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1996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Bollinger案。20036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 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