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权威影评让人瓦解了”丨汪海林对话黄建新

■ 本期轮值毒叔 ■

■冷面笑酱·汪海林■

以下为采访节选，完整内容请点击视频观看

当下电影市场的类型片在进步，但内容中缺失的现代性却没有找回来。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创作者现阶段需要跨过去的坎儿。但目前，国内电影批评体系的可信度遭受观众质疑，专业且真实的声音越发稀少，让眼前这道坎，跨起来没那么容易。

一

我们总想跨过某个阶段，但每次都要回来补课

汪海林: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类型片的进步很大，而且很明显，包括年轻导演的成熟度很高。但我们现代性缺失得比较厉害，快停掉了。我们第五代当时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都有。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他们还在，就是我在高度商业化，商业叙事的同时，现代性没有丢掉。我们中国电影现在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黄建新: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必然阶段。以往我们的思维，比方说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想直接跨进共产主义，跳掉资本主义。其实我们中国资本的路，后来都补课了。这按过程论来讲，它就是那么个问题。百米赛跑，我们从起点“砰”一枪，你跑8秒6，你也得从头跑，我跑15秒也是从头跑，这过程少不了，是快慢的问题，不是跳过去的问题。

汪海林:对。

黄建新:以往我们大概思维习惯老是想跳，后来发现我们都在补课。我现在看这个类型，类型这个东西在我们来讲，应该是跟完整的工业相互匹配的。比方说诺兰的电影，如果没有完整的现代工业支持，科技支持他，他是完不成的。

汪海林:《盗梦空间》之类的。

黄建新:对，那几个是必须的。我们类型常常是利用我们思维里那个讨巧的方法，但讨巧的方法其实是受限的方法。你比方说诺兰的《星际穿越》，他有一个诺贝尔奖团队，给他提供体系的连结，而且那个人是会写小说的，所以他用形象思维的一部分帮他去撑了整个底线。这样我们去看了那个电影，我们想对黑洞了解，想对外太空了解，想对十维空间的了解，我们想对各种理论的了解，就激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个电影就厉害了。我们常常拍科幻电影，其实是把这些最复杂的都摘掉，往通俗搞，这是不对的。科幻一定要有未知，它才有力量。我有一阵迷恋哲学书，看了一大堆。当时还有一个叫什么丛书，就是专门介绍世界方法论的书，不知道那小白书你有记忆吗？我想想那叫什么丛书。

汪海林:商务印书馆的。

黄建新:我当时把书全翻完，对那种耗散结构，各种方法论做了解，拍《黑炮事件》的时候我用了一些这样的理论来支撑，包括我们正常拍戏之前，会开三四部书的书单发给主创，说你们去看这个书，有时候我就让导演部门买下来发给大家去读，说我会有一些电影的支撑理论或支撑的观点，或最根本的核心，跟书里的观点有关系，希望大家看一看了解，我们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都是这样。

汪海林:其实各部门也爱看，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风气。

二

80年代的读书风气，如今少见

黄建新:80年代就是这么一个风气，大家读书，以读书为荣。现在想起来80年代，不仅仅是电影的事儿，实际上是一代年轻人，十年中断，学校都停课了，人类对知识的向往，通过了解更多知识，对未来自己能做什么的那种判定或寻找自己想要的方向，在当时视讯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必须的。

汪海林:当时王朔那个《轮回》也是你们拍的。

黄建新:对，《轮回》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是王朔自己来改的，我约了他来改，后来他说我那个最不像王朔。

汪海林:对。

黄建新:因为我用电影的方式去读解，我没有用语言，我跟王朔还商量说，我能不能删一些台词？他说删多少，我说30% 吧，他说没问题。就等于我说我要视觉，电影一开始你看石岜从地铁下来坐着爬上去，我说这都没预演，就很长，三分钟一句话没有，这个电影，我说我可能是要从这个体系里头来讲，比方说他们家庭的颜色的变化，一开始是从米黄变成灰的，然后变成红的，变成黑的，最后到他自杀，那时候因为我写了石岜自杀以后，当时批评界就认为本来王朔写的是一个向上的，你却写了一个终极的。那可能是受欧洲艺术电影的影响。老找终极的东西，当时的思维习惯去寻找终极的东西。

汪海林:现在王朔可能是形而上方面他会有一些想法，当时他在形而上这一块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我觉得《轮回》它更像现在的王朔。

黄建新:可是当时大家批评我，说后半截不像王朔。但是在国际电影节那部电影反映还不错。

汪海林:是。

黄建新:大家就觉得它是电影的一部分，其他的就是对话太多，他们也不太明白那个对话。但是跟王朔合作挺有意思，我们俩就坐那儿每天聊啊什么的。他带来了中国很多新的感觉，基本人对个人价值观的一些判定、一些方法、一些自我认识、自我肯定那个范畴里头很多新的东西。他对中国年轻人现代性这一方面是有很大的推动，王朔在这方面。

三

机会不多，十年一回

汪海林:那我们再回到《决胜时刻》再说一下，您对这个作品满意吗？您自己判断。

黄建新:这类的作品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最成中国系统的方法，因为中国的情况，这类的电影跟国外的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会取《至暗时刻》的例子，《国王的演讲》的例子，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找着一个量体裁衣的方式，把我们装进去，都还在试。《建国大业》试了一种方式，现在试另一种，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十年给你一回，你就试吧。那天我一个朋友说他的朋友看完了一个东西，给他发了一个，他转给我，他说一直想找着能够触摸到《至暗时刻》那种情境里的感觉，这个戏里有了一点。其实就是接近人物去触摸他，就是我们跟他，我们有触摸的感觉才行。以前都是叙述的，是在客观叙述的位置上，我现在就想跟他互动的那种感觉，跟戏里的人互动。我们原来是容易讲伟大，讲多了以后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故事片吗？既然现在这样的片子（《决胜时刻》）拍出来了，审查也通过了，主管机构也喜欢。那就说明这个宣传的方法我们是可以变了，内容都变了，我也是这么跟大家总结。还有我觉得一旦我们接近于人物传记片，它其实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因为《建国大业》不是，它变成社会话题了。

汪海林:对。

黄建新:就社会话题的电影跟类型电影是两个系统，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也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你好像我们来说，《至暗时刻》也不够，《国王的演讲》也不够，但你没法否定它不是一部好电影，我们后来就把这个负担放下来。现在我还一直觉得，这类题材拍得太多了，我们减一点量会好，因为你拍的多，有好多不好的，减一点量，争取最好的团队把它拍好，往前走一步，反而能让这类题材一直走。如果一窝蜂的把无数的量加在上头，绝大多数又不够好，那就糟了，它跟商业电影还不一样，商业电影他一看宣传片，他就不去看了。那种选择常常这样，他一看这个我要看，看完了还挑刺了，挑很多，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个电影市场挺有意思的，个别的电影是8分，7.5分，7分以上，在里头赚钱。大部分最赚钱的电影应该在5.5到6.5之间，在猫眼那个位置上，你发现它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那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