不存在，因为所谓的庆祝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总是认为特朗普不可小视，因为通过重读霍夫施塔特和写书所做的研究，我发现这位反智的候选人属于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而不是例外。当他宣布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要用他对个人品牌的管理交换对美国品牌的管理时，我想起了霍夫施塔特的告诫，他让我们警惕“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的可能性。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热爱他们——从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矛盾的是，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回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和“多高的教育算是太高”的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父母们并不希望子女因为接受太高的教育而完全离开上一辈的世界。于是，工人阶级父母们可能会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这种文化上的成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成为医生或企业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凭借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利用了这种矛盾心理。

促使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机会的，并不像特朗普总统依然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敌意或不诚实，而是因为新闻界没能理解让特朗普的意外获胜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类似的是，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在针对竞选团队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展开调查等重大政治事件发展中，大部分媒体还是对他的支持者们起初毫不在乎的态度感到困惑。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然态度导致关注的焦点一直被放在了总统的品质，而非政策上。随着特朗普将被弹劾的猜测出现（写作此文时，这种猜测更像是极左人士的幻想，而不是临近的可能性），媒体还是更为关注他的个人怪癖和他的责任，而不是投票给他的人的责任。很多主流媒体相当出色地调查了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但却没有去深究赋予他机会，并将继续赋予其他类似之人机会的文化之中的反理性主义——不论他的总统之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由于互联网具有让全世界观念相似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显著潜能，与社交媒体有关的文化桎梏呈几何级发展，主流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尤为迟钝。问题在于“观念相似”这个修饰词。如果人们只去倾听彼此认同之人的声音，那么他们会相信自己听到的就是一切，强化自己的偏见。狭隘主义和反智主义总是紧密相连，但社交媒体却拥有一种全新的能力，可以在片刻之间形成跨越辽阔地理空间的狭隘社群。电视和报纸记者经常把特朗普称作“前所未有的”候选人，但真正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对一种蓄意断章取义的交流工具——吸引非理性人群的完美途径——每天24小时的运用。从反智的定义看来，Twitter的140字符格式正属此列，因为它所提供的空间只够用来张贴标语。它相当于《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的广告杰作在现代的复生——“云斯顿就是香烟该有的好味道”或者“她做过。还是没做过？只有她的美发师知道准确答案。”其中的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知道那些旧式的广告语是广告，而很多人却认为一位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发布的推文是事实。或者，用独一无二的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的话说，“另类事实”。康威在特朗普就职典礼第二天在国家广播公司（NBC）《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出镜，为她的老板攻击“不诚实的”媒体蓄意低报就职典礼人数的说法辩护——特朗普声称，在他发表就职讲话时，人群一直排到了华盛顿纪念碑，而无数鸟瞰照片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场地空着。没有什么比在经常度量的公共空间中的人数更容易准确验证了。也许特朗普希望见到一路排到华盛顿纪念碑的人群，但希望并非事实。甚至连另类事实都算不上。

我不能自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这个被宗教右翼盗用，被媒体广泛宣传的词现在经常用于描述另一种人，他们满脑子都是美国跨性别者使用洗手间（恐怕已经愚蠢到了不知道锁上厕所隔间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外生殖器长什么样这种常识的地步）之类的事情。然而，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位文化保护主义者，在严格的字典意义上致力于保护文化“免于破坏性影响、自然衰落与滥用，保护其存活、生存、健康与健全等”。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主义的研究是文化保护主义的范例，其时，这个国家正在从一个更加挑剔的角度看待与二战之后的“美利坚治世”[2]相关的种种自鸣得意的虔诚信念。从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总统到遇刺的三年让大多数美国人颇感乐观，但没有一个群体比知识分子社群更有理由满怀希望。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那种把学术兴趣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或至少是对真正的左翼同情者的危险宽容的政治气候。即使这些“老学究”没有被描写成潜在的叛徒，也往往被当作无能之士。1954年，在一场共和党募款活动上，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说知识分子是“一种不止强作解人，而且信口开河的人”。

当苏联1957年凭借斯普特尼克卫星的成功发射挫伤了美国的自尊之时，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也许还真有些实用价值。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和资金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科学探索——它显然对于国防和自夸意义重大。在大众眼中，那些投身于没有显著实用意义的学术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毫无声望与地位。

当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搬到纽约时，遇见的一些知识分子让我十分惊讶，他们在五十年代曾经真的相信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3]将击败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这种一厢情愿的错误看法无疑可以衡量他们与美国腹地的普通大众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存在的距离。我的父母、祖父母和他们的大部分朋友都曾投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但在芝加哥南边的一个蓝领小镇上长大的我只听到过人们说史蒂文森太过学究气，完全不理解普通人和他们的问题。史蒂文森的雅致言辞在他那个知识分子圈子看来是个突出的优点，但在我的童年世界中的大部分成人眼中却是他的负累。我的祖母在99岁去世前曾颇以一生从未给共和党人投票为傲，但她完全是靠对大萧条和她深深喜爱的罗斯福的回忆才克服了对史蒂文森的遣词造句和高贵言辞的反感。“阿德莱总是摆着架子对人说话，”她回忆说，“他并不平易近人。艾克就很亲民，我喜欢他，但最后，想想是哪个党给了我们社会保障，哪个党对挨饿的老人不管不顾，我真的不能投票给共和党。”

相反，肯尼迪巧妙地完成了他的壮举，既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与教育水平——他的演讲风格和史蒂文森一样优雅博学——又避免了被大众视为傲慢的知识分子。公众是对的：如果借用霍夫施塔特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某种意义上为思想而生的人——也就是说，他有志于投身和宗教风险十分相似的思想生活”，那么肯尼迪不是知识分子。按照这个严格的标准，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当中，几乎无人算得上知识分子。美国建国一代当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有那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十八世纪时还没有这个词）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在那些写下《独立宣言》和宪法，在这个国家初创时期领导着它的政治家中，拥有超群学识和才智的人非常之多。坚持启蒙运动价值观的他们认为，自己作为思想家和公共舞台上的演员这两种身份之间毫无冲突：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42年所描述的“美国人长期认为现实与思想是对立的，而且人们必须站在现实一方”，这种后续发展想必会让开国者们大惊失色。

肯尼迪经常在演讲和文章中——他在成为总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在这样做——呼吁美国社会放弃思想与行动必然对立这种狭隘的二十世纪观念，回到那种认为学识和哲学天赋可以提升政治领导能力的十八世纪模式。他所任命的政府成员便是这种哲学的反映；在政府的重要岗位上，肯尼迪任用了大批知名学者，这一点充分证明，有思想的男性（尽管其中不包括女性）会让他颇感安心。新总统请来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这些无可否认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做法大大提升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尊重，而在权力带来的种种显而易见的机会和随之而来的物质奖赏面前，交织的满足感与负罪感有时也会让这些知识分子茫然无措。

就在这个达成文化均势的时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了。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麦卡锡时代的产物：对于危害极大的战后反智主义和诉诸司法的反g主义的合流，霍夫施塔特决心从美国的文化倾向这个更广阔的长期背景出发加以深入研究，这种倾向在第一批清教徒移民抵达普利茅斯岩不久后便显露了出来。“我们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比我们的民族认同更加古老，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指出，“对这种背景的考察表明，知识分子在美国所受到的敬意并没有长期持续下滑，也并非在近期突然变糟，而是处在周期波动之中；这样的考察还发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受的怨恨并不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下降，而是表明他们越发重要。”由此看来，美国的反智主义是美国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民主冲动当中草率一面的体现。以对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化联系和排斥正统教会等级制度的信仰为基础的基要主义[5]宗教，同样抗拒长期以来和智识主义——也包括很多早期清教神职人员的宗教智识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趋势。教育的民主化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让高中生的数量大大增加，在二十世纪也推动了大学入学率的提高；有些社会中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有幸接受基础的读写和算术技能之外的教育，教育的民主化让那种较为严苛的教育标准不可避免地得以放宽。最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既不靠家世背景，又不靠正规教育，单凭自己的智慧与勤勉取得成功的人——的理想化使得人们不大容易去尊重投身于教育和学识的人。

讽刺的是，对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诋毁恰恰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方才成风，当时，在法律和医学等专业领域之外，大学学位第一次成为在商业世界中走向成功必不可少的通行证，在人们眼中，这原本是白手起家的天地。“有能者做事，无能者教书”这样的俗谚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听来会显得颇为荒谬，在当时美国新开拓的边疆社区中，聘请教师是文明的两个基本标志之一（另一个是牧师的存在）。当然，从文化和社会角度来看，那些往往缺乏正规教育资历，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的社区教师和手握文凭的“专家”完全不是一类人，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后者对商业、政府和教育领域的掌控与日俱增，他们经常被当作常识之敌，那些常识据说是普通人特有的美德。

在新千年之初重读霍夫施塔特时，他的学术研究中那种传统的公正性让我印象深刻——这不是那种总是认为真理位于两种不同观点正中的虚伪的“客观性”或沉闷的中间主义，而是认真地尝试理解反对意见，承认与自己的偏好相悖的证据。大学读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这种品质，因为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胸怀大志的青年学者和作家来说，公正性很大程度上是个理所当然的理想。如果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带着重燃的敬意回顾二十世纪中叶“统一史学派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就是其中的杰出一员——的著作，这种反思必须基于当下的背景来审视，意识形态极化的公众不但赞成妖魔化政治对手，而且在艺术、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上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

特朗普竞选过程中经常运用的“前所未有的”这个形容词半真半假。特朗普的唯一前所未有之处只是他从未在政府和军队工作过。除此之外，可以看出他是一种更普遍的现象的一部分，经济上的愤恨与反智主义的结合在早期和现代美国历史上绝非前所未有。特朗普曾经（和现在）拥有的是使用社交媒体工具的机会，它们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们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里尚处于婴儿期，尤其是Facebook和Twitter，到了2015年已经成长为特朗普将公共话语的运用拉至下限的广泛而有效的样板。假如在2008年预见到社交媒体的飞速扩张和它们在传播和推广凭空捏造的观点上的极高效率，我也许就能发现特朗普或与之非常相似的人潜伏在不太远的未来。

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与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搭档竞选副总统的莎拉·佩林（Sarah Palin）是特朗普真正的前辈。佩林是那种典型的令霍夫施塔特十分担忧的不接受其他思想的人（那个年代的男性学者从未考虑过女性成为值得重视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麦凯恩再也找不到比这位阿拉斯加州州长更为极端的副总统候选人了——为了继续利用她在竞选副总统过程中在目标人群中剩下的名望，这个支持持枪权、反堕胎、反进化论的基要主义圣经斗士，于2009年中途辞去了州长一职。在竞选中，人们发现佩林是继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68年大选中的竞选搭档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 Agnew）之后最好斗的反智狂人。［那句把新闻界人士说成“怀疑一切的牢骚大王”的不朽名言正是出自阿格纽之口——写出这句话的则是共和党演讲撰稿人威廉·J.萨菲尔（William J. Safire）。］佩林的不幸在于——除了刚好身在与奥巴马对战的队伍当中之外——她刚好早了两届参选，没法完全利用发推带来的好处。在2008年，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知名的候选人依然会觉得自己不得不接受主流（按佩林的挖苦说法叫“破流”）媒体的采访。当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问佩林她会读哪些杂志和报纸的时候，这位州长连一份刊物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就在仅仅九年之前，这种无知还是一种麻烦事。

特朗普2016年的胜选已经被记者们过度分析了，他们想擦掉自己脸上因为错看了那个生意人的魅力，因为太过相信最终被推翻的那些民意调查而挨砸的鸡蛋。（此处有必要发一份免责声明。全国民意调查在希拉里·克林顿定会赢得普选票多数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但民调却误判了多个关键州的白人蓝领选民，他们让特朗普赢得了多数选举人票。）特朗普和他的公关团队在选举之后的相互指责——他们不自觉地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吹毛求疵——所带来的一个更加不幸的后果是“错误”与“不诚实”的混淆。讽刺的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不论长短——的社会意义无疑将成为今后历代历史学家的素材，他们恰恰属于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所厌恶的知识分子阶层。我猜想，特朗普主义的长期影响也许确实会相当广泛，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甚至早在特朗普就职之前，一个潜在后果——除了对智识探索的敬意、艺术、科学，和整体而言的专门知识所受到的自上而下的诋毁之外——就已显而易见。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在其就职前一天所发布的首份预算通告中，包含了一份取消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计划——此举大概反映了对“精英”的特朗普式轻蔑。在这个事例中，“精英”包括了在公立学校中学习音乐和美术的儿童和使用遍及全国各个社区的公立图书馆的公民。特朗普和他的右翼伙伴们所用的“精英”一词从来都没有经济含义——比如说，用来形容那些收入比99.99%的美国公民都高的人。它主要指的是学者和记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东西海岸的人。

从某些方面来说，奥巴马的成功也让我和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忽视了某些美国白人群体——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的愤怒。奥巴马毕竟是个明白无误的理性之人——他不仅是这个国家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智识水平最高的总统之一。人们禁不住会认为，奥巴马的总统生涯不仅能有助于弥合种族分歧，而且能像肯尼迪在短短的总统任期中那样，将思想和行动上的反智理念视为对手，向它们发起攻击，而不是引以为不可或缺的同盟。在奥巴马的两届任期中，黑色皮肤和智识主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引发针对他的恶意的重要因素，而在他任职之初，这样的形势还不太明显。

（相对于另类事实而言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美国已经将历史上最富思想的总统之一换成了一个以自己对知识和专业问题的轻蔑引以为荣的人。政治新闻网站艾克西欧斯（Axios）发布的一篇对就职前的特朗普的采访中，特朗普强调，自己对顾问们就国内外情况所作的长篇大论的解释没有兴趣。“要么给我一枪，要么越短越好。”他说，“我不需要，你知道的，关于能用一页说完的东西的两百页的报告。”当然不需要。一份两百页的报告也许会包含某些与特朗普原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相冲突的信息。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了有关书籍的问题，和库里克对佩林有关新闻来源的提问差不多，特朗普的回答甚至比佩林的哑口无言更加含糊。“我喜欢很多书，”他说，“我喜欢读书。就书这方面来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读太多书，但我喜欢读书。”奥巴马离任前夕，应《纽约时报》要求，他接受了该报时任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采访。他带着显而易见的热爱和知识，谈论了那些在他年轻和身为总统时影响了他的作家们——包括莎士比亚、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被问及在总统任期内哪些书籍对他最为重要时，奥巴马说：“我会说莎士比亚依然是试金石。和大多数十多岁的高中生一样，当我们被布置阅读《暴风雨》（The Tempest），或者是别的什么莎士比亚著作时，我想，‘天啊，真无聊’。我在大学里上了一门精彩的莎士比亚课程，在那里才开始阅读那些悲剧，并欣赏它们。我想，它们在我对人与人之间不断重复起伏的某些模式的理解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晚间入睡前，奥巴马所做的不是发推，而是抓紧利用这安静的一个小时来读书。奥巴马那么明显地属于知识分子、读书人和作家［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以来最优秀的身为作家的总统］，这个事实在他面对媒体和其他政客时并不总能成为他的优势。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经常被描述成孤傲清高的人，太过拘谨内向，不能完全投入到日常政治事务当中。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确知这样的批评有多少真凭实据，有多少是对奥巴马“死不悔改”的学者天性条件反射式的厌恶。这位总统性格的这一面被他的敌人视为一种自高自大的冷漠，尽管这也可以被理解成公正性和对探索问题各个方面的坚持。在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奥巴马的批评中，他身为黑人知识分子的特殊属性无疑是其中一方面。假如一位白人总统毫不掩饰自己对智识与书籍的喜爱，白人们还会那么急匆匆地用“傲慢”和“冷漠”这样的词来形容他吗？科尔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某些黑人知识分子也对奥巴马有所攻击，韦斯特给这位总统的拘谨态度贴上了“变装黑人”的标签。我的一位黑人毕生好友——一位英语教授——和她的毕生好友（也是黑人）因为奥巴马在《纽约时报》上谈及的挚爱作家名单而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恰恰是讨好白人知识分子的完美名单，”我朋友的朋友说，“两三个犹太人，两三个黑人，两三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6]。当然，还有莎士比亚。他的单子里怎么能漏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白人作家？”除此之外，我还听过一位教高中物理的白人朋友对奥巴马提到莎士比亚这件事作出了大体相同的分析。这些评论证明了两点。其一，做一个想弥合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的黑人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甚至比同样处境的白人知识分子总统更难。其二，当一个在拿着工资给大学和高中学生讲课的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认为声称自己热爱莎士比亚的总统一定是在撒谎或迎合白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在智识方面一定出了大问题。在分析公众整体的无知、反智主义和偏狭主义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相较于只关注特朗普本人的个性，关注奥巴马和特朗普的个性差异并不算是多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最精妙评论的，不是教授或媒体专家，而是女演员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她因在电影《藩篱》（Fences）中的表演赢得金球奖之后回答了一个影射了特朗普的问题。“我会，信不信由你，把特朗普从等式中去掉，”她说，“因为我觉得那比他更大。我认为美国本身是一种肯定，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落后太多，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任何脱离了我们自身信仰体系的人上台。那么，这又说明了我们什么呢？”[7]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不愿意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施以严格的事实和逻辑标准，不愿意考虑对专家知识的蓄意无视在从科学研究到和战略决策等种种问题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仅举一例，在发达国家中唯一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有争议”而不是已被接受的主流科学的就是美国人。宗教基要主义在美国（这又是发达国家中的孤例）的持续影响被普遍视为反进化论怪异地长期存在的原因。但这个简单的答案并不能回答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属于非基要主义者的美国人会对科学共识不屑一顾。真正的更复杂的解释不能只从，或者说主要从宗教基要主义中寻找，而是要从大众关于科学整体尤其是进化论的贫乏知识入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过去二十年中所作的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知道DNA是关键遗传物质；九成美国人不理解辐射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五分之一的成人相信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这些回答体现出了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的骇人失败。为什么对大部分基础科学事实知之甚少的公众不能或不愿理解进化论和科学家针对气候变化提出的三条警告，原因显而易见。要理解太阳并不绕着地球转，理解DNA包含了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人类独特一员的遗传指令，我们并不需要成为知识分子或拥有大学文凭。科学知识如此严重的缺乏为迎合纯然无知的人们的政治宣传提供了一片沃土。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因为将全球变暖斥为谎言而得到选民的惩罚。对专家的嘲讽只是让特朗普更受支持者的爱戴。在2017年8月21日观看日蚀的时候，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起初拒绝戴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荐的特制眼镜以保护眼睛。真正的男人不需要在太阳面前遮掩他的视网膜！

类似的，特朗普对“书籍”轻率的轻蔑也是文化的反映。美国人当前和读写的关系与其说是能力不佳，不如说是反对读写。国家艺术基金会200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到半数的美国成人在前一年中读过小说或诗歌——连侦探小说、色情小说或以《启示录》为基础创作的“被提”小说都算在内。（假如新政府可以自行其是废除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调查了。）只有57%的人读过非虚构类书籍，这也许包含了所有那些不知道DNA为何物的人。

在这个越来越反对读写的美国，岌岌可危的不仅是以愉悦为目的的阅读，还有批判性思维本身。美国人如今栖身的社会相比四十多年前较为缺乏思考，只有不断扩大的信息娱乐产业营销人员和否定事实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尚且存疑，万物的视频化正是他们的利益之源。通过电脑和互联网，人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由此而来的一种错觉是，动动鼠标就能检索到文本和数字的能力似乎也带来了判断真伪的能力。这种幻觉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但在偏好用技术答案来解答非技术问题，而且对与智识上的精英主义沾边的一切都抱有怀疑的文化中（与法国、日本等国的文化不同），它的危害尤为突出。过去十年中，关于让每个学生和每所学校获得使用电脑和网络的完全使用权的需要，我们听到了很多说法。而对从一年级起，为每一种新型科技工具配备严肃的说明，让孩子们获得用于评判面前屏幕上的文字和图片的可信度的智识工具的需求，我们却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

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回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据说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相悖的那种自由主义。它的整个理念都可以用右翼惯用的“精英”一词概括。那些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但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特权阶级身份，只给自由主义者贴上了“精英”的标签。新保守主义旗手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思考》（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1983年）中认为，虽然“知识分子”背弃了“美国生活方式”，但美国人民没有。“正是新保守主义自愿担负起了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为什么是正确的这一任务，”克里斯托尔解释说，“而且还要告诉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是错的。”从这段话里，人们完全猜不出克里斯托尔本人是个纯粹的纽约犹太人知识分子，猜不出他是因为皈依了共和党才和那些“执迷不悟、与美国生活方式相悖”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按照这种选择性的定义，“知识分子”指的是任何与保守主义者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在试图阻止对保守派和自由派老学究同样无用的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时，知识分子右翼自食其果。对那些还对2000年之前有所记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在电视上的频频出镜算是比较幸灾乐祸的乐子之一。特朗普对传统保守主义原则的毫无敬意让克里斯托尔父子大为惊诧——惊诧！因为上一辈新保守主义者十分有效地把曾经可敬的“知识分子”一词变成了政治上的贬义词，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谈论为特朗普所背弃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时，极尽所能地想要回避智识主义。终于，一个无视所有政治派别知识分子的全国性选举候选人出现了。

（区别于右翼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强盗资本家的）右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着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翼分子的欺骗性逻辑，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思想史了解得越来越少。这种无知最明显、最令人不安的表现在于，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无知在这一进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Freethin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这些是向形形色色的听众讲授美国世俗传统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向观点相同的人布道。除了几所要求学生为了学分来听讲座的大学之外，听众几乎全都是原本就和我意见一致的人。严肃的保守主义者在巡回演讲中也报告了完全一样的情形。

不愿听取对立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向思想或文化上的对手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心态意味着背弃美国大众和精英的思想传统中最优秀的一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千百万美国人——包括很多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了聆听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的演讲，挤满了全国各地的讲堂，作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闻名于世的英格索尔对传统宗教和教会对政府的任何影响都予以痛斥。当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杰出宣传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1876年初次到访美国的时候，来听他演讲的人摩肩接踵，尽管他关于人的由来的见解让不少听众大为震惊。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不论接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多是少，在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这类人的演讲之后，都想要自己再思考一番。这种好奇心甚至在魔鬼是否长着角这样的问题上都坚持要求第一手证据，它对任何社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当今美国，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听不进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声音。这种顽固执拗不仅体现了精神上的惰性，也反映了反智主义的本质。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会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为亲耳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等总是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之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连政治意见和观点不同的Facebook页面都懒得打开。

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富有攻击性，又消极被动。从政客到媒体高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强化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论为己所用的公众；宣称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子将带来轻松欢愉的蛇控制着公众，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文化保护主义者们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来疗愈这个毒苹果不断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总能心怀这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