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弗拉姆·阿道菲6月23日在德国《新德意志报》发表题为《西方优越感的傲慢》的文章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率优于西方。但傲慢的西方仍用经济战和宣传战等帝国主义手段来遏制中国,并将所谓“西方民主”当作反华工具,却不提“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文章摘编如下:
人们有时听说中德建交已有48年历史。也有人认为应该说中德建交大约7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吹毛求疵的,而且我也一直对我的中国伙伴说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说中德建交已经70多年,因为民主德国在1949年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当然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事实之一。
▲资料图片:2019年9月12日,在德国科隆大教堂广场,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在“中国节”开幕式上表演。新华社记者 逯阳 摄
如果我们今天想谈一谈未来的德中乃至欧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必须先弄清楚这个话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并非异常,而是正常现象。凭借当前的发展,中国正再次成长为受全球瞩目的角色。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口约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其影响力当然要比像德国这样人口只占人类约百分之一的国家更大。
在过去200年中,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心却一直不这么认为。普遍的看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让西方领先,因此它有权把当时规模更大、人口更多的中国变成无限剥削的对象。
这种观点的正当性不是源于民主的社会观念,而是源于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观念,这些观念共同造成了巨大的优越感的傲慢。17世纪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傲慢,那个时代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规模和重要性。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处理这种傲慢的可怕遗产。这种遗产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从根本上阻碍西方统治者认识到优势不是永恒的,阻碍他们认识到在优势时期应该认真对待弱者并考虑和它一起构建面向未来的平衡。这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优势。
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帝国主义把任何这样的平衡思想扼杀于萌芽之中。上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和平共处思想时,西方有谁认真对待它?
现在,困境变得显而易见。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它当然一定会超过西方。特别是由于它还与政府形式和治理制度结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整体经济效率方面被证明是优越的。
一架满载中国抗疫物资的乌克兰伊尔-76军用运输机24日降落在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图为工作人员搬运抗疫物资。(新华社发 谢尔盖·斯塔拉斯坚科 摄)
然而,西方现在仍然囿于自我优越感的傲慢之中。因此,它认为可以用帝国主义的经典竞争方法和手段来应对中国的崛起:经济战、宣传战和加强军备。此外还有无孔不入的网络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西方民主。它从未被出口过,也从未成为全球化经济活动的条件。没人能够掩盖一点:西方民主即便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少地表现为经济民主。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它揭示了在对华冲突中试图使这种民主成为战斗工具的政策的可疑性。对华冲突中也存在着优越感的傲慢。这种傲慢也同样存在于一种想象中:中国人不了解所有这些缺陷,他们也不知道所有这些民主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呼吁把中国的不断崛起作为国际关系复杂改造的契机,即人道地考虑地球并相应人道地组织世界社会。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继续展开备战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即使这种竞争不会导致大战,也将意味着毫无意义地浪费明显在快速变得稀缺的资源,从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冲突新根源。
中国为此提出的建议反映在和谐与和平世界的理念之中,西方却以长期熟悉的、傲慢的方式忽视中国的建议。这些建议既没有被彻底公开,也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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