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字狱,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清朝。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为了控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非常重视在思想领域进行高压管控,清朝历代皇帝都把控制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为了堵住“反清复明”的任何可能性,清政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可以说,有清一代,靠着文字狱才坐稳了这个江山。
清朝的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有不少都集中在满洲人入关早期。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文字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其中有不少牵连甚广的文字狱。
其实在顺治时期,满人主要是依靠军事手段打服汉人的抵抗情绪。但从那时开始,清廷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打击一些有民族抵抗内容诗文作品的传播。在清朝逐渐稳定之后,从康熙年代开始,文字狱就更多了。
清圣祖康熙时期的文字狱
康熙年间的第一次大型文字狱,是由当时的权臣鳌拜一手主导的。
当时,湖州有一个叫赵君宋的府学教授,向清廷举报当地富户庄允诚刊印前明内阁大学士朱国祯的遗作《明书大事记》、《大政记》、《大训记》及未完成的《明书》一部。
一向“极生事害人者”赵君宋向清政府当局反映,这些书中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讳。此外,从清朝建元的天命元年(1616年)到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书中均仍使用前明的年号天启崇祯进行纪年,不仅如此,书中还将和清朝对抗的南明诸帝奉为正统。
这样的举报材料被清廷拿到之后,当时擅权的鳌拜大怒,决定借此机会杀一儆百。在鳌拜的直接命令下,清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狱。对于所有不奉清朝为正统的,一律以大不敬论处,这些书都被定性为逆书,作者则定性为逆贼,全部全家超灭。
最终,庄允诚被捕后死在北京狱中,家中子弟15岁以上的都斩立决,妻女发配为奴。作序者被凌迟处死。据统计,该案前后有220余人被杀,堪称清初第一大文字狱。
康熙亲政之后,也发起了一次文字狱,就是著名的戴名世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的大学者,立志要写一本明朝信史以寄托亡国之痛,并写就了《南山集》。
在《南山集》中,戴名世直言不讳,不仅尊奉南明三帝为正统,而且认为,在康熙元年(1662年)前,满清并未鼎鼎天下,直言“若循蜀汉之例,而顺治不得为正统”。这等于在说,康熙的爹和爷爷都是僭越之徒,这口气康熙怎么忍得下去?于是,一直以“仁慈”治天下的康熙,露出了冷酷的一面,亲自怪帅审理,还特别下旨喻令刑部“会醵此案”。
随后清廷发动了规模庞大的大搜捕行动,作者戴名世,资助人方正玉、尤云锷、作序者方苞、汪灏、朱书、王源等人及家属,甚至连已故的方孝标的家属后人,都被逮捕并押解到了北京的刑部大狱。
可见,其中涉及的,都是当时江南一带的大儒,方苞更是桐城派的领袖,名扬文坛。
为了拍马屁表忠心,刑部上奏了对上述人等的判决草案,大意是:
凌迟处死作者戴名世,弟弟戴平世斩立决,其余家中男丁包括祖父父亲兄弟儿子,伯父叔父及其子孙等一应男丁,全部斩立决,家里的女眷,则全部赏给功臣做家奴。方孝标已死,还要开棺戮尸,儿孙斩立决,家眷全部流放黑龙江。汪灏尤云锷斩立决,妻女流放宁古塔。
当然,“妖书”《南山集》全部烧毁,各地还要将所有方孝标和戴名世有关的书,都付之一炬。
如果采纳这一建议,那么将有300人被处决,更多的人沦落为奴。好在康熙并没有予以接受,他更多采用怀柔的手段处理此案。最后,为了表示宽仁大度,康熙判决如下:
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方孝标之子孙方登峰、方云旅、方世栖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以案内牵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着入旗。
在康熙的宽容之下,只有戴名世一人被处决,当时“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的这一手非常高明,即制造了非常恐慌的气氛,之后再展示自己的宽仁,让汉族士人感恩戴德。
不仅如此,康熙还将当时的文坛领袖方苞招入南书房重用,让原本对清朝异族统治不满的方苞感激流涕,也让天下的士人为之一震。可以说,康熙在处理戴名世案中的手法十分高明,用怀柔的手段安抚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
而他的儿子雍正和孙子乾隆,就未必有他如此高明的手腕了。
清世宗雍正时期的文字狱
公元1722年,年迈的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在一片疑云中登上了皇位。得位不正的雍正素来为人阴深刻薄,完全不似乃父的“宽宏大度”。尤其是关于他继位的谣言很多,更令他如惊弓之鸟一般,时刻都在注意着任何中伤和诽谤。
雍正的文字狱,首先向“自己人”开刀,首当其冲的就是之前非常信任的年羹尧。
雍正刚刚登基的时候,委任年羹尧为征西军队的大都督,对他非常宠幸,但西北战事稳定之后,雍正就立刻翻脸不认人。有次,年羹尧在上奏的奏折中,错将易经中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含义一样,但雍正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严词切责年羹尧“大不敬”,之后,撕破脸的雍正为了彻底搞臭年羹尧,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其中就包括了汪景祺案。
由于如实在自己的书《西征随笔》中记载了满族官员不懂汉语,无法胜任地方官的事实,以及收录了一首无伤大雅的打油诗“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筏;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被雍正认为是嘲讽自己的皇考康熙,是典型的“大逆不道”,于是将汪景祺枭首示众,妻女全部发配到宁古塔、黑龙江等为奴。
由于汪景祺曾经是年羹尧幕府内的参谋,因此又给年羹尧按上了一个“不行参奏”的罪名。
除了年羹尧,另一个为雍正接位立下大功的是满人大臣隆科多,按辈分,隆科多还是雍正的舅舅,可以说是亲上加亲的关系,雍正又为什么要向他出手呢?
那是因为隆科多长期身居要位,更对雍正上位的秘密知之甚多,因此雍正绝不能容他。年羹尧的势力刚刚被消灭,雍正就将矛头指向了隆科多。在治罪隆科多的时候,雍正同样用上了文字狱为手段。在雍正宣布的隆科多的诸多大罪之中,第三条就是“保奏查嗣庭奸党之罪”。
海宁人查嗣庭,正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祖先,查家是海宁的书香门第,查嗣庭还一度担任雍正时期的内阁学士,和隆科多交往过密。
雍正办隆案时,有人“适时”的奏报,查嗣庭担任江西考官时,曾出了一道名为“维民所止”的试题,“维止”二字是故意把“雍正”的“头”去掉,是砍“雍正”的头,实属大不敬的行为。
正愁隆科多罪名不够多的雍正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刻意深究查嗣庭的问题,下旨说“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题目显系心怀圆网,讥讽时事”,即查抄查嗣庭的寓所,将查日记中对时政的意见一律斥为“冤诽捏造之语”,认定查嗣庭“心术不端”,将其逮捕下狱,儿子斩决,家属流放黑龙江。
雍正还有意迁怒整个浙江省的文人,一度取消浙江士子参加科举的权利。
曾静吕留良案
但与湖南的曾静案相比,以上这些都是小打小闹。曾静是湖南靖州一个破落士人,十分欣赏明末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吕留良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清风细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其怀念故国的情怀跃然纸上。
曾静本身就抱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念头,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是,他真的在想办法颠覆清朝。年羹尧死后,岳钟琪代其任,曾静以为,岳钟琪必然会对年羹尧之死非常不满,他又听说岳钟琪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的后人,一定会赞同自己反清复明的想法。于是,他就派徒弟张熙去陕西联络岳钟琪,要他反叛满清。
岳钟琪怎么会为了几个乡野村夫的话背叛清朝呢?对他来说,这正是一个表忠心的好机会。他先是上奏雍正表明心迹,一边逮捕张熙,严刑拷打逼供出详细细节。
在查办此案时,雍正一再下旨催办“查拿匪类以速慎为重”,要求“无使一人免脱”,而且在刑罚上也和乃父的仁慈大相径庭,严令“严戮尸之典,行族灭之诛”,可谓极其狠毒。
杀完人之后,雍正还自作聪明的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妄图让天下汉人士族心服口服。但讽刺的是,其子乾隆继位后,就下令各地收缴《大义觉迷录》,并将乃父放回的曾静和张熙重新押解回京,凌迟处死。
清高宗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相比于乃祖康熙和乃父雍正,乾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更全面,更高压。
继位之初,乾隆就兴起了胡中藻,徐述燮、沈德潜等大案,株连甚广。此后,所谓的《伪孙嘉淦奏稿》一案,更是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千余人之多。
在乾隆时期,由于清朝国力臻于顶峰,也助长了乾隆的好大喜功和浮夸之气,为了维护十全皇帝的名声,乾隆对任何稍有触犯的话语,都十分敏感,对所有出版著作甚至公案文书,都有着极其苛刻繁琐的要求,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叛逆”和“大不敬”,招致死亡。
有人统计,终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朝,民间互相揭发告密之风日炽,告密诬陷成风,到处都是冤案。
此外,乾隆引以为傲的编订《四库全书》,其实也是为了实行思想控制。借编书之名,清政府在各地疯狂搜罗“遗书”,查抄了很多“反书”,毁灭了很多“抵触本朝”的民间“野史”。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共焚书24次,累计13862部书,无数的珍贵文献,都在《四库全书》的阴影下被付之一炬。
清朝统治的高明之处
作为一个人口极少的渔猎民族,清朝能统治天下200多年,不得不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文字狱就是它控制汉地的最有效手段,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彻底摧毁了汉人的民族情结和反抗意识,为自己的长治久安和江山永固铺平了道路,我们在批判文字狱的同时,也需要正视清朝皇帝们的统治艺术,《正说清朝十二帝》,为您还原真实的清朝皇帝和他们的统治权术,书中图文并茂,文笔风趣生动,不失为了解清朝的一个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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