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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按：在我许多文章的读者留言中，在与许多朋友包括知识精英的交流中，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化、市场化是解决乡村问题的终极甚至是唯一答案，仿佛把农民弄进城，再加上个“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是最大的任务与恩赐。
笔者曾撰文《城镇化，挺硬核》讨论过城镇化数量与质量及其应有的逻辑。续作此篇，探索城乡关系与时代命运的关键答案。
早到的“逆城市化”
我家乡小村，从90年代起就有好几户村民陆续进县城讨生活。其中一户人家进城做屠夫，另外几家主要是打点杂工。一想到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就令黑灯瞎火下的村民们艳羡不已。
还有一个堂叔，会修点简单的家电，去了深圳，做到一家电子厂的总经理，过年总是开着轿车衣锦还乡。有几年，整个村庄的上空都飘散着关于他的传说，说他在深圳混得很开，管着好几个厂，把老婆孩子也接了去；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又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跟原配离了婚；据说他外面还有好几个女人、好几个孩子……作为村里最早的渣男，女人们言语间咬牙切齿，作为身边立足大城市的典范，在男人们的传言中又仿佛草根“城市英雄”。
啊，城市，彷佛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在黑漆漆的村庄上空闪闪发亮。
一些年后，我到县城读高中，去其中一户村民家做客，看到他们寄居在马路边又黑又破的小房子，才知他们原来生活不易。问了他们家早已辍学的同龄少年，他偷偷告诉我，父母觉得回去没面子，只好苦捱。
面子终于扛不过生活的难堪，这几年，当他们老去，无一例外地回到村里。辍学的同龄少年融入不了县城，做了小混混，后来染上毒瘾，把本就贫穷的家庭折腾得一贫如洗，变成落魄的同龄中年。干屠夫的人家则放下屠刀养起了鸡，散养在田野，味道极佳，一只能卖到一两百元。
对“逆城市化”的他们来说，所幸房子没有被推倒，村民们依然接纳旧人，在城里失败后能重归乡村的平安喜乐。
传奇的“城市英雄”却很难堪。毕竟只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外地职业经理人，非要自己开厂，屡战屡败，欠了一屁股债，又有好几个家要养……慢慢从“英雄”退化成一个到处借钱不还的“骗子”。前两年借用最后一点关系，在乡里找了关系批了块宅基地，又只造了个空架子，以半烂尾的状态趴在池塘边的榕树下，跟他的品牌形象一样，摇摇欲坠。
自此，最早一批进城者全军覆没。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尴尬的“逆行者”。
| 青山一道同云雨（图片来源：朋友圈）
城市化率，重要吗？
2000年后，第二批进城者中渐渐有一些扎稳脚跟的人。我的叔叔，早早从打工地深圳撤回县城，买了县城第一批商品房，再做点调料品生意，成功安身立命；我的一个堂舅，在县城开了一家蔬菜粮油店，靠着吃苦肯干、诚实为人，慢慢扩大到三个门店，买房买车，算得上成功。
2010年后，我的同龄人开始进城，已时过境迁。此时互联网进程加快，电商无孔不入，制造业和小渠道商困局日益明显，做生意越来越难赚到钱，只好去打工。比互联网增长更快的是飙升的房价，短短数年翻倍，连带物价快速上涨。另一面，制造业陷入困局，工资增长艰难甚至多年不动。即便凑齐好几个钱袋买了房，日子也多半拮据不已——房地产、大拆迁推动下的快速城市化，往往只有表面的光鲜、相关群体及城郊农民的暴富，对大多数乡下人来说，并不可爱。
城市化，只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不应成为目标。
拿金砖五国之一的巴西比较，其城市化率达到86%（与美国相当），也就是说850万平方公里的巴西只有14%的人口（约3000万）生活在农村，按理说巴西人民就该生活得很和谐幸福了。但事实上，乡村贫民涌入城市，而城市又消化不了，导致巴西形成举世闻名的城市贫民窟。
贫民窟意味着社会黑洞，意味着最糟糕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意味着犯罪、卖淫和吸毒的避难所，腐败与黑帮横行，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于枪战，令人谈之色变。
可见，高城市化率，并不意味着天堂。
从数字上看，2019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已经不低。只是衡量一个时代的发展，不能只看数字和大鳄，巨流裹挟下的小鱼小虾们，同样拥有发言权。
| 城市注定不适合所有人。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村庄（图片来自青旅老板@麦田李超）
家乡小村，算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地处中部省份，既不是城郊也不是偏远山区，既没有很好的资源也不至于环境恶劣，既不富裕也说不上贫穷……以村民们前赴后继的“进城之路”来看，颇多难言之隐。
早期的“屠夫们”，多靠城里亲友带动，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去到城市，两眼一抹黑，干啥啥不行，即便还留在城市，也上了年纪，只能干一些扫地洗碗、小工勤杂之类，现今乡下生活质量赶上了，只好反过头来艳羡乡下，这也是他们毅然回乡的原因。
中期的“小生意人”，互联网的冲击还未到来，小生意还算好做，房价也还没有疯狂，算是赶上个好时候。虽然没有城市职工的各种保障，也还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按图索骥，慢慢迁移户口，安顿子女，扎稳脚跟，算得上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城市化周期。
再后来的“打工群体”，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进城，已经从“屠夫们”的“亲友带动型”到小生意人的“主动发展型”，变成“被动进城型”。
2010年后，城市化率已成为地方政府和社会若明若暗的“目标”：中小城市房地产进入高潮，造好的房子需要人来买；从沿海引进的工业园区雨后春笋，需要人来填充；反正乡下都是留守儿童，那就加把火，把乡下的学校合并，让他们都来城里上学，小孩都来了，大人怎么能不来……
此时，一面是国家花大价钱进行“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 一面是许多地方政府打着“城市化”旗号挖乡村墙脚，乡下人如何选择？
县官不如现管，孩子要上学，还有点能力的，都选择进城。怎奈时过境迁，面对席卷而来的互联网和高房价浪潮，一面生意难做钱难赚，只好找地方上班、打工，一面消费水涨船高而收入多年未见明显增长，逐渐陷入“城市化陷阱”。
以老家县城为例，房价连年上涨，均价已在6000元以上，新城区更冲击万元大关。物价方面，肉、菜、消费品，与上海同价——比较下来，上海因为供应充足，许多蔬果甚至更便宜；
收入方面，县城工业园工资水平2000多元，3000元已是高薪，且连续多年保持“稳定”。其中，只有旺旺等少数几家台资企业会为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近些年中小企业主普遍经营困难，一旦强制要求缴纳，恐怕难堪重负。此时再做点小生意，平均收入充其量比打工略好一点；
户籍虽然开放，但学区房依然是道坎。像“屠夫们”一样保留回乡的权利，行不行？不行，户口一旦迁出，原有村民权就宣告放弃，也不能再迁回乡下……
此时的城市化，伴随着房地产高潮、城市形象与政绩需求，已经脱离了原有客观轨道。虽然城市大拆迁消灭了贫民窟的可能性，但阶层分化、生活压力、暗淡的未来、以及心理上的“贫民区”，已无可避免。
有城市化，为什么不能有“乡村化”？
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仅有3亿人口，我们还要讨论城市化问题吗？我看没必要，中国这么多城市，光一二线大城市，就可以把这3亿人消化了，那就是100%的城市化率了。
这么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有14亿人口，这是最大的国情！如果说大城市能消化3亿人口，剩下的11亿人口，三四五线城市消化一部分，仍然会有很大一部分城市无法消化，社会主义城市又不允许贫民窟，只能回归乡村——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国情和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化水平必然存在一个客观数字（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可以去算算）。
城市化毕竟不是摊大饼，建好房子有人住就行。它需要提供就业、一定的薪资水平让人还得起房贷/房租，活得下去，需要相匹配的学校、老师、医院、医生、养老机构，让人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利，在确保企业主能赚到钱的情况下需要他们为职工分担未来的保障，让人安居乐业，需要让城市居民看到可以不断改善的希望……而这些，比盖房子难上一万倍。
这么说没有意义吗？有意义！
时代的发展水平决定空间的容量——我们的城市能实现多少城市化率，是由他当前的城市发展水平决定的。
比如北京、上海，充足的经济实力、城市服务能力和文明程度，使得两地城市化率早已突破80%，而率先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上海人说：阳光能照耀到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上海从居民待遇上，早已不分城里人和乡下人，已经一视同仁。
人人心中有本帐，城市也一样。北京、上海都有自己的人口规模限制数值，其他城市也一样，言必称“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第几城”，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必然有个能力极值，以此去客观估算各自的人口容量，比如一线城市可能能承载八九千万人口，二线城市、三四五线城市各能承载多少人口……我们最大的现实就是人口太多，可以预见，应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剩余”，那就是乡村、小镇应该容纳的人口数量了。
那么，有城市化，为什么就不能有“乡村化”？不管是城市化还是“乡村化”，都应当为时代、为人民、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一切为城市服务，甚至是抽干乡村为城市服务。
值得重视的是，从众多地方政府到精英阶层，再到普通大众，不见国情与时代发展局限，眼中只见“城市化”；不见城市之局限与乡村之优点、潜力，只见乡村之病，有色眼镜、厚此薄彼，已经太久。
若有一天，人们能像看待城市一样看待乡村，地方政府能像管理城市一样对待乡村，并构建起一个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即是这个国家和时代文明，真正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松江泗泾，朋友老余父母见缝插针开垦的快乐菜园。随时可能被“取缔”，“取缔了就再找别的地儿呗”。
向时代求解，而非向“城市化”求解
于此看来，60%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多少是失真的，因为“常住人口”并不代表能享受“户籍人口”的待遇。毕竟各大城市，事实上并不愿认领买不起房、低学历的乡下流民——那只是一些来打工的外乡人罢了，迟早是要走的。
宏观来看，根据发展水平推算出各级城市人口数量，结合经济增长、大学毕业生数字（如新增的老师、医生）等指标，就可以更精准地估算出一定时期内各城市人口目标，并据此制定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更精细的资源分配比例和调配政策——而非不管不顾地、盲目地将资源导入城市，或者一味“市场优化配置”导致社会分化愈演愈烈。
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粗放的发展，太多的“摸着石头过河”，须知先过河者未必不会成为“过河拆桥”者，这也是当前中国众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对时代、对人民，更专业、细致、负责的态度和水平，在有能力造各种桥的情况下，不要让“摸石头”摸上瘾。
而且，当前时期，正是民族和国家处于冲关的关键节点，冲上去就是鹏程万里。这个关口，经不起折腾和浪费——众多所谓的人口学家，该干点正事了。
时代纷繁，容易迷失，作为个人，应当如熊培云所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去追求自己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的意义，而不是“十八套或者十八栋房子”里的意义；
作为一代人，重要的是看到时代的使命而不是固守城池，将自己关在自己修造的“城市牢笼”，不见“路漫漫其修远”、不见“山河无尽，万里初心”（秦圈《此刻朋友圈》语）。
答案在时代的风中飘扬。
让我们一起，向时代而不是向“城市化”求解——这不仅是乡村问题的答案，也是许多复杂问题的关键答案。你不一定属于某座城市，也无需郁郁寡欢，你必定属于这个时代——愿我们一起，走出这空间和思维束缚，奔赴这艰难又多彩的广阔时代！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乡村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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