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专制的源头

秦晖讲商鞅韩非子代表的秦朝法家部分思想

法家究竟讲了什么，翻开《商君书》、《韩非子》这两本法家的集大成著作一看便知，只是其中的不少内容，恐怕是会让国人看了觉得心有戚戚，甚至倒吸好几口凉气。

比如，《商君书》就毫不掩饰地提到：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卷5〈弱民第二十〉）

意思浅显到并不需要翻译。

那么如何做到「弱民」呢？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弱民第二十〉）

如果朝廷所颁布的政策故意去搞人民所憎恶的事情，让人民不痛快了，人民自然就会弱下去，「国家」自然就强。反之，如果政策顺着人民的意愿，让百姓过得更舒服了，那将会引发「民强国弱」的麻烦。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把百姓给管起来呢？商君又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卷1〈去强第四〉）

如果用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必然天下大乱。要想权力始终集中在君主手中，就必须得「以奸驭良」，让心狠手辣、厚颜无耻之徒来把百姓给管起来。这一点上，正跟孔子所提倡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意思相反。个中含义当然也不难理解。

「以奸驭良」，对于百姓来说，那些奸宄之辈会用尽恐吓和欺骗的手段，善良的人民只能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他们的锐气不断消磨，天下的秩序自然井然；而对于君主来说，使用这些有劣迹、与百姓关系紧张的人，便让他们只能无条件地忠于自己，万一有变，用完了再把他们抛出去，反而还能博得百姓的喝彩。

在「弱民」之外，还有「壹民」、「辱民」和「贫民」。

像是「壹民」是说「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轴，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商君书》卷2〈算地第六〉）。

在统治者的眼中，人民的功能要统一到两件事情上来：承平时则努力种田，为朝廷创造财富，战时则竭力杀敌，保卫君上。在具体的做法上，便「多禁以止能」，多施加禁令让人民的其它才能无从发挥，他们便只能忙于耕战。同时，「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算地第六〉），人民的财富资产如果都被束缚在本国的土地上，那么则会淳朴，否则便会生出邪心，倚靠外部势力，从而威胁君上的统治。

至于「辱民」和「贫民」，顾名思义，便是给人民施加以屈辱，还要让他们变得贫困。例如《韩非子》提到「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这是说人民富足了，「国家」可就不好治理了。《商君书》则讲的更系统：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弱民第二十〉）

人民活得卑微屈辱、没有尊严，便只能对朝廷的官爵发生兴趣；人民活得怯懦虚弱、没有生机，便会崇拜官员；人民活得贫苦饥寒，便会争抢朝廷的赏赐。这是因为人失去了自尊，便只能在权力面前摇尾乞怜，既对掌握权力的人且妒且慕，又会为自己未能跻身这一体系且怜且怨。

反之，如果人民在权力体制之外，还能有别的地方获得自尊与荣誉，那么便会轻看朝廷的官员；如果人民享有私人的财富，也会不再对朝廷的赏赐感兴趣，从而让朝廷的经济杠杆失去预想的效力。这其实恰恰与孟子所讲的「人爵」与「天爵」之说所本相同、所用相逆。

那么，在具体的统驭政策上，就只剩下了一件事：

’

治民羞辱以刑。（〈弱民第二十〉）

翻开《商君书》和《韩非子》，像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恕不一一列举。

总之，朝廷应该想方设法使用严刑峻法来羞辱人民，让人民失去尊严感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而真正地、绝对地匍匐在权力面前。显然这种观点已经缺乏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法家的下场本来就很惨的，所谓“作法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