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暴徒施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欣然接受自己的可怕行为。

假如一个人像动物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应该关心他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暴徒需要治疗，也应该得到治疗，而不是接受惩罚。他应该获得救助而非折磨。
假如他欣然接受自己的一切可怕行为，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迹象，他自诩一个纯粹的暴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要关心他呢？
我们希望能点亮暴徒的火花，让他能痛改前非。
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自己的考虑。我们或许会冒出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也会做出跟暴徒一样的事。我们发现自己有可能伤害他人，因为不友善的、极度野蛮的行为都是蓄意和自发的。

我想介绍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以下都可以叫他“暴徒”。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沉湎于纯粹的暴力，对手无寸铁的人使用暴力。他由于糟蹋了几个姑娘并弃之不理，正要接受法庭审判。尽管她们都侥幸活了下来，但身心都受到了永久的创伤。暴徒不但恐吓邻居、殴打退休老人，而且以此为乐。他站在被告席上，不带有一丝悔恨和愧疚，只带着一种嘲弄、挑衅的表情望着法官、陪审团以及幸存的受害者。
让我们先忽略现实中如何量刑的问题，要相信法律这种保护社会的良好工具。相反，让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关心暴徒是为了他好，那我们凭什么要关心他？毕竟，很多人会为他的人权辩护，关心他的幸福。总而言之：
我们凭什么关心暴徒？
一些人立刻坚持说，我们不应该关心他；另一些人则强调人性，为我们可以帮助暴徒、改良暴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辩护。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解决这个难题——他是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或者是一个可以自控的人。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应该负责任，还是不应该负责任？
第一，假设他对自己的行为不负有责任。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自己反社会的态度，比如他的暴行和嘲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受控制的自己的受害者。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脑损伤、药物和某些未知因素会影响人们的语言和行为。暴徒并不像一个按照自由意志行动的人，而更像是风中摇摆的树木、被风暴侵袭的船只，或者被气味和颜色所吸引的昆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认为暴徒需要治疗，也应该得到治疗，而不是接受惩罚。他应该获得救助而非折磨。
如果他确实不负有责任，那么他也可以说是一头发疯的公牛或一只疯狗，因此，何不制服他呢？“但这样太不人道了，”有的人说，“虽然他表现得像个不受控制的动物，但他仍然拥有人权。他有机会做一个负责任的自由人，他能当好一个人，而不是一头野兽。”
但是，假设我们无法治愈暴徒，假设他没有做好人的潜力。接着怎样呢？也许我们正在坚持自己也无法确定的想法。或者，也许关心他的动机不够理性，在某些意义上还有些功利。社会已经花费资源培养他，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投资，尽管我们应该放弃。也许，我们只是情不自禁地为他感到惋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自内心地同情他，心想，我们要是处在他的位置、有 他那种性格，会是多么悲惨。
第二，他对自己的行为确实负有责任。他欣然接受自己的一切可怕行为，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迹象。他自诩一个纯粹的暴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要关心他呢？
这里又有了两种观点：首先从他说起，其次说说我们自己。
首先说说暴徒。许多教徒坚持认为：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有善良的火光，至少是有神圣潜能的火花。如果我们能点亮暴徒的火花，他就能痛改前非。即使我们不能引导他，他也和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关心他的原因。这种观点并不仅限于宗教。无神论的人道主义者也可能持类似的观点，不是神圣的火花，而是人性的火花。有人可能认为在他内心深处，肯定有好的一面，或者拥有向善的可能。鉴于暴徒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后来的态度，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有好的一面？
当谈到“二战”中上百万人被屠杀的骇人事件—犹太人大屠杀—有些教徒会质问：“上帝何在？”而非教徒则会质问：“人性何在？”这两个问题带来一种惊人的绝望感—某些人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相处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神性和人性，真令人绝望。这些人也没有看到后者—那些拥有“错误的”相貌、信仰和出身的人— 具有的人性。
有时，我们对暴徒的关心，仅仅出于一些简单的想法，比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有价值的”。但暴徒的价值在哪里呢？每颗卵石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代表每颗卵石都有价值。因此，关注暴徒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我们为什么在乎他。因此，接下来，就像我刚才所说，重点应该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其次说说我们自己，搞清楚我们凭什么关心暴徒——我们或许会冒出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也会做出跟暴徒一样的事。我们发现自己有可能伤害他人，因为不友善的、极度野蛮的行为都是蓄意和自发的。我们回想一下生命中那些成长与机遇，我们有多么幸运没有误入歧途。通常情况下，会有人真的想成为暴徒吗？那压根儿不是一种生活的选择，除了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挫折的人，或者被环境压垮的人。我们可能都不会遭遇如此绝望、无助、误入歧途的情况，所以我们绝不会变成暴徒，真的？想想看，当人群被煽动时，会一瞬间变得多么粗暴和残忍。想想在肯尼亚、卢旺达、中东还有欧洲的许多地方，由于政治危机硝烟四起，连邻居之间都会互相残害。想想看，美国对关押在关塔那摩、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俘做了什么，还有极端分子给无辜记者和“异教徒”带来的恐惧。可悲的是，从古罗马到十字军东征，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历史上还有许多这样将苦难强加于人的例子。
直接回到我们对暴徒的感受吧，不管是满腔愤怒的信徒，还是侥幸没有生活在狂热与骚动中的非信徒，大概都会说：“若无上帝保佑，我也无法幸免于罪。”
 * * *
我之前刻意忽略了一点：惩罚暴徒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全。因此，让我们不要把惩罚看作威慑他人的正当行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为了暴徒的幸福，我仍然有兴趣关心他。矛盾在于，有时他是一个自由人，对他的关心是试图惩罚他的正当理由。
可以说，惩罚是有必要的，因为此时，我们把暴徒当作一个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来尊重。这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做法，重点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遭受惩罚。如果说他配得到什么，肯定不是金色海滩和海边的五星级酒店，还是有人全天侍候的那种。但我们如何确定他的行为是正确的呢？在很多情况下“以牙还牙”无济于事，还可能会导致一些违背道德的惩罚。正义之士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是否真的想以暴制暴呢？
我想，我们可以接受暴徒忏悔他所做的事、表达由衷的歉意，并做出一些补偿。这是现实中的忏悔。我们甚至会赞许一种想法：他勇于认错和悔改的心意如此真诚，甚至愿意以死谢罪。那些反对折磨罪犯的人应该意识到：我们希望暴徒真诚地悔改，悔不当初，甚至自我惩罚。毕竟悔恨不是一件多快乐的事。
假设暴徒没有忏悔。囚禁他、折磨他、处决他—不管我们做什么，假设一切都无法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恶，那么我们就无计可施了。
暴徒一直在对我们散发出一种神秘的能量，让我们良心不安，动摇我们的人性，以及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我们很想抵抗、消除、中和这种神秘的能量。如果可以从人性的价值出发，打破关心暴徒的道德障碍就好了；如果能让他重新做人、诚心道歉就好了；如果……就好了。

这些就是我们关心暴徒的理由吗？
来源：《上帝笑了9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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