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年度热词“双循环”：别把好经给念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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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者 | 刘胜军

年度热词

“双循环”无疑会成为 2020 年的“年度热词”。

2012 年十八大以来，重要性能与这一概念相比的只有两个：

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② 高质量发展

这一概念之所以迅速刷屏，有两个原因：

① 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所谓“去中国化”。

② 领导人的重视：最高领导人今年以来在两会（5月）、企业家座谈会（7月）、政治局会议（7月）、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8月）四次谈及这一概念。其重视程度可窥一斑。

这一概念问世后，迅速引发热烈讨论。

在 8 月 24 日座谈会上，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目前这个理论进行了很多讨论，还需要继续，也希望提出一些争论。

代表性观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

• 现实决定了一个经济体保持必要的“内存空间”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必须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在危机时刻能够独立自主。这是一种双重战略，以便增强中国经济体系的柔韧性和抗脆弱性，具有更强的克服时艰的能力。

• 中国就起其体量而言，规模效应不是问题。当然，中国经济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中国的资源禀赋并不优越，能源和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

• 这也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不希望脱钩，不认为应该发生脱钩事件，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强大的柔韧性将使中国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就是为什么双循环政策如此及时。这是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中国将坚定支持全球贸易体系，拥抱全球化，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国内容量、能力和需求，从而在全球贸易体系不能在正常情况下正常运转时，或者世界上有些国家将他们的自身安全置于全球关注点之上时，能够有备无患。

在33年前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王建：

• 我想强调，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都是一种内生性的要求，不是一种外生性的要求。很多人说，因为中美关系变化、中美经贸摩擦等原因，中国某种程度上需要闭关自守，所以我们需要强调靠国内市场发展，要脱离世界市场，然后才产生了这种战略，我觉得这种表面化的解读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决策层并不是这种认识，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内生性的要求，不要把它看成是外生的。

• 2007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变化，消费能力越来越低，反映到国内，就是我们的外贸增速开始下降。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需被进一步压低，我们依靠外需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外部需求萎缩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强制储蓄机制又让内部需求增长缓慢，想要解决发展问题，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成为解决方案。这也是我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是一条主线的原因。

•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当年我们用国际大循环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但是其中缺了一环，没有解决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问题，农村城市化问题只完成了一半，劳动者的身份转化了，消费者的身份没有转化。这样一个机制就导致了外需萎缩之后，内需无法接替上来支撑经济增长，要想实现内需支撑经济增长，就要打开城乡二元结构。想打开城乡二元结构，就要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的问题，然后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社保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历史欠账，应该由政府来补上。所以我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需要把城市化作为我们的主战略来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 “双循环”是应对当前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型。现在之所以提出“双循环”，而且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因为全球化的环境被破坏了。

• 要想用“双循环”来取代原来的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首先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从双循环向内循环为主的转型过程，应当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唯有如此，这个转变才是积极健康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 十余年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曾高达 60% 以上。2019 年依然在 40% 以上，有些行业的依存度高达 70%、80%！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领域要用国内循环代替国际循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要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成本问题、物流问题、适配性问题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损失，蒙受福利损失。

• 一些资源和产品构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断点”，若不能有效地弥合这些断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受到阻滞，就会有瓶颈；依据短板原则，经济的增速和质量就会下降，严重者，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

• 从宏观上看，超大规模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但是，若要将这个掩盖大量问题的“宏观”，拆分为结构、拆分为微观、拆分为区域、拆分为企业，就会发现存在大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恐怕还要忍受大量的不利冲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 国内大循环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提高内需比重；二是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韧性。

• 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体而言，这种开放要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变化及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要更具有韧性、弹性和抗冲击性，要基于规则制度，并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

• 中国需要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大格局，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主角。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 “双循环”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并且，保证我国的粮食和能源安全，是“双循环”战略调整中最重要的策略。

• 现在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调整是非常正确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经济学者应该全力支持这种战略的转变，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为使中国在未来 10 年、20 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 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 GDP 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并不需要主动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内需，比重自然会下降。

• 在大国中，中国的 GDP 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对 GDP 比来衡量，2019 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 17.4%，美国是 12.2%，日本是 14.7%。

• 如果说在 2018 年我们还犹豫是不是“中国制造 2025”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因而应把它束之高阁。而经过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制造 2025 只不过是美国打击中国的借口。中国制造 2025 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实施的问题。

• 现在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这同时要求我们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进行调整。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清华、北大成为了为美国提供预备生的补习班……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大学应该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自主讨论，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 我们要明白，一个市场如果做不到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很多国内市场或行业存在的问题讲了再讲，都不容易得到克服，但是一旦这个领域开放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变成繁荣的市场。中国说要依托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也讲了很久了，但要转变这个重心谈何容易。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热衷于国际大循环，而是因为我们还在保护自己落后的市场和行业。

• 中央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核心要义应该是高度开放大多数我们自己的行业和市场准入，要使得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真正走向很高的开放度、安全性和流动性。

• 我们必须想明白，在战略上我们不可能因为美国封锁而单打独斗，有智慧的做法一定是在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更大程度地推进开放和全球合作，用双赢的策略来应对可能的脱钩挑战。

• 中国人做事历来有两个特点，第一，自己说要干个什么事，也不见得真当回事，但是如果受人欺压或遇到外部危机了，我们会特别当回事，动真格。我们现在说扩大内需也说了至少 20 年了，但国内市场和行业准入铁板一块，各种限制还是那么多，包括在金融领域，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望尘莫及，哪里来创造更大需求？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

• 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仍然非常低，2019 年比 2007 年仅高出两个百分点。中国的债务与 GDP 比例在此期间倒是翻了一番，这并不是巧合。

• 北京在双循环模式上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经济转向由内需拉动，需要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的力度可能比政府貌似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中外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也没意识到。

• 中国的国内消费占比之所以如此低——史上最低行列——主要是由于家庭在 GDP 中所占比例非常低。扩大消费，无异于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再平衡，即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要让中国的消费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大体相当，普通家庭必须拿回 GDP 中的至少 10-15 个百分点，这就要求减少企业、富人或政府的收入。这意味着再平衡要涉及财富——以及政治权力——向普通民众的大规模转移。

• 第二大问题：只有工人得到的劳动成果比例大幅提高，中国才可能依赖国内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更大推动力，因此，再平衡的过程势必会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国内循环”要成功，“国际循环”就势必受到削弱。

• 由于过去中国的增长严重依赖当前在收入分配上的扭曲，向新模式转变几乎肯定要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调整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 要澄清一些错误的理念，防止一些人利用双循环这个新理论，在没有很好鉴定它的内涵的基础上，来宣扬他们的一些偏激的、落后的思想。目前很多人就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就是新形势下的闭关锁国，这种理解是严重错误的。

•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噪音、理论上的杂音，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在行动上的抢跑运动。比如说有些人就开始谋划中国必须实行全产业链，什么东西都要做、什么东西都要布局。这种狭隘的认识很可能真的导致内卷化了。

• 国内的大循环存在着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的统一市场的问题、区域协调的不稳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来作为它的基本解决方案。对于国内经济循环里所面临的断点堵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案，让它真正焕发出第二轮的改革红利。

双循环的要义

笔者认为，双循环理论的提出，既是对美国“去中国化”意图做出的自然反应，也是对 2008 年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适应”。

虽然这一理论的具体内涵与政策取向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和廓清，但笔者认为以下要义必不可少：

• 双循环既要以内循环为主，又绝对不可以离开国际循环而自我封闭，二者缺一不可，理解不能偏废。理论和现实都表明，自我封闭显然是“颠覆性错误”。

• 以内循环为主，兼有主动和被动的含义。从主动方面讲，次贷危机后，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显著提升，而且居民收入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也会提升消费能力；从被动方面讲，“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对美国“去中国化”和全球经济全球化逆流的防御性反应，是为了提升“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格局下的国家安全之必须。

•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要放慢或限制对外开放，相反，对外开放对于国内大循环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扩大开放可以更好地赢得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支持，实现得道多助，避免不利的“站队效应”；2）扩大开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去中国化”的意图；3）扩大开放，才能保持信息与世界的同步，避免陷入“夜郎自大”的封闭社会；4）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5）在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扩大开放才能避免矛盾的激化，防止更多“断裂带”的出现。

• 国内大循环的痛点在于：1）从需求侧看，消费能力受制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解决这一难题，产能过剩就会困扰经济运行，国内循环难以畅通；2）从供给侧看，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在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上仍受制于欧美日。这两点，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任督二脉。

工信部对全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 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 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 95% 的高端专用芯片、70% 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 95% 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 打通消费和核心技术的任督二脉，深化改革是不二法门。对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给出清晰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应该坚定不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