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 专家：日企大规模撤离中国不现实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华人教授协会原会长李春利日前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日本政府考虑将对华依存度较高的部分产品的产业链转回日本国内，但事实上这么做有困难，日企大规模撤离中国并不现实，这是由日本国内市场萎缩和企业扩大中国市场的逐利动机所决定的。

关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和反全球化倾向，李春利认为日本是WTO体系的拥护者和获益者，未必真心响应美国政府的“脱钩”号召，但并不排除出于自身经济安全考虑降低部分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

官方担忧“过度依赖中国”

《参考消息》：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关于对华投资有哪些代表性意见？

李春利：首先，不容否认的是，日本制造业的零部件，尤其是汽车和电子零部件，对华依存度的确很高。疫情导致工厂停工和物流中断，整个产业链受损，使“过度依赖中国”成为影响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对华投资的代表性意见，从时间轴上看，首先是3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未来投资会议”上表示，“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供应出现减少、整个产业链受到影响的担忧中，日本必须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和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回归日本国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尽量不要依赖于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安倍晋三资料图

在安倍做出上述表态之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于5月24日发出了不同声音，他说，“如果依赖于某一个国家，一旦实施城市封锁的话，对产业链的影响的确很大。但全部搬回国内，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在4月初对710家在华东地区的主要日本企业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有90%以上的日本企业表示，不会因为产业链的问题撤离中国和改变供应链。

5月26日，经济产业省明确要求医用物资生产链必须撤回国内，因为医疗用口罩和防护服等属于“紧急物质”。

《参考消息》：有观点认为虽然日本官方希望将部分产业回归日本国内，但现实上难度很大。对此您如何看待？

李春利：日本政府确实提出要降低产业对中国依存度，而且已经拿出2435亿日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预算，作为日本企业回归国内或转移第三国的补贴。不过，要求在海外的产业链撤回国内，事实上是困难的。日本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并不现实，这是受日本国内市场萎缩和企业扩大中国市场的逐利动机所决定的。日本企业如果要在中国市场提高业绩，就需要不断研发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新产品，只有在靠近消费市场进行研发和生产，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由经济学产业区位理论所证明的。

▲资料图片：日本关西地区“对话湖北”活动签约仪式。新华社记者乐文婉摄

日本是“亚洲悖论”受益者

《参考消息》：当前，美国表现出严重的反全球化倾向，遏制中国的意图也非常明显。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国，会否响应美国的号召？

李春利：中国和日本同属于全球化的受益者，日本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比中国还要早20多年，是WTO体系的拥护者和获益者。日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未必真心响应美国政府的“脱钩”号召。但不排除日本从本国经济安全角度考虑，在重要产业领域推进“中国+1”的进程。这个+1，是回归日本，还是去第三国，根本上取决于成本和经济合理性，而不是所谓的“国家意志”或政治干预。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日企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难点？

李春利：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亚洲悖论”，简言之即“亚洲国家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日韩如此，东盟和南亚等国家都是如此。

在我看来，日本实际上是“亚洲悖论”最早的觉醒者和受益者。半个世纪以来，总体来讲，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特征是擅长在中美之间搞战略平衡，一直谨慎地寻找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点，做关键的少数派。从近五十年前的田中角荣访华，到大平正芳对华开启政府开发援助，再到“安倍经济学”，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日本一贯的国家战略都位于“亚洲悖论”的延长线上。

应向世界展示开放形象

《参考消息》：在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断升级等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出牌？如何继续推动中日共同发展？

李春利：首先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继续坚持维护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总原则，像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时那样，面对时艰，对市场和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美国越是向下，中国越要向上，以王道克制霸道。因为在全球博弈范式和游戏规则大转变的时刻，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大，许多国家都在观望、困惑和疑虑之中，比起从前更希望听到一些韵律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