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学者：美国不需要一次新的革命

陌上美国

阿亚·赫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1969生于索馬里，幼年时被实施残酷的割礼。她8岁时随家人移居沙特阿拉伯，后来又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生活过。在肯尼亚，她是一名头戴面纱的激进的伊斯兰少女。1992年她在荷兰取得政治庇护，并于2003年当选荷兰国会下议院议员。“九·一一”事件使她与之前的信仰彻底决裂，成为自由主义无神论者，并积极倡导穆斯林移民社区中妇女和女童的权利。2004年导演西奥·梵高（Theo van Gogh）根据阿里撰写的剧本拍摄纪录短片《服从》（Submission），控诉穆斯林妇女的遭遇，导致一名穆斯林男子刺杀了梵高，阿里也受到死亡威胁。她随后移民美国，成为坚定的伊斯兰“异见者”。阿里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和捍卫妇女权利的非营利组织AHA基金会的创始人，并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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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需要一次新的革命

阿亚·赫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

华尔街日报 2020年6月26日

翻译：繁迎

阿亚·赫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 VOX

愤怒是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惨案的自然反应，然而，愤怒和清醒、批判性思维却很少并存。一个警察的野蛮行径成为革命情绪的催化剂，抗议示威演变成暴动和抢劫。商店被摧毁，警察和平民都遭受了伤害和牺牲。“黑人命也是命(BLM)”这样不言自明的常识演绎出“断供警察”的呐喊。

民主党政客以及一些共和党人竭力满足着抗议者，洛杉矶和纽约市长承诺削减其城市的警察预算，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说它打算解散警察局。众议院议长和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人穿着加纳肯特布制成的围巾，跪在国会大厦里，参议员罗姆尼（Mitt Romney）参加了游行。

企业高管争先恐后地让自己的品牌和示威保持一致。根据民意测验，到6月中旬，美国公众舆论已经从对BLM运动的怀疑转变为广泛支持。曾经谴责疫情封锁期间抗议活动的政客，记者和公众人物突然不再担忧疫病传染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在6月2日发布推文：“在这一刻，不参加要求结束系统种族主义抗议的公共卫生危害大大超过了病毒本身。”

尽管我是一个非洲黑人，一个自主来到美国的移民，我清楚地知道非裔美国人所经历的几个世纪之久的艰难和痛苦。奴隶制，重建时期，种族隔离——我知道这段历史。我知道美国仍然存在着种族偏见，并且以某些警察粗暴对待非裔美国人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知道以财富，健康和教育为衡量标准，非裔美国人仍然普遍滞留在社会底层而不是顶层。我也知道新冠疫情及封锁带来的经济停滞给非裔美国人社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严重伤害。

但是，当我听到有人说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当我看到诸如罗宾·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的著作《白色脆弱性》（White Fragility）进入畅销书榜首时，当我读到教育工作者和记者因敢于质疑BLM的正统信条而被解雇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斗胆发声。

这是我在6月9日发的推文：“媒体没有告诉你们的是，美国是这个星球上黑人，女性，同性恋，跨性别者或任何一种人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绝不是种族主义的社会和制度。”

对于像我一样在非洲和中东长大的人来说，美国不是这样的。在非洲和中东，我对三件事感同身受。首先，所有参与非洲血腥内战的人都皮肤黝黑，没有白人在场。第二，没有警察，没有法律和秩序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第三，在种族主义（包括性别歧视）严重的社会诸如沙特阿拉伯，事实上的奴隶制仍然存在。

1992年以来我一直在荷兰生活，并于2006年来到美国。像大多数移民一样，我带着坚定的信念来到这里，相信美国会撇开种族和性别偏见而着眼于我的内在价值。

美国一直以来是决定移民的人们首选的目的地并不是没有原因。我们知道在美国，与欧盟不同，外国出生和本地出生的人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差异。

我们移民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弊端：昂贵但效率低下的医疗体系，贫困社区中脏乱的公立学校，福利项目也无法缓解的贫困。但是我们也看到，正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J.D.万斯（J.D. Vance）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问题并非美国黑人独有。用默里先生的话来说，白人也在经历社会的“分化”。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各城市中心一样面临着婚姻破裂和年轻人疏离的问题。

如果美国是一个长期的种族主义社会，那么为什么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研究的“绝望之死” （药物过量，自杀和酒精性肝病）如此集中在中年白人群体？新冠大流行是否让我们忘记了阿片类药物引起的流行病，也不成比例地困扰着白人？

这个国家只有244年的历史，却显示老去的迹象。曾几何时，美国人以实干，解决问题的态度闻名于世。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抱怨过，欧洲人倾向于将问题留给巴黎或柏林的中央政府。而美国人的传统是在市政厅和自愿者协会里就地解决问题。即便我们现在不得不在Zoom上会面，这种精神仍然残存。但是，原来的“我们如何解决？”这样的情况有被“政府为什么不能为我们解决？”的问题替代的危险。

问题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想找到答案，却只对如何避免可行的解决方案感兴趣。他们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保留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是他们权力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像罗兰·弗莱尔（Roland Fryer）这样的学者将新的数据摆到桌子上时——警察不成比例地枪杀黑人并非事实——回应不是阅读他的论文，而是试图抹黑作者。

我不反对BLM这一说法。但是，以此命名的运动对就它关注的问题所进行的认真和以事实为导向的讨论有着险恶的敌意。更为险恶的是，学术界，媒体和商业领袖们急不可待地对这种敌意卑躬屈膝。如果我们不再支持公共领域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美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没有诚实的协商和相互的学习，美国的解决问题的美德就死亡了。

美国的精英们糊里糊涂地陷入了混乱。比尔·克林顿当政期间，享乐主义的狂妄自大持续了八年。然后是9/11，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问题和金融危机中遭受了8年的挫折。在那之后，又有八年的自由派总统任职，自大再次还魂。伪善的政治与严重不平等的经济形势相吻合。这一切让许多美国人感到自己完全被技术繁荣和全球化的进程所抛弃。

我从没想到我会赞同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在2016年10月的一次活动中，他曾预测唐纳德·特朗普会获胜：“特朗普的选举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中指]。” 我仍然认为他的分析是正确的。特朗普不是由于他的口才当选，而是为了将中指转送给几十年来一直自鸣得意的那些人当选。

但是你不能对疫情竖起中指，2020年暴露了特朗普做为一个总统的局限性。然而，当考虑替代方案时，你不得不疑惑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回到1990年代和2010年代的精英狂妄自大吗？我不禁想到，另一场惨败可能会迫使那些理智的左翼自由主义中间派承认：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真的出问题了。民主党的境况和当年的英国工党何其相似，在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领导了四年，经历了两次选举失败之后，温和派最终不得不将左翼分子赶走。无论如何，民主党必须找到某种方式驱逐那些正在摧毁它的激进左翼分子。

共和党人也必须做出改变。他们必须与年轻人重新建立联系，他们必须解决西班牙裔的担忧，他们必须听取非裔美国人的声音，而非裔当然不希望看到社区的警察被复活的社区组织者取代。

以传统的美国方式寻求答案，我们只剩四个月的时间了。要弄清楚如何遏制新冠（我们尚未成功）因为，我斗胆说，老年人的生命也要紧——流行病不成比例地杀死的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少数族裔。要弄清楚如何减少暴力，因为如果罪犯不经常携带枪支，警察也就不会经常使用枪支。也许最紧迫的是，弄清楚如何在11月举行一次避免程序错误，滥权指控和选后骚乱的选举。

谁知道呢？也许候选人们仍然有时间——不是以暴怒的情绪，而是以美国人曾有的批判性思维的方式——辩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而自我批评是批判性思维迈向解决方案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