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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的时候是在吉林市的一所高中住校,大概一个月左右才回一次家。我家距离学校几十里路,每次我都是先坐一小段市内公共汽车,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家所在地。
1983年5月,我上高二,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遇到了父女二人。他们给我带来强烈冲击,回家后,我就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日记,记载了车上发生的一切。下面就是这篇日记原文,我只修改了个别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为了便于阅读,分了一下段落。
1983年5月14日, 星期六
这大概是最后一班车了。车上的人多的很,我在一张双人椅旁站定,想着如何打发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看书是肯定不行了,背诗我也没多大雅兴,还是像上一次一样,观察一下车上的旅客吧,揣测一下他们的心理,很有意思。我心里这样想着,目光自然地投向坐在我面前的一个抱小孩的男子身上。
他大约有三十二、三岁的年纪,穿着一件半旧的黄上衣,戴着一顶土气的灰帽子。“一个农民”,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长得不英俊,也不丑,一副朴实、善良的模样,他使我想起了《吉鸿昌》里的师长霍金龙。


“嗯,确实像他。” 我心里暗暗肯定。再看他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是个女孩儿,三、四岁的模样,两个直翘翘的小辫,使我联想到城里许多同等年纪的小女孩的卷毛头。这小女孩下身穿一条棉裤,上身却穿一件单薄的衣服。衣服既不合身也不漂亮。“这个孩子的母亲,一定不会打扮孩子,”我这样想,思想自然而然地落到孩子母亲身上。我极力想从这男子与这女孩身上想象出那个年轻母亲形象。从女孩的长相上可以看出,这妇女不漂亮;从他们父女俩的穿着上看,他们的家庭并不富裕,这妇女也并不心灵手巧,爱打扮。于是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三十岁左右,粗壮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她同这男子一起,顶烈日,冒严寒,为了生计而拼命干活。
这时,那小女孩突然叫起来:“爸爸,我要撒尿。”那男子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手足无措。“撒尿?现在正在坐车,怎么撒尿?”这时,坐在他身旁的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开口说话了:“你让车长停一下车,下车让孩子撒尿。” “这不行。"那男子断然摇摇头:“车上这么多人,不能都耽误了。”他低头对孩子说:“一会儿咱就到家了,你再挺一会儿啊。”我感到有点好笑,心里想象着如果孩子妈妈碰上这情况,她会怎么办。这男子真老实。
车继续平稳地向前开着。那个知识分子显然也对这男子发生了兴趣。他问到:“这孩子的妈妈呢?”那男子的脸刷地一下子变白了,他垂下眼皮,喃喃地说:“这孩子的妈妈没了,去年死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出现一片空白。天哪,这怎么可能?那个想象中的粗壮耐劳的妇女,原来是不存在的呀。我想象中的那妇女的一切霎时都化成泡影。现在看来,这女孩穿着的不协调、不合身是完全合理的,甚至她那两只直翘翘的小辫,这时看来也是那么好看,因为它毕竟是出于一个男子的手。
知识分子也对这男子的不幸表示出同情,他问道:“她妈妈死时多大了?” "三十一岁。” 三十一岁!太年轻了,中年丧妻,幼年丧母,这人生的两大不幸过早地降临到这男子与这女孩身上。太可怜了。这男子永远地失去了一位温柔的妻子,这女孩也永远地失去了一个慈祥的母亲。人生啊,为什么这样残酷?
“唉,你一个人带个孩子,也真苦啊。”知识分子同情地说。“是啊,一家就我们两口人,现在搞单干了,我只分了两亩多地,每天还得带着孩子。不过一年下来,总够维持我们父女的了。”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男子顶着烈日,在一片不太大的土地上耕作,而一个不大的女孩爬在地边上玩。男子还要不时回头看看女孩。渴了咽口唾液,饿了啃块干粮。创造着财富的劳动者啊,你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可怜的孩子啊,你永远是个没娘的孩子。
“孩子她妈是怎么死的?” “得了肺结核。” 肺结核?这个夺去了小雪、华小栓等多少人的生命的恶魔,难道至今还在施展淫威吗?那男子继续慢慢地说:“她二十七岁就得了这病,也不知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花了多少钱。本来,她的病已经基本好了,那天,她干完活回来,又吐了血,我要送她上医院,她不让,说不要紧。可是这天晚上,她吐血不止,足足吐了一小盆血,后来就再也没起来。这孩子那时才三岁,天天嚷着要妈妈,足足哭闹了一个多月。”
车里一片可怕的寂静,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夺眶而出。这可恨的病魔为什么那么无情,我们的农村为什么又那么落后。肺结核,现代的医术完全可以治好,可是它仍然大模大样地夺去一些善良人的生命。朴实、勤劳的人民啊,你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财富,可是,为什么你们的灾难还是那么深重。
那知识分子显然想打破这可怕的寂静,转移话题说:“你怎么不把孩子送到亲戚那儿去?” 那男子说:“亲戚是有,可是谁愿意拖累个孩子。”他又露出刚才不让车长停车的那种坚定神情,“就是我自己饿着,我也要把这孩子养大。”多么高尚的品质,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闪耀着光彩。对这个可敬的农民,我心里涌起了一种敬佩之情。孩子啊,你有一个好父亲。
车停了,传来售票员清脆的声音:“靠山到了,有下车的旅客没有?”那男子忙抱着孩子站起来:“我到家了。”他下了车,我忙向外望去,一些杂乱无章的小块土地,一些破旧的草房,低矮、凄凉。这哪有报纸上常说的农民盖的小楼、新房?哪有那种热闹非凡的景象?这就是那男子的家。一个善良的年轻妇女就死在这里。命运太不公平了,他们为什么得不到幸福?为什么就不能生活的好一点,快乐一点?
我低头望望自己没有一本书的书包,羞愧地红了脸。是祖国在培养自己,是像这个男子一样的千千万万个劳动者在哺育自己。我自己却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这些哺育着自己而又继续遭受苦难的父老兄弟吗?对得起那些在落后愚昧中死去的善良者吗?这个落后的现状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改变,这些善良的劳动者的苦难需要我们去拯救。
“靠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在我心中将永远留下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孩的形象。他们的美德与苦难,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网络图片)

37年过去了,对于车里的一幕,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了小女孩的两个冲天辫。翻开日记,里面提到的霍金龙、华小栓,早就没了印象,小雪应该是山口百惠主演的一部电影的女主人公。可是,尽管这日记的笔触很稚嫩,今天读来,我仍然眼眶发热,仍然为这父女俩的命运唏嘘不已。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仿佛才深刻体会到,“人,生而平等”,这就是废话。人自出生那一刻起,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女孩的妈妈,如果生在大城市,至于年纪轻轻就得上肺结核吗?至于病没好就下地干活吗?至于吐血死在家里吗?
这个小女孩,有一个爱她的父亲,这是她的幸运,可以想象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将会多么清苦。如果,一切都向最好的方向发展,小女孩顺顺当当活下来了,上学了,长大了。
14年后,就是1997年,女孩差不多该参加高考了。这一年,也是山东农村女孩苟晶参加高考的日子。
所以,这几天,苟晶以及其它农村女孩高考被顶替的新闻,让我又气愤又悲伤又无力。
底层孩子唯一的一次改变自己人生的公平的机会,就被某些人如此轻易地攫取了。
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车上的父女俩身上,恐怕事情的结局会更惨。苟晶的父亲虽然死不瞑目,但是苟晶本人毕竟现在有了讨回一点公道的机会。
而绝大多数女孩和她们的家庭,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像车上男子那么老实巴交的人,估计就是认命,然后继续为了温饱而操劳到死。
1983年,在那辆开往”靠山“的班车上,16岁的我,为素不相识的父女俩流下热泪,并发誓要拯救这些善良人民的苦难。不管有多么幼稚,有多么空洞,那一刻的心是真诚而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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