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史的读者一定都知道，有三套外国人写的中国史，风靡全球。它们分别是《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及日本《讲谈社中国史》。
虽然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史数胜数，但却只是中国人自己看，而且还多为一一些特别人群看，普通读者并不太为关注。
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一个外国人么？这是否是“崇洋媚外”、“外来和尚好念经”？
这还真不是！
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有着更大的优势与吸引力，是有其重要理由的。
首先，他们手中有着大量一般中国人、一般中国史书中看不到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因我们中国人自己不注重保管，甚至于是想销毁而被他们收藏。（有些历史，我们总想要埋葬）。
第二，所谓旁观者清。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绝对比中国人自己看更客观公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学者更是注重的学术，而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正确”。
第三，史书作者的阵容强大，都是世界顶级的史学家执笔与主编。
就凭以上三点，就足以看出以上几套中国史的价值！
不是先来听听主编《哈佛中国史》的著名汉学家卜正民谈如何看《哈佛中国史》与〈剑桥中国史〉吧，二者的差别何在。
（注：以下部分所用文字来自自腾讯文化，“雅理读书”公号）
2016年10月，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在中国问世。这套丛书从公元前3世纪秦一统天下写到20世纪初清朝终结，从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中国的帝制史。
丛书分六卷，分别为《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和《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卜正民写的是元明卷，美国汉学家陆威仪、罗威廉和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参与了其他部分。
卜
正
民
Timothy Brook
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邵氏讲座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圣约翰学院院长。
“我们的目的是尽量客观、公正地讲述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历史，让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人在看过后了解。”卜正民说。这套书被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围绕《哈佛中国史》的编著，2016年10月中旬，腾讯文化对卜正民进行了邮件采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陆威仪一个人写了前三卷
出版《哈佛中国史》的念头是怎样诞生的？你与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是怎么合作的？
卜正民：出版《哈佛中国史》的主意，来自与我合作过的一位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她认为，公众会希望看到一套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历史的书。《剑桥中国史》由很多学者共同参与撰写。我们决定避免这样的形式——我们的每本书，都由同一作者撰写。
我和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项目，最终，我花了近一年时间，找到了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这套书原计划出版五卷。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他表示，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别高，三卷都按时完成了。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
针对这套丛书，你提出了什么概括性的写作原则？
卜正民：我提出了三条写作原则：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研究现状；按照主题撰写内文，将这些主题按时间顺序展开；要讲述改朝换代的历史，要适合非专业读者阅读。
除此之外，每位作者会自己决定应强调的内容和选材。陆威仪和迪特·库恩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写了进来，它们对研究早期中国非常重要。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发现，当你让同事自己做决定时，他们往往充满创意，表现不俗。
编这套书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卜正民：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内容更全面——两千多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很多，即使出版六卷书，也未必能囊括应涉及的信息。此外，有的人希望强调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不想重复，省略了一些大家熟知的信息。但最终，我的作者们都用宽广的视角、清醒的头脑撰写各自的内容，这些冲突也得以解决。可以说，他们最终完成的手稿接近完美。
另一个挑战是一致性问题。我曾经想为每位作者提供详尽的内容大纲，但通过一次次的对话沟通，我们共同确定了哪些话题是需要被强调的重点。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很快就对这套书的编辑方式、风格及内容达成了共识。
“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
这套丛书从秦汉写起，而不像其他中国史那样从上古写起。为什么？
卜正民：这套丛书只涉及中国帝制的历史。我希望选择我擅长的领域，而我对秦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并不了解，所以感到没资格去编辑相关内容。研究中国20世纪的历史需要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也未加入这部分。
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套丛书是想为西方读者提供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用细节把读者们淹没。这也意味着，可能中国读者期待读到的某些内容，在这套丛书中找不到。
这套丛书的英文名是“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与中译名的差异较大，那么，你如何看待这套书的中文译名《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不同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不允许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名中，因此这套书的英文名称并没有出现“哈佛”的字眼。
对于这套书的中文译名，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我想，它只不过告诉了读者这套书是哪里出版的，这个书名并不代表“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的观点——我也不确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我是四位作者中唯一在哈佛读过书的，我的观点不是某个组织的观点。我们四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这套关于中国历史的好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仅此而已。
你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部分纳入了生态环境角度的分析，指出“生态环境和银两的流通同样重要”。你如何想到这个角度的？为何这套丛书的其他作者没有采用类似的研究角度？
卜正民：过去20年来，在西方学术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我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强调环境的作用，是一个较晚的决定——我在研究明朝没落前发现，明朝没落的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这样的研究角度依然很新。将环境因素和我所已知的元明的历史结合考虑，我感到很兴奋。
当我决定在我写的这部分里加入这样的角度时，其他作者的初稿已经完成。我没有让他们返工，使用同样的角度分析。因此，在这套书中，只有我写的部分涉及环境历史。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与你之前的作品，比如《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和《赛尔登的中国地图》是否存在内在继承性？
卜正民：我写这四本书，都缘于我希望了解中国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维梅尔的帽子》和《赛尔登的中国地图》面向的读者更大众，其余两本书面向的是大学水平的读者。如果这些书存在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不是话题狭隘、面向专家的学术著作。我的目标一直是写我妈妈也有兴趣读的书。
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卷中，罗威廉用“大清”（The Great Qing）描述清朝，这挑战了通常叙述中清朝落后、保守、闭关锁国的形象。这样的观点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吗？
卜正民：认为清朝颓废、保守的观念，是民国初年由一些推崇共和的人构建出来的，意在否定过去，为共和制的合理性寻找理由。
尽管“大”这个形容词有褒义，但在这里并非这个含义：清朝是“大国”（Great State），“大”指的是这个帝国通过军事力量扩张领土，扩大权力。
在你看来，近些年西方的新清史研究对罗威廉写《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有影响吗？

卜正民：新清史学派仅仅主张历史学家用满族的文献资料、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据我了解，罗威廉并非是新清史学派的推崇者，至少在新清史诞生之初，他并未主张新清史的研究角度。在这卷书中，他平衡了汉族和满族视角的研究，他的文稿理智而公正。
与《剑桥中国史》有明显不同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卜正民：《剑桥中国史》包含的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更深度的讨论，主要面向研究生。《哈佛中国史》面向的是大学本科水平的读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与写作了《剑桥中国史》的部分内容，而《哈佛中国史》是2008、2009年写的，两套书相距15年。时间不同，丛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剑桥中国史》呈现的是上一代的研究成果，《哈佛中国史》呈现的是目前的研究结果。
腾讯文化：在《哈佛中国史》中，包括你在内的四位作者都注重采用全球化的视角来写作。这种视角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卜正民：讲述中国历史，可以只讲述中国国内的历史。为了定义各自的民族性、国家性，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都会做这种和过去有关的工作。我们则热衷于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放在一起研究讨论。这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同事们写出的内容做补充；另一方面，我们想要阐明的是，如果不考虑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干涉，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化。
腾讯文化：你认为《哈佛中国史》的尚待完善之处有哪些？有中国学者指出，这套书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很少引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
卜正民：断代史为研究中国的过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为之后的政权提供了合理性。关于每个朝代的政治信息，它们讲述得足够多，但关于这个朝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它们很少讲述。
你们也许已经发现，《哈佛中国史》很少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只有在有利于阐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时，我们才撰写相关的宫廷事件。那些对帝王及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感兴趣的读者，在《哈佛中国史》中可能找不到什么新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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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位西方学者，花了50年，就为了写一套中国史：

——“剑桥中国史系列”

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所持的西方世界观和价值观，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剑桥中国史系列”是西方中国史研究最权威著作。
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剑桥汉学家崔瑞德和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联袂主编， 邀集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100多位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撰写,从而荟萃了各国研究中国史的丰硕成果。
中国目前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仍然是一片混乱。而这套史书已经非常中肯地认识了中国近代以及现代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本套中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厘清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从1912到1985，这段过程让中国的史学家们极其头疼，难以厘清。这套剑桥中国史，做到了！
而且做到的极其细致入微！
从国内人口，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到国际上的关系，从军阀混战到政党政治的发展等等等等。
提到中国4-9年以后的灾难和希望，也毫不避讳。堪称一部毫不忌讳的历史书。可惜因为史料敏锐，不可在此展示。
作者权威，世界最顶尖的史学家团队
100多位西方学者，花了50年，就为了写一套中国史。主编费正清、崔瑞德堪称“头号中国通”。
《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每一章，都是由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编写，每一卷，都大约有十几位学者参与。这些学者一般都要写五年以上，其中有欧洲人、美国人，也有日本人和华人。
本书史料严谨，史观纯正，从秦汉史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堪称一部毫无忌讳的历史书。
译者权威，中国一代史学家受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国内权威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罗了各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担纲翻译。
新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新方法的应用向学术新领域扩大。其中很多是中国学者此前从未接触过的内容。因此，这一书系的翻译出版无疑开阔了中国读者及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中西方历史学的交流，弥补了中国学术史的众多空白。
该书第一版，由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主编。在他的召唤下，西方学界无数优秀学者集聚于剑桥大学，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站在思想的高处，共同俯瞰世界近代史跌宕起伏的四百年。使其成为一部 “权威的”、“经典的”近代史著作、“未来世纪的航海图和指南针”。
第一版出版几十年后，世界学术界在对这四百多年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有了许多新研究成果，于是全世界相关领域最知名的著名学者，在克拉克的主持下，分别执笔重写这套近代史，这便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史论结合，融合传统政治史、社会史、观念史与于一体，且以普世价值为内核。
本书主编认为，“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 ,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 与一般的历史书籍相比 , 本书的贡献不仅是历史事实的论述，还在于对史实的充分理解之上，做出符合普遍价值的价值判断。  
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本书是上乘之选。
只有了解世界文明的历史和全局，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中国，才能跳出观念的局限，才能冲破文明常识传播的藩篱，获得对自身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
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此套丛书也许有点贵，但值得收藏。
读过剑桥近代史的人，绝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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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人写的中国史呢？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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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中国史，告诉你一个
意想不到的中国与中国史！
编辑  |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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