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的夏天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想2020年那个遥远的夏天，回想关于文化和文艺的一切，会看见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斜飞着缓缓掠过蓝天。那个夏天是属于五条人的，剩下的全都是虚无。

五条人乐队在2009年成军，在11年后让人感觉是横空出世。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是五条人？为什么会是五条人？为什么他们不在这圈那圈？为什么这圈那圈的人听到他们的名字很意外的样子？以及，为什么是广州？“仁科的普通话都不标准呢”，有人说。

《乐队的夏天》是个无关紧要的网络综艺节目，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今天线上唯一的乐队展示平台。平台要流量，制作方要赚钱，厂牌需要曝光量，观众们需要在被废掉7个月的一年里最后的4个月松口气。事情的基础大概就是这样，能在这样的塑料花盆基础上还能开出两朵小野花，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一朵被精心算计过的小野花叫野孩子，另一朵出人意料旁逸斜出的小野花叫五条人。前者提醒人们音乐理想的存在，后者则拯救了节目，也拯救了这个夏天。

如果要问野孩子和五条人有什么共性，答案很明显，他们都属于有根的植物。有根的小野花本来也没什么，但是放在一堆塑料花里就很不一样。野孩子唱《黄河谣》让人莫名感动，原因真的是无伴奏和声？真的是因为一群沧桑汉子？因为他们的歌声触动了根，根就是生活的土壤下把无数你和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所以无关黄河珠江，也无关兰州广州，这就是土地的力量，根的力量。

五条人不单有根，还有呼吸。我们身处的时代在以某个特定的频率呼吸，有时候急促，有时候舒缓。这口气在每个人身体里回荡，需要有个什么人大声说出来。五条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说是“塑料味”。不能说这个答案全中，但可以说这三个字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髓。如果不是更真实也更深切地活在当下，大概很难找到这三个字。塑料造价低廉，塑形快速，生产简单，功能明确，然后飞快地变成垃圾。

这要远比什么愤怒，什么迷惘要清醒得多，也深刻得多。不能说抄别人谱子的时候，一不留神连情绪都抄了过来，就说自己真的有那样的情绪。这个时代歌不再是诗，诗也不再言志，但并不等于表达不需要真诚。就像是富二代小孩觉得成为嘻哈歌手是件“很酷”的事情，穿着一身十几万的行头，用歌声表达一个靠烟头提供尼古丁，靠蟑螂补充蛋白质的贫民小孩的愤怒和炫耀，那不单是塑料味的问题，简直就是烧塑料的味道。五条人还是小镇青年的模样，还是走鬼的模样，还是蹲在街边抽烟的模样，人是如此，歌也是如此。既不是仰视财富人生的密码，也不是低头拉开帷幕满足猎奇，那么多年下来，依旧是穿着人字拖，随时准备提桶跑路的兄弟。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点区分。表演家是以表演为生的人，在舞台上的样子是为了谋生，回到家里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艺术家是以艺术为生的人，他们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回家到家里还是什么德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艺术并不分离。因此，他们在舞台上会展现出常人所没有的那种洒脱和自在。这种舞台上的洒脱和自在，之前我只在小河老师身上见过，如今则是在五条人身上重见。观众的审美的确有高低，观众的确也容易被表演所迷惑，但洒脱和自在很难演。它要么是全有，要么就是全无。艺术是否放在生活中经历过捶打，心性是否放在生活中经历过历练，如同战士身上的伤疤，它无法作假。

五条人的有，对应着其他人的无。中国摇滚当年也喊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五条人却用标准的海丰普通话说道：立足世界，放眼海丰。相比之下，这倒是一句真诚朴素的话。90年代的摇滚盛世，建立在全世界各地以塑料垃圾为名运送来的打口带和打口碟上。站在全世界的音乐上，的确是有可能唱出海丰的万分之一。万分之一也足够了，毕竟那是上亿人真实生活的万分之一。塑料中也可能存在真正的意义，前提是你要承认是塑料而不是装作自己是发明家。五条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坚持十一年之后，人们会最终发现和理解。

在这个周末，耍猴一样的“捞五条人”游戏还将继续。不重要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五条人又开始上路，穿着红色人字拖的脚步跌跌撞撞走在浙江丽水的街道上。未来的日子，这脚步还会踏遍千山万水，手风琴和木琴声会在各处游荡。红色的塑料袋滑过天空，在地上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样的一只乐队参加综艺节目，最终会构成他们充满反讽意味的作品的一部分。正如仁科在舞台上轻轻拿起话筒，慢慢弯下腰去，小心翼翼地放在舞台边缘，再缓缓直起身高举双手后退。

如你所愿，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