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塔尔：“如果你想学拍电影，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名导演一起工作…”

文/顾小喜喜

摄影/圣诞树君

本文感谢华语青年影像论坛&西宁FIRST青年影展

每次当我看镜子的时候都会被自己现在衰老的脸震惊，但是我仍然被生活深深吸引。我确信不断思考的时候，内心深处还是年轻的，所以现在坐在你对面的还是个少年，然而我的身体并不能如我所愿一般年轻。

——贝拉·塔尔

“我们先去外面，我想要抽一根烟。”

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采访间，刚刚结束与媒体交流的贝拉·塔尔对着我和摄影师说。此刻的老爷子有些着急，毕竟对于烟不离手的他来讲，坚持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没有抽烟很不容易。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贝拉·塔尔。

几个月前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作为训练营的导师，贝拉·塔尔带领着年轻的电影人拍摄短片。见过他的人都说，老爷子人很可爱就是脾气倔，固执起来像个孩子。

说的对，贝拉·塔尔先生是我遇见的第一位拒绝拿着杂志名牌拍照，拒绝前往摄影师安排地点拍照的采访对象。他的拒绝认真且理直气壮：“我不想去露台拍照，我不想拿着牌子拍照，感觉自己像商品。”

贝拉·塔尔现场采访照

很难把眼前这个孩子般性格的人和那个拍出太多经典作品的匈牙利电影传奇联系在一起。老先生和他的长镜头，多少年来让影迷痴迷回味无穷，但也曾让剧组经陷入巨大的资金困难，以至于制片人差点上吊自杀。

锋利而尖锐的个性在62岁的贝拉·塔尔身上，已经磨平了许多。

褶皱的裤子，灰色汗衫，黑色旧外套，胸前口袋别着一支钢笔，随意靠在那里点燃一根香烟，他的烟盒真好看，上面有很多暗色花纹，低调神秘。镜头对过去，抽着烟的贝拉·塔尔丝毫没有摆姿势的趋势，自然地对着我们说，随便拍就好。我们这一次的照片，就在酒店门口的垃圾桶旁边完成了。

中国年轻电影人有倾听世界的能力

《电影》：今年两次在与青年电影人有关的活动中见到您，为什么会对青年电影人如此关注？

贝拉·塔尔：我仍然相信电影和电影的未来，并且我深知自己正在一天天变老，必须得跟年轻人一起工作，他们才是电影的未来。如果我还想八十岁能去电影院，必须要在全世界关注和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电影人。

贝拉·塔尔现场采访照

《电影》：中国年轻电影人身上有哪些特质让您印象深刻？

贝拉·塔尔：几个月前我在西宁做了一批年轻学员的导师，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精力充沛，我非常欣赏他们身上的活力，以及想把事情做成的决心，这很重要。

我要强调一点：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初学者，我把他们当成我的年轻同事，我们不是在教学，只是在分享感受和看法。电影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去倾听，因为世界不仅仅与你个人相关，你必须了解他人。这些中国的年轻人有很好的倾听这个世界的能力。

《电影》：看到他们，是否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留着长发愤怒地拍着纪录片的年代？

贝拉·塔尔：时间过得很快，老了之后再也不留长发了，事实上头发都不怎么长了（大笑）。我从不后悔我年轻时做过的事，也没办法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电影》：很多青年电影人都渴望能有和大师对话的机会，您年轻的时候有过吗？

贝拉·塔尔：欧洲三大电影节在80年代非常活跃，在电影节上是真的会和其他做电影的同仁一起交流，得到一些经验。戈达尔对我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到现在还记得跟他的会面。那时我才24岁，坐在他对面，他一直在抽雪茄。我提了一个关于长镜头的问题，戈达尔抽着雪茄很久没有回答，最后他说“忘记了”。我吓呆了，简直想杀了他。现在我有点理解他当时的做法了，他也许觉得我的问题很愚蠢。

贝拉·塔尔现场采访照

《电影》：您认为欧洲的年轻导演与中国的年轻导演，在创作的表达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贝拉·塔尔：说实话，并没有。当然从个体角度上看，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从整体上如果很笼统地议论欧洲导演怎样中国导演怎样，是很愚蠢的。每个人都是导演，我没看到那么多不同，所以我没办法分大类。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基因、社会形态、亦或是宗教环境，但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人”，这点再清楚不过。

《电影》：很多优秀的青年导演在面对市场时，多少会丧失掉一些自我个性的表达。面对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贝拉·塔尔：大家需要学会对抗这些外界的压力。有些电影就像纸巾一样用完就扔去垃圾桶，有些电影人们会长时间保存它，过了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还会拿出来放映，像《撒旦探戈》，二十五年了仍旧有人在看。这是一部很长的电影，我不是拍给市场或者拍给投资者的，这就是我自己的表达。

技巧是拍摄中自己感悟的，没有什么可传授。

《电影》：拉斯洛•奈迈施（《索尔之子》导演）是您的学生，也是您的助理，但是您并没有给他上过课，他只是跟在你身边，这种学习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贝拉·塔尔：在《从伦敦来的男人》里他是我的助手，做了很多布景。我们几乎24小时生活在一起，在剧组的确是没有多少隐私可言，更像是一家人。我不知道这对学习拍摄电影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这就是生活而已。你明白吗？

如果你想学拍电影，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名导演一起工作。因为导演并不仅仅是到片场指导演员，电影制作包含了太多内容。即便你只是坐在一家咖啡馆看看人群喝喝咖啡，也是电影制作。电影制作人需要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电影之中，不管手上有没有摄影机，但你不可能完全关闭自己，关闭你的大脑、你的内心、你的洞察力。

贝拉·塔尔现场采访照

《电影》：您是说作为一个电影制作者，要用自己的眼神随时抓取影像吧。

贝拉·塔尔：即使你不想，也必须这样。这是与生俱来的，对导演来说是头等大事。我们都被这该死的责任与使命所诅咒，都被自己的好奇心所诅咒，都被需要与人交际所诅咒，这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循环。

《电影》：您之前说，在学校里学的电影基础理论其实用处并不大，真的吗？

贝拉·塔尔：技术革新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都可以用手机拍东西，已经不需要遵循所谓的规则，只需要有发现的眼光。我没有教我的学生们怎么用摄影机，但是我教他们自信，做自己想做的事。技巧是拍摄中自己感悟的，没有什么可传授。这是你的电影啊，我是个局外人，只能尽量去理解你想表达的东西。

《电影》：但是很多年轻人想要模仿您的镜头，您有什么建议？

贝拉·塔尔：我不喜欢别人想要复制谁，我也一直在对我的学生强调，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每个电影人都不一样，都需要找到自己独有的语言，不要盲从任何人的电影，做自己。

镜头长不长不重要，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才最重要。

《电影》：《撒旦探戈》中的人物端着酒杯，一口一口直到把酒喝完镜头才会离开，《伦敦来的人》里主人公每次睡觉和起床都会完整地记录下来，绝不省略任何环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您对于事件与动作的完成性如此偏执地迷恋？

贝拉·塔尔：也并不是每次，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有时候我会用很长的镜头来表现这种过程，有时候也会跳过。拍这些镜头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展现主人公的性格。你只需要找到你在片子中想要表达的，然后展现出来就可以。

贝拉·塔尔现场采访照

《电影》：但长镜头已成为您作品的标志。

贝拉·塔尔：镜头长不长不重要，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才是最重要的。每个电影语汇都不一样，长镜头只是一种表达工具。不是镜头越长，艺术价值就越高，问题还是在于你自己怎么感受生命的存在，怎么理解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怎么保有敏锐的洞察力。

《电影》：那如何保持这种敏锐力？

贝拉·塔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就是拍。

《电影》：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是您的标签，在审查制度比较严苛的环境里，如何才能自由地发声？

贝拉·塔尔：每个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规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规避它，怎么表现出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像天气，下雨要带伞，一定要找到适合的方法去保护自己想要表达的真实。虽然我关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室，但是我在其他地方开了电影学校，一种方式走不通可以再尝试另外的方式。

《电影》：关了自己的制作室，现在也停止了学校的工作，在更早之前甚至停止了导演的工作。感觉自己仍然是自由的吗？

贝拉·塔尔：我一直是很自由的，这可能是我很幸运，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不在乎了，以致于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勇敢。我从92年到94年一直在拍《撒旦探戈》，在我之前也许没有人拍7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我就做了。这两年中剧组的同事不断在跟我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有7个小时，这样是行不通的！”

贝拉·塔尔现场采访照

《电影》：对，他们都说您疯了。

贝拉·塔尔：就是疯了，怎么样呢？一个长镜头加一个长镜头，拍了100天还在继续，拍到第二年，还在拍同一部片子，所有人都不知道整个故事到底会怎样，每个人都近于疯狂。摄影师把摄影机往桌上一摔说，我不拍7分钟一个的镜头了！我和颜悦色地抱了抱他，说喝点东西吧。两个半小时后看到他冷静了，我就把他找回来，说咱们看看摄影机摔坏了没有。我们一起回到了拍摄现场，修好摄影机后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5点。

《电影》：中途一次都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吗？

贝拉·塔尔：如果你一直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是拍不出好片子的。电影导演一方面需要非常冷酷，不应该关注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同时又要非常有心，关注到别人在想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关乎情感，不要用脑子工作，要用心。当然最好的状况是头脑和心灵同时工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锁，想打开需要不同的钥匙。

不要再纠结于电影的分类，都是扯淡，真正的艺术是在25年之后仍然生机勃勃。

《电影》：喜欢被人比较吗？

贝拉·塔尔：我只做我自己。

《电影》：在电影风格方面，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贝拉·塔尔：没有人对我有影响，因为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世界的感知也不同，表达就会不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男人和女人，他们是不同的，会去发现对方了解对方，这是很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