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将用三篇文章来讲述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西北复仇记：孤军远征》

    《西北复仇记：半世蒙冤》

    《西北复仇记：父辈的旗帜》


    在第一篇“孤军远征”中，我们将重点讲述西路军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惨烈的战斗经历。
   《川西往事 上》和《川西往事 下》的故事结束后，主席率红一方面军万余人“北上”，张某人率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南下”，双方分道扬镳。
    后来，有一个关键人物促成了张某人的“回心转意”——林育英。

    熟悉党史的朋友们一般都知道，林彪原名林育蓉，林育英是他的堂哥。

    林育英在当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身份，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

    你张某人权势熏天，可以不摆“红一”、不摆“中央”，但绝不敢不听共产国际的号令。   
    于是林育英便以共产国际代表这层身份，出面做张的工作。

    林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期间他曾数次“假传共产国际圣旨”，最终把张某人忽悠回了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不消停的蒋介石便开始调集各路国军围攻陕北苏区，准备一举歼灭共产党。    
    我党高层当然清楚，以红军的几万条枪和国民党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唯一的希望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建立联系，凭借大哥的援助来抵抗国民党的进攻。
    在将上述思路汇报共产国际后，我党接到了大林哥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鉴于这是一次关乎红军存亡的重大战略行动，我党方面在此之前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秘密潜入延安（由东北军控制），与张学良会谈。
    在确定张学良有强烈的“借苏抗日”意愿后，我党制定了如下的战略计划：
    1、从宁夏、甘肃方向打通苏联通道，在中蒙边境处获得援助；
    2、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推举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    
血气方刚的张少帅和赵四小姐
    1936年10月，蒋介石飞临西安，下达了对陕北苏区的“进剿令”。
    面对“东南方向”国军的巨大压力，渡黄河西征、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已是迫在眉睫。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此处划重点，下一篇《半世蒙冤》中将详细解释），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从甘肃靖远县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这一时期新疆盛世才方面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稳固，共产国际最终决定将大批援助改在了新疆，而非之前议定的中蒙边境。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渡河的西路军被迫修改作战计划，准备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穿越河西走廊，打通去新疆的通道。
    西征前的西路军编制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下辖三个军：

  •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从枪支弹药配置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当时的装备是多么落后。
    不仅如此，由于陕北根据地一下子接纳了大量的红军，粮食极度匮乏。渡河的西路军仅带三四天的干粮。
    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开始了在河西走廊的孤军远征。
1936年10月，渡江西征前的红四方面军。他们并不清楚此行将会是九死一生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爆发后，起义军领袖马占鳌力排众议，挟胜而求抚，被清廷加官进爵。
    此后，河州诸“马”日益崛起。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三省被“五马分治”。
    他们分别是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甘肃的马仲英，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由于祖上是一家，又被合称为“马家军” 。   
    马家军内部的关系非常复杂，彼此之间矛盾也很严重。
    但每当遇到“外力干预”时，马家却总能联合一致。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也曾想把宁夏一带“收归中央”，他派出了东陵大盗孙殿英率军赴西北，最终被马家联手击败。
    作为西北一带的“坐地虎”，马家军熟悉地形、作战英勇，且以骑兵见长，来去如风，总兵力达七万余人。
马步芳与蒋介石合影。此人高大魁梧，极其凶悍，晚年入籍沙特阿拉伯


    西路军在11月初渡过黄河后，沿河西走廊向古浪、金昌一带进攻，一路未遇到马家军主力。
    11月下旬，鉴于东路军（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军）在山城堡战斗中的胜利和张学良“逼蒋抗日”态度的明确，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
    凭借职业军人的敏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深知“此地不宜久留”，主张抓紧时间西进新疆。

    政委陈昌浩则主张依照电报命令停下，建立根据地。
    因陈昌浩既是政委，又手持中央命令，徐向前无法自行决断。
    在一番激烈争吵后，两人联合致电中央，而中央复电仍要求西路军“就地作战”。
    也就是这封电报，将西路军逼上了绝境。
茫茫祁连山   


    在意识到红军并不是“借道”而是要“常驻”后，马家军开始调集部队强攻西路军。
    双方在四十里铺、东南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发生激烈战斗。
    由于马家军人多势众，尽管双方“伤亡相当”，但孤军远征的西路军处境却更加危险。

    此时，由于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国内形势纷繁复杂，不断发生着剧烈变化。
    直至1937年初，中央对于西路军的“战略定位”仍不清晰——“西进新疆”和“东退陕北”两派意见争论不休。
    就在蹉跎犹豫中，危险正一步步靠近这支孤军远征的队伍。       
    当年1月1日，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攻占高台县城，作为暂时休整待命之地。
    12日，红五军突然遭到六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
    在与马家军进行了九天八夜的殊死战斗后，红五军弹尽援绝。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红五军将士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根据亲历者回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被敌人割了下来，送给军阀头目泡酒。

西路军纪念馆内展示图片
    全歼红五军后，马家军组织了七万兵力开始围剿西路军剩余的两个军。
    经历了数次激战突围，至1937年2月底，西路军已仅剩三千余人。

    3月14日，西路军残兵败退至张掖石窝山。
    石窝山是祁连山在这一带群峰中较大的一座，由主峰、左右两道凸起的山梁和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石坑组成。
    就在这里，西路军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石窝山会议。

    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率一部返回延安；其余部队兵分三路，由王树声、毕占云、李先念带队，分散突围。
    延安方面为解救西路军，也立即与马步芳等讲和。
    我党向马步芳表示，愿以10万到20万银圆的代价，请求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
    不过马步芳等并未给予积极回应。

张掖石窝山
    1937年5月初，李先念率西路军700余人，经历了九死一生后突围至安西星星峡。
    星星峡是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有“新疆东大门”之称。

    在三支执行分散突围的部队中，李先念部的运气最好。
    他们在祁连山中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
    此刻他们或许并不清楚，自己是两万余西路军中唯一一支成建制突围的部队。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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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央
陈昌浩
1936年
政委
西北复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