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远读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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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持续关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引发的疫情时,国外又爆出了一个相关事件。这次不是挪威的三文鱼,而是德国的一家肉类加工厂。
根据德国《每日镜报》6月18日的报道,在德国的一家肉类加工厂里,发生了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超过700人被确诊,大约7000人被隔离。
这在近期的欧洲,也算是一次比较严重的疫情反弹。那这家肉类加工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疫情爆发呢?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下这件事。
· 01 ·
为什么肉类加工厂会出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德国那家肉类加工厂的基本情况。
该肉类加工厂所处的地区,是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德文Nordrhein-Westfalen),这个州的位置在德国的西部,再往西就是比利时和荷兰了。
这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人口超过1800万,同时它也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州,不仅有发达的工业,也有发达的农牧业。
具体来说,那家肉类加工厂的位置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居特斯洛县(德文Güetersloh),这个县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图,其中画红色的区域就是居特斯洛县
出现疫情的肉类加工厂名叫“Tönnies”,它不是一家普通的肉类加工厂,而是德国最大的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之一。
这家肉类加工厂有多重要呢?德国地方管理局局长斯文-格奥尔格·阿登纳(Sven-Georg Adenauer)甚至说,Tönnies肉类加工厂关闭期间,德国五分之一的肉制品可能都无法供应了。
看来,不少平时爱吃肉的德国人,最近估计要吃不上肉了。
总而言之,这次的德国疫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发达又人口稠密的地方,在这样的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厂里爆发的——把它说成是“德国版的新发地” ,似乎也并不夸张。
△ 事发地“Tönnies”肉类加工厂
这家肉类加工厂出现疫情之后,当地官员迅速决定关闭全县的学校和儿童看护中心,避免病毒进一步扩散。
但你在最近的新闻报道里看不到的是,实际上德国的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场所出现聚集性感染,早就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早在5月份的时候,德国的多家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场所就纷纷传出大规模感染的消息,感染人数多则好几百,少的话也有好几十。
随便举几个例子:
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科斯菲尔德的一家工厂出现了260多例;
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家屠宰场记录了100多起病例;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屠宰场爆发了新的疫情,至少92名员工检测呈阳性;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另一家屠宰场报告了大约60起病例。
△ 德国的肉类加工厂
看到这里,你心里肯定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事情总是出在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呢?莫非肉类可以携带病毒?
还真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德国的肉类加工行业,有着自己的特殊情况。
· 02 ·
屠宰场的“移民工人”
德国作为欧盟大国,当然也要带头践行欧盟国家之间人们“行动自由”的原则。
由于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在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区,人们就会流动出来,到那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寻找就业机会。
所以,在德国的肉类加工厂和农场里,很多工人都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东欧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们管他们叫“移民”工人(migrant workers)。
这些“移民”工人的数目并不小,仅仅在今年5月一个月,德国境内涌入的东欧“移民”工人,大概就有8万人。
△ 在机场等候,准备去往德国的罗马尼亚工人
对于东欧的这些人来说,去德国能有工作的机会,得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收入;对于德国的工厂来说,他们可以雇佣到相对更廉价的劳动力,这本是一件双赢的事。
但是,在这个看似不错的劳资关系当中,存在两个不小的问题:
第一,人员流动过于频繁。
这些来自东欧的“移民”工人,一到小长假就“回老家”,假期结束再回德国工作。这造成了季节性的、“候鸟”一般的迁徙流动模式。这一点颇像我们熟悉的“农民工”打工潮。
这种来来回回的人员流动,在平时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到了新冠肺炎全球爆发的2020年,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今年4月11日,德国克罗津根的一名“移民”采摘工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随后因病去世,和这个人亲密接触的其他四名采摘工人也受到感染并被隔离。
4月28日,罗马尼亚当局宣布,至少有200名在德国屠宰场工作的罗马尼亚人已经被感染。
人员密集、流动频繁,更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和扩散,德国的多家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之所以屡屡爆发大规模感染,与这种频繁的人员流动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第二,当地人的反感。
就像农民工一样,大量“移民”工人涌入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也会遇到当地人的抵制和排斥。
当地人会认为这些“移民”工人抢走了部分工作,造成社会混乱,拉高犯罪率;在新冠病毒爆发以后,这些怀疑、排斥和抵制又多加了一个原因:带来病毒。
这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从爱尔兰到法国再到意大利,整个欧盟内部都存在这个问题。德国的肉类加工行业,只不过是这个庞大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体现而已。
△ 大量涌入欧洲的非洲人
除了刚才讲的两个问题之外,德国的肉类加工行业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转包制”
这一点可以说是德国疫情背后的一个重要话题。
· 03 ·
疫情下的“转包制”
所谓的“转包制”,德语叫做“Werkvertrage”,意思就是德国肉类加工厂、屠宰场的经营者,不直接雇那些“移民”工人,也不跟他们签合同,而是找一个转包商,跟这个转包商签订“特殊任务合同”。
“特殊任务合同”的意思就是,屠宰场和转包商在合同里确定需要屠宰的动物的数量、固定价格,或者列出需要清洗和加工的动物尸体的总重量。至于谁来干活,转包商就自己看着办吧。
转包商理所当然地会去找尽可能低成本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就找到了“移民”工人。但是,因为德国的那些屠宰场、肉类加工厂并没有直接和“移民”工人签合同,所以他们在法律上根本不需要对那些“移民”工人负责。
“转包制”让肉类加工厂规避了法律责任,让转包商得到了油水,唯一被牺牲的就是“移民”工人的利益。
因为转包商希望尽量压低成本,所以他们给工人提供的食宿条件一般都很差,还经常克扣工人的工资。有些转包商的行为,甚至已经触碰了德国的法律。
罗马尼亚的劳工部长曾经还亲自跑到柏林,跟德国官方商量,要求改善“移民”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
德国曾经在2015年引入了最低工资的规定。法律规定,全职工人每月的最低收入应该在1500欧元上下。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转包制”仍然存在,那么在德国从事肉类加工的“移民”工人的境遇就无法真正改善。
在法律出台之后,“移民”工人还是要面对那三个挥之不去的老大难问题:一是超长的工作时间,二是工作不稳定,三是住房脏乱不堪。德国广播电台的《德国之声》节目,曾经把这种情况称作“现代奴隶制”。
△ 《德国之声》对“现代奴隶制”的报道
这个“现代奴隶制”,是德国肉类加工行业长期以来的一个“常态”。可想而知,这样的“常态”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年月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断在东欧各国和德国之间来来回回的“移民”工人,增加了自己接触病毒、感染病毒的几率;
一旦某个工人感染病毒,德国转包商提供的脏乱拥挤的住房,又促使这个人把病毒传染给其他工人;
由此,一传十十传百,在肉类加工厂里,就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群体性感染。
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的肉类加工场所,屡屡爆出几百人感染事件的真正原因。
对于这次德国Tönnies肉类加工厂再次出现的几百人感染事件,有两个人的话最值得我们引述:
第一个人是德国劳工部长胡贝图斯·海尔(Hubertus Heil),他曾经说:新冠肺炎危机清楚地表明,肉类行业的情况“不仅危及员工,而且危及公众” 。
第二个人是德国的天主教神父彼得·科森(Peter Kossen),他的原话是:“只要你不改变这种结构,肉类行业就会一直爆发这种大规模疫情。”
好消息是,这样的话已经被德国政府听进去了。吃到了教训的德国人,已经开始改变肉类加工行业的现状。
德国政府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针对德国肉类行业的新的监管框架。刚才提到的德国劳工部长胡贝图斯·海尔,已经承诺要收紧跟屠宰场相关的劳动法规,保护工人利益。
不久后,一项新法规诞生了:从2021年1月起,德国将禁止分包商参与肉类加工流程,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必须使用自己雇佣的工人加工肉类。
而且新法规明确规定,任何违反新规定的行为,都将面临最高3万欧元(约合24万人民币)的处罚。此前的最高处罚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
有关部门还将建立一个记录工作时间的数字系统,以确保工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法定的每班10小时。
此外,为工人提供住宿的雇主还将负责向有关部门上报“移民”工人的居住信息。
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数次“屠宰场危机”之后,看来德国政府是真的决心动手大力整治本国肉类行业了。
如果这些规定能得到严格执行,那么德国肉类加工行业对东欧“移民”工人过度依赖、过度剥削、监管乏力的问题,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其实不光是德国,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食品批发和加工行业往往都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存在低工资和超工时的问题,也存在对外来流动人员的监管问题。
这些问题在平时不太显眼,也不太引人关注,但加上一个“新冠病毒”之后,它们就成了十分严重且可怕的隐患。
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疫情让原本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把原本存在的问题放大。
这次德国的事件,再次证明这句话所言非虚。
依靠脏乱差、缺乏监管的环境,依靠压榨相关从业人员的收入造成的野蛮生长,确实能给一个行业或者产业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只是一层薄薄的纸外壳,病毒咬一口就破了。
咬破以后造成的“大出血”,给整个行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谁都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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