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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查获的美国历史最大规模高校招生舞弊案，耶鲁大学不幸牵扯其中。这篇发表在耶鲁校报上的长篇特写回顾该校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作弊录取事件；检讨学校对于招生欺诈态度的演化过程；并深刻反思数十年来从这些案例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上述信息表明，包括耶鲁在内的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或经历重大而深入的改革。对此，有意申请美国精英大学的中国家庭应予以特别关注，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弄虚作假手段往后可能很难蒙混过关。
耶鲁大学在1976年收到所有申请中，来自Andreas Stephan Alrea的材料可谓完美无缺。
Alrea的父母早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作为一个毕业于哈佛的人类学家和一位在斯坦福求学的麻醉师的遗孤，Alrea从十二岁起就开始照顾自己和弟弟。到耶鲁求学之前，他在高中毕业后短短三年中累积了三千万美元的财富——足以在巴西购置一座豪宅。闲暇之余，他还学会了好几种语言，包括一种已经无人使用的美洲土著方言。
他提供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以及近乎满分的高中成绩单令招生官为之倾倒。他们毫不犹豫地向他发出了入学邀请。据当时的耶鲁校报称，一位招生官将其誉为“著名作家霍瑞修·爱尔杰笔下白手起家传奇的当代翻版”。
不过到校就读后四个月后，这位21岁的耶鲁新生最终决定如实相告——关于Andreas Alrea的所有故事均属谎言。事实上，Alrea本名Patrick Michael McDermit，此前在加州打零工为生，高中成绩差强人意，语言天赋平平，当然更不是什么有钱人。
1977年1月，他向学校管理人员坦白自己的成绩单、推荐信以及其他文件均系伪造。据称他花15,000美元租了一个邮政信箱，在自制的公文信纸上杜撰了推荐信。
当这出闹剧落幕后，作弊者McDermit被耶鲁全体师生视为英雄。在耶鲁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忙着接听陌生人来电祝贺、街头偶遇的教授对其赞不绝口、并且于住宿学院餐厅接受全体就餐者起立欢呼。他的室友表示Mcdermit“做了一切自己（够胆）想做的事情”。
时任招生主任Worth David告知耶鲁校报，招生办无法核实所有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他说：“只要成绩单看上去没有问题，我们不会质疑其真实性。”
《纽约时报》称，由于McDermit已经从耶鲁退学，学校并未以“迫在眉睫的方式”处理该问题。
这是1977年发生的事情。
42年后，为了入读耶鲁大学这样的精英大学做出的欺诈行为，已经由McDermit在学校餐厅享受到的全体欢呼，时过境迁地转变为全美范围内的一致谴责。三月，联邦检察人员宣布对于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招生舞弊丑闻的调查结果，涉案人数超过53人，包括被指控接受他人贿赂将至少一名没有足球特长的女生特招录取的耶鲁前足球校队主教练Rudy Meredith。
当Meredith认罪后走出波士顿法院，门口一位记者对其厉声质问：“对那些被辜负的学生，你感觉愧疚吗？”这一幕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共鸣！

四十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那些挖空心思钻体制空子的家伙从令人刮目相看，一举变成“偷盗他人名额者”而被深恶痛绝？司法部破获史上规模最大招生舞弊案之后，耶鲁大学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保护，从而免受困扰招生办四十年之久的虚假申请拖累？
层出不穷的申请欺诈
1995年，以“耶鲁OJ”闻名校园的Lon “LT”Grammer（此人姓名缩写恰巧与当时全美家喻户晓的OJ 辛普森案主角一样）是一位颇受所在住宿学院欢迎的大四学生，他是个转校生，其成绩记录和推荐信都极为出色。
1995年4月，室友无意中听到他在电话中吹嘘自己如何成功地骗过学校，被举报后，学校发现其申请所有组成材料均为虚构。他随后被警方逮捕并被控一级盗窃罪——以欺诈手段从耶鲁窃取$35,875 的助学金和$25,000联邦资助和贷款。即使在那时，学生也要求学校更加恪尽职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在接受校报采访时表示录取OJ“大错特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尽管学生深为不满，学校管理层并没有对此事件的严重性引起足够重视。据校报当年的一篇报道，时任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在1995年坦承并不认为该事件“对大多数耶鲁毕业生构成严重问题。”
正因为如此，到了2006年，又有一位名叫Akashi Mahraj，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学至耶鲁的全A学生在入学第二年就因为申请材料造假被除名。和Grammer一样，Mahraj被控盗窃和伪造罪，并被撤销录取资格。
2008年，时任本科招生办主任Jeffrey Brenzel表示Mahraj被控造假并未导致招生程序的任何改变。他指出，虽然有人在申请中弄虚作假，但总体而言，招生欺诈案例屈指可数。
对于本报道，Brenzel表示无可奉告。
尽管每一次欺诈行为引发临时性的关注，不过都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淡忘，就像1977年校报指出的那样，“Alrea是个笑话，从长远来看，不会对招生政策造成什么影响。”
1995年，时任本科招生办主任曾表示：“你不会因为个别事件，而对一个整体运行良好的体系采取极端措施。”
全美州立高等院校协会联邦关系和政策分析主任Barmak Nassirian认为直到1970年代，很多大学招生办公室仍依据温文尔雅的“上流社会”风格行事，很多招生官将自己视为“学术标准守门员”。由于当时申请数量远比今天为低，他指出那些招生官只需简单地判断申请学生是否能够完成学业，然后“一切就水到渠成”。他坦承，彼时申请人稀缺是由于“我们社会根本上的不公平”所致。
不过在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20年以来，一个大学本科学位的价值已经远非1970年代能够相提并论。他解释道，许多高校并未意识到“其所颁发学位的价值很可能高达五十万美元之巨。”
他表示：“如果负责的是一个大学招生办公室，你甚至根本不会考虑采用与投资银行类似的反欺诈措施，对此我非常理解。但是你猜怎么着？（当然指精英大学）招生办公室处理的事务已经变得与投行交易标的相差无几。”
推陈出新的作弊手法
现任本科招生和助学金院长Jeremiah Quinlan走马上任六年来，出于“对申请材料中证明文件或其他信息真实性的质疑”，招生委员每年均投票决定撤回某些学生的入学邀请。申请学生提供向学校虚假材料并非罕见。据耶鲁所知，在本次招生舞弊案发生之前的四十年间，就有以上三个本科生通过完全虚构的申请材料骗取录取资格。
但是“校队蓝调行动”（破获的案件）与耶鲁过去发生的招生欺诈案例截然不同。
这一次欺诈行为产生于内部！今年三月，联邦检察人员发现一个耶鲁内部人士——Meredith，收受第三方贿赂并向招生办提供虚假信息。这种发生在学校内部的舞弊行为确系首次。
随着录取率不断走低，耶鲁大学的录取名额成为一种日益稀缺的资源，无论家长还是学生心甘情愿地费尽心机，获取这张能够保障未来成功的大学入场券。
过去五年来，申请耶鲁和其他同类学校的学生数量飞速上升。以2016届为例，耶鲁的申请人数还不到30,000，而今年的申请数量达到了36,000，耶鲁大学2023届本科录取率跌至6%以下。
德堡大学负责入学管理的副校长Jon Boeckenstedt指出，入学竞争日趋激烈令大学成为受益者。他解释道，录取率对任何学校而言均为衡量选拔程度的重要标签。因此，为了提高自身形象，学校努力降低录取率。Boeckenstedt将此称为“招生行业综合指标”——为了提升学校排名，管理层采用一切竞争措施和手段粉饰这些指标。
按照Boeckenstedt的说法，各种研究显示录取率降低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任一招生年度，某校录取率越低，来年申请该校的学生就越多。
当申请就读耶鲁大学的学生数量达到历史新高后，Quinlan称“生源质量远比数量重要。”而且，他还表示耶鲁大学有限的招生名额导致有些人“失去理智”并且企图“通过操纵招生体系获得入学资格”。
Nassirian指出：“一旦木秀于林、举足轻重和声望显赫，其潜在后果往往就是，你被恶意中伤的力度将远远超出你能想象的极限。”
他们玩得到底有多大？
校队蓝调丑闻的幕后主谋William Rick Singar（辛格），坚信可通过三个途径入读名校。
在FBI监听到底的与家长通话中，辛格表示“前门”就是直接申请并听天由命地等待结果。而“后门”意味着申请前向学校捐赠数以百万的美元。重头戏“边门”则是辛格设计的一个特殊入口。而为了得“边门”而入，那些非常有钱的家长掏腰包让辛格行贿标化考试管理人员和校队教练，协助他们考试作弊和伪造运动员资格蒙骗招生办。
当“校队蓝调”舞弊丑闻被报道后，很多学生质疑，直接通过贿赂获得录取与家长大额捐款在招生过程中被格外关照从道德角度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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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届本科生Sammy Landino在校报撰文指出：“从技术上，捐款人没有向招生办公室行贿，耶鲁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不过这构成了对不道德行为的默许。对于捐赠人孩子的额外照顾有违耶鲁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当我们坚信的例如公平招生等社会结构行使不道德手段，这造成对社会准则的伤害，违反了社会规则。”
去年，校报曾经报道某些主要捐赠人的孩子（也就是所谓VIP候选学生），在提交申请材料之前，就备受关照，并由专人陪同参观校园并与一年级学生聚餐。除非获得录取资格，非VIP申请人根本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作为对上述报道的回应，Quinlan在一项声明中表示所有学生必须提交相同的申请材料，并且“以同样的全方位考察流程对其进行综合评定”。
畅销书《录取的代价》作者Daniel Golden表示就读精英大学的资格往往代表着一个价码。他指出：“如果申请学生的各方面条件相距录取标准越远，那么获得录取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招生体系原则对贫富阶层一视同仁，因此有钱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
而且，通过“前门”申请的学生有时也会作弊。校报采访的专家表示，最常见的就是在申请材料中或多或少地夸大事实。
《骗过哈佛：一个行骗高手如何通过一路造假被哈佛录取的真实故事》作者Julia Zauzmer认为，根据她的研究，作弊往往是“由于孩子们感受到升学压力所致——尤其是在那种竞争非常激烈的高中环境里”。
她指出：“作弊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有的学生称自己每周花二十个小时从事某项课外活动，但实际只有五个小时。另外，也可能说自己是法语俱乐部的主席，但其实仅为普通成员。这一切，我觉得非常普遍。”
专家表示申请人经常在文书中信口雌黄。Nassirian将一个学生的申请文书称为“简直就是一篇子虚乌有的小说。”他说：“（这篇文书）纯属无稽之谈，内容毫无事实根据。即使有事实可供核查，我也不认为真的有人去查验。”
耶鲁如何保护自己？
当联邦官员宣布查获“校队蓝调”舞弊丑闻，耶鲁大学校长苏利文（Peter Salovey）的回应并不像以往管理层面临招生丑闻时表现得那样无动于衷。
获悉该消息的短短几个小时，他就向耶鲁全体师生致信撇清学校同样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并称耶鲁“坚信除了被指控的教练之外，其他管理人员对这一欺诈事件毫不知情。”
出于防微杜渐，按照Quinlan的说法，招生委员会依据数项防范原则应对招生欺诈。首先，学生的申请材料必须经过“多维度核查”。对此Quinlan解释道，在申请人的档案中，招生委员从学生本人、两封教师推荐信、高中指导顾问、面试校友、第三方标化考试机构、以及其他可能为其撰写推荐信的人士获取信息。他说：“当我们审核申请材料时，至少从五个角度接收信息。因此你可以想象…交叉核实申请学生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虽然这些信息源涉及申请人不同方面的形象，Quinlan认为：“你看到的故事、听到的成就、得到的感觉——但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可以让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在招生委员会面前脱颖而出。”
如果某些信息无法完全互相印证，并不一定就得担心欺诈，不过在接近37,000人的生源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这样的申请人几乎没有可能获得招生委员会的青睐。
当注意到不尽一致的内容时，招生官往往“拿起电话”核实推荐信、成绩单或其他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信息。Quinlan解释道，如果招生委员会对一个申请人的证书有所疑问，他们会要求分管招生官向该申请人的就读高中、升学顾问、推荐老师或指导教练寻求交待。
Quinlan回忆道：“就在几个星期前，一个学生的高中成绩单显示出同时参加了当地社区学院和该高中的课程。招生委员会无法完全了解该申请人所上的课程情况，于是就让地区招生官直接致电社区学院索取成绩单，这样委员会能够更全面地掌握信息并搞清楚这个学生到底上了哪些课程。”
此外，耶鲁仅接收高中直接邮寄、学校分管人员直接传真或电邮的成绩单，学校不认可由学生本人或教练提供的成绩单。
更重要的是，耶鲁组织一批“精心挑选、训练有素、长期服务”的面试校友，而确保面试结果与申请材料的其他组成部分环环相扣。
不过，耶鲁大学对于第三方的依赖可能对其造成不利，某些标化考试机构在防范作弊方面同样存在问题。就在上个月，由于考前就有人向考生兜售答案，埃及、摩洛哥和沙特的SAT考试成绩被取消。去年八月考试日之前，韩国某个社交媒体的帖子就贴出了SAT考题。作为回应，大学理事会发布声明称取消任何被发现作弊者的分数，并且在某些案例中，禁止作弊考生再次参加考试。
位于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学院（Washington College）院长、负责SAT考务的ETS前CEO Kurt Landgraf，表示当实施标准化考试时，将对“亚洲地区进一步彻查”，要求增设更多安全措施确保考试分数的真实性。Landgraf说：“在任何时候，当你面对如此改变他人命运的事务，肯定有人必须以最高程度的诚信努力工作。”
Landgraf表示ETS自2011年起对安全工作实行重大改革，部分原因是出于应对发生于纽约州Great Neck地区的大规模作弊丑闻。改革措施包括要求考生必须出示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而监考人员则必须据此核对考生身份。他还表示ETS在核准“残疾人豁免”方面变得“远比过去审慎”，并且现在采用算法对“异乎寻常”大幅提升的考分予以特别关注。
他指出：“虽然ETS一贯非常重视考试安全，毕竟没有考试安全，ETS将一无是处——我们发现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考试监管程序。”
然而，尽管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作弊行为仍然层出不穷。
Quinlan指出，鉴于最近发生的招生丑闻，招生办公室正在实施“一些过程审计”。，三月份两次致信全校师生后，苏利文校长宣布数项关于运动员特招流程的修改——现在，特招体育生名单提交招生办前，运动总监Vicky Chun将对每一位教练的招募名录进行审核。苏利文强调，特招运动员“无法为校队效力”乱象将被密切关注。
与Quinlan一起，Chun将“执行有关运动员特招的行为准则”，并且两位将共同“对教练员进行全面培训确保他们理解”耶鲁大学运动员特招政策，校长的邮件指出。
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细节，Quinlan告诉校报在不久的将来将实施进一步改革。他说：“如果没有增加其他措施作为保障，你无法执行上述方案。”
然而，他强调自己“深切地感受到”耶鲁大学将继续依靠标化考试机构、高中、辅导老师以及学生本人在招生过程中“跨出诚实的第一步”。
他表示：“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不会动摇我自己对跨出这一步所需完成工作的自信。”他补充道。“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需要制定更好的预防措施，不过我信任这些重要的合作伙伴！”
耶鲁能否做得更好？
2008年，当谈及Mahraj案例时，时任全美高校注册和招生官协会（AACRAO）执行副主任Nassirian表示：“机关算尽的证书欺诈如海啸一般层出不穷地向我们袭来”，而且面对“全球化、互联网、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三重冲击”，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应对这些趋势，某些招生专家质疑类似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对于防止招生欺诈能否有所作为。然而，他们认为仍有办法降低其危害性。
Zauzmer建议使用iThenticate for Admission，一项由论文剽窃检测服务商Turnitin提供的产品，帮助检测抄袭的申请文书。一位Turnitin发言人告诉校报，自从2005年上线后，该服务已经被全美65%的高校所采用。这位发言人指出：“如果没有我们的服务，招生官只能凭借直觉和手工处理，例如运用搜索引擎检索，判断某篇文书是否存在剽窃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检测文书作弊对于一个需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前处理成千上万份申请的招生办而言，既耗时费力，而且只能解决部分搜索引擎所能发现的剽窃问题。”
根据这位发言人的说法，使用这一系统的高校发现，平均5%的申请人在文书写作中具有抄袭行为。
虽然Quinlan表示曾经有过考虑，但耶鲁并没有使用这一系统。他提到实施该系统的一大挑战是耶鲁使用三个申请平台——通用申请系统（Common App）、QuestBridage和联盟申请系统（Coalition Application）接收申请人提交材料。
回到标化考试这一主题，公平考试（FairTest）公共教育主管Robert Schaeffer认为防止欺诈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完全采用非强制提供标化成绩（Testing Optional）政策。公平考试是大学理事会的长期批评者。他指出：“我们从未声称非强制提供标化成绩是解决大学招生过程中的操纵、作弊或多样化问题的灵丹妙药。这只不过是可供大学选择的工具之一。”
耶鲁大学没有采取非强制性提供标化成绩政策，Quinlan重申了招生办公室的承诺，即依靠SAT和ACT的工作识别和应对作弊行为。他表示：“当两大考试机构发现作弊行为，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较大规模的团伙作案，都将与耶鲁和其他高校分享信息。虽然不幸发生这类事件，但在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考生中，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寥寥无几。”
不过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改善招生体系。
Boeckenstedt意见设立一个“信息清算（Clearing House）”系统，为学生和高校提供就录取机会提供更完善的信息，并更有效地将学生与需要他们的高校联接起来。其他专家，如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Natasha Warikoo主张建立一个抽签系统，达到一定学术门槛的学生通过这一系统被随机分配至不同高校。
然而，很多专家坦承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解决欺诈问题。关键在于招生办公室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竭尽全力进行应对。
Boeckenstedt说：“除了创建一个层层加码的官僚和合规系统以外，当然这同样会带来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你可以搞定任何体系内的每一个潜在漏洞。举例而言，只要有一个教练愿意以十万美元将其球队的一个名额卖给一个水货运动员，你就会有各种问题。”
当Nassirian被问及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否比十年前（2008年）更有能力应对全球化、互联网和招生过程实业化的影响时，他的答案很直接，“没有…我想很多方面都变得更糟糕。”他补充道。
Nassirian指出，半个世纪前招生办公室“温文尔雅”的心态并没有改变。
也许今年夏天，Quinlan和Chun很可能宣布对招生流程进行更深入地改造。
参考资料：
http://features.yaledailynews.com/blog/2019/04/25/up-close-before-and-after-varsity-b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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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kakel McCooey，编译：Pearly, 原载：耶鲁学生校报，本文经授权发表，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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