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起锚
香港对我而言是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因为父母在那里工作的缘故，我从小几乎每个寒暑假都要去香港探亲，这些日子凑在一起足足两年有余，湾仔、尖沙咀、跑马地都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但我却一直不屑于学粤语，这些年无论在家中打开电视看到“本港台”、“翡翠台”，还是漫步在喧嚣的铜锣湾街头，我都有种“lost in translation”的感觉。
不管熟悉还是陌生，二十多年来我都切切实实见证了这座动感之都慢慢走下神坛的历程。
请允许我从头讲起。
1990年，我父亲从北京来到香港开始打拼，这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两岁那年（1989）的春节，爸爸单位发了几斤肉，他随手放公司冰箱里了，因为当时我家没有冰箱。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家里都没冰箱。
大年三十他下班打开冰箱，却发现那肉不翼而飞了，当时商店都休息了，我们一家三口就这么过了个全素的除夕。
这段往事我当然全无印象，但多年后爸爸和我聊起时，语气里依然有一丝歉疚。
可能正因为此事，不久后当公司有一个调任香港的机会时，他想也没想就去了。
到香港后，他拿到的港币工资折合成人民币几乎翻了十倍，他当即用第一个月薪水给北京家里买了台电冰箱。
很多年过去了，但每次提到那台冰箱，他脸上依然难掩自豪。
那是一个男人撑起整个家庭的自豪。
当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初来乍到接触的第一个香港特色居然是：
黑社会。
1990年是港片最兴旺的时候，也是黑社会最猖獗的年代，不少电影就地取材，以黑帮为主题。
我父亲居然就和其中一部电影主人公的原型打过交道。
当时父亲供职的公司地处湾仔，每月都要向当地老大“湾仔之虎”上交几万块保护费。
同事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因为这是当地“行规”，而且那几万块也是公司来出。
但他作为一个新人却偏偏看不过去，不仅看不过去，他居然还真的孤身一人去找“湾仔之虎”谈判，最后不但全身而退，还虎口拔牙的让“湾仔之虎”把他们公司的保护费全免了。
他在公司一夜成名，这段独闯虎穴的经历则被同事们反复传颂，最后演绎成了杨子荣见座山雕般的传奇故事。

1995·初吻
1995年暑假，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
虽然早已在成龙大哥的电影里领略了香港的风采，但从机窗瞭望到港岛天际线那一刻起，这座未来之城就从方方面面开始震撼我。
当时香港的机场还在启德，和世界上所有机场不同，启德建在闹市中央，飞机几乎是从楼丛中呼啸而过停在了跑道上。
我第一印象就觉得，这座城市不一般。
我家住在湾仔一幢有着五十年历史的破旧高楼里，四周都是崭新的摩天楼，令它分外显眼，那些港岛天际线的照片里也都能看见这栋显眼的老楼。
我爸总说摩天楼令人渺小，可小小年纪的我漫步在湾仔与中环的钢铁森林中却从不压抑，反而安全感十足。
当时我的家乡上海还没什么高楼，陆家嘴只有一座孤零零的东方明珠，遗世而独立。
那时的香港对我就像一颗刚刚剥开的荔枝，每一口都那么惊艳。
在人声鼎沸的翠华茶餐厅吃菠萝包喝奶茶，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全，凌晨两点馋了就能去楼下7-11便利店买盒维他奶，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坐着天星小轮吹着海风往返于港岛与九龙之间，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心旷神怡。
有天早上我去公司找爸爸玩，他碰巧不在，我就在他办公室里枯坐了一上午，冻得两腿直哆嗦（香港人喜欢把空调开到16度），午饭时前台的小姐姐看我可怜，就带我去了边上一家叉烧店，那店就两三张桌子，还要排队，我等的很不耐烦，但一坐下来就被叉烧惊艳到了，浓油赤酱、肥腻甜口，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盘，吃到隔壁几桌都频频侧目。
那天我才晓得叉烧原来是这么会事儿，之前被国内那些所谓的“叉烧”骗了太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家叉烧铺是米其林餐厅，叫再兴，全香港都很有名。
我与香港的初吻是这么甜，以致暑假结束回到上海令我极度不适应，同学们都伸长了脖子听我一遍遍复述在这座未来之城的见闻，他们百听不厌，每当我讲到那边中小学生每天中午都吃麦当劳时，同学们都将信将疑的问一句：
“真的假的？”
那时上海人都习惯在家吃饭，还没有什么“美食文化”，肯德基麦当劳就是无上美食。
因为玩的太high，我开学后一直都没收回心来，成绩直线下降。
老师在家长会上对我外公讲：“这孩子心都玩儿野了，现在每天上课都望着窗外。”
她当然想不到，我在窗外勾勒的都是湾仔、铜锣湾和尖沙咀的模样。
去过未来的人，还怎能安心的活在当下？
1997·归来
香港回归那天，我恰好在这座岛上。
维多利亚港燃放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烟火，我有幸在爸爸公司的顶层目睹了盛况。
那天路上香港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当时我却不晓得他们心中其实都暗流涌动。
香港租给英国人100年，这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段插曲，但对于97年的香港人，这辈子一出生就生活在英国米字旗下，每年英女王过生日他们也跟着放假，“回归”对他们其实并不成立，1997年7月1日对很多香港人来讲，都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别离”。
看着眼前五花八门的烟火，他们心中肯定也五味杂陈，有对过去的缅怀，有对未来的憧憬，更多的则是对前途的迷茫。
回归前夕，日本人拍了一部动画片《攻壳机动队》，背景就设定在香港。
这部讨论“我是谁”的动画片把背景选在香港 ，真是再适合不过。
片中最令我难忘的片段便是女主角在深蓝色的海中潜水，然后慢慢上浮，水平面倒影出的则是红色夕阳：
不管自己到底属于英国的蓝，还是中国的红，她都即将浮出水面。
回归前后的很多电影，都有意无意间抛出了香港人心中最大的迷茫。
《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看着香港的夜景，突然对宋子豪讲，我从来没发现香港这么美。
《春光乍泄》里，张国荣对梁朝伟反复说，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到底是谁，英国人？中国人？还是如《攻壳机动队》里的女主角那样，只是个机器人？
抛开情感，那年也确实是香港的本命年。
刚放暑假时我去爸爸公司玩，却发现办公室里死气沉沉的，前台小姐姐偷偷把我拉到一旁：
“今天别和他们讲话，很多人炒Margin把钱都输光了，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我是全公司最有钱的人。”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香港人说的“Margin”就是融资杠杆，97那年的股灾令很多杠杆股民直接爆了仓，这一幕，2015年的上海也上演过。
“未来之城”的人们，比内地早了18年便踩了坑。
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能幸免，没过多久我再去公司，发现前台小姐姐也阴沉着脸，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
父亲告诉我，她刚把辛辛苦苦付了首付买的房白送给了银行，因为房价暴跌，她继续按期还贷的钱都能直接去再买一套房。
1999·八达通
99年的某天，上海地铁把纸质票换成了磁卡，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坐地铁上学时看到很多上海市民拿着磁卡不知所措的样子，每个地铁检票口都站了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刷卡检票。
这一幕令我生出一股优越感：
不就是“八达通”吗？我在香港早见过啦。
那年金茂大厦落成，上海终于有了第一幢摩天楼，但陆家嘴和港岛比起来，还是差远啦。
我还是每年假期都去香港，但那里对我早就没了新鲜感，激情退去，我就像一个本地人那样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
我最爱永华的竹笙面和红豆沙，经常一个人跑去中环吃九记牛腩，坐着天星小轮吹海风。
那些年凤凰卫视在大陆渐渐火了，我最爱看《锵锵三人行》，但每次窦文涛和许戈辉讲起自己的港漂经历，我都默默换了台，因为那些吐槽（粤语难听，香港人冷漠），我早就在饭桌上听爸妈和同事们讲了800遍啦。
爸妈和窦文涛是同一代港漂，他们吐槽最多的话题就是香港的住房，对此我也有切身体会。
父母来香港的前些年一直住在湾仔一栋破旧的老楼里，房间不过二三十平，小时候来香港探亲我都和他俩睡在一张床上。那幢楼里住满了他们的同事，我认识了好多与我同龄的“港漂二代”，我们平日分散在全国各地上学，每到假期都会聚在一起。
2000年，我家终于搬离了湾仔。
有次我们在家看《无间道》，爸爸突然来了句，香港这些演员演起黑社会都有模有样，因为他们自己多半就是。
2005·港大
05年后，我与香港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好几位同学都选择来香港读大学。
大一暑假有次我去港大找同学打乒乓球，回去时路过一个半开放的机房，里面有个眉清目秀的女生正在查资料。
我停下脚步，从打印机里抽了张白纸在她对面坐下假装上网查资料，然后问她借了支笔。
她是我约会过的第一个香港女孩。
她当时比我大十岁，在港大教英国文学。
她听说我家以前住在湾仔，就带我去了湾仔的“和昌大押”喝酒。
那家酒吧在三楼，能俯瞰湾仔众生，她告诉我以前这是家当铺，后来改造成了酒吧。
她告诉我，有次她的讨论课上大家聊到陆港关系，几个香港学生开始抱怨大陆生抢占了香港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大陆学生也争锋相对，说港大招收英国人美国人时你们怎么不吭声。
当时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她只好强行叫停了讨论，临时加了个小测验。
她叫了两杯白葡萄酒，然后问我酒量好不好，我说我能喝两瓶。
她笑着说：“痴线。”
我在港剧里经常听到这句骂人的话（意思是神经病），但这是头一回香港人对我讲这两个字。
喝完酒她抢着把单买了：
“你还在读书，我请啦。”
2010·铜锣湾
10年我大学毕业，去纽约前那最后一个暑假还是来了香港。
有天我去汇丰银行开户，帮我开户的小姐姐人很好，长得也漂亮，我默默记下了她胸牌上的名字：
“Shirley XX”
回家后我就在Facebook上找到了她。
她是我约会过的第二位香港女孩。
我和她约在了铜锣湾的“甘牌烧鹅”，这家店很有名，还是米其林，我却一直没来过。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进去以后发现还要拼桌。
她看我一脸不乐意，就宽慰我讲：
“我们在香港长大的早就习惯拼桌啦。”
我：“不认识的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你们不觉得聊天都没隐私吗？”
她：“习惯就好啦，有时候聊到家长里短隔壁还会给你出出主意。”
我们点了半只烧鹅一份叉烧，隔壁一男一女点了整整一只烧鹅，我偷偷和Shirley耳语：
“他们吃的掉吗？”
她笑了：“早知道我们就不点烧鹅，和他们吃同一只就好啦。”
这家的菜其实一般，无论烧鹅还是叉烧都远远比不上再兴。
吃饭时她告诉我，香港男生一大爱好就是埋汰香港女生，还给她们起了个代号“港女”，整天在论坛上攻击她们。
我：“攻击什么？”
她：“说我们拜金、爱找鬼佬（白人男子）。”
我：“那你们喜欢香港男生吗？”
她笑了：“正因为不喜欢，他们才会攻击我们吧。”
临走时Shirley凑到我耳边悄悄说：
“刚才我们担心他俩吃不掉，现在说不定还要加菜呢。”
我瞅了一眼，隔壁那一整只烧鹅居然真的吃完了。
那年环球金融中心已落成，我告诉Shirley以后一定要来上海玩，现在上海的天际线已经不比香港差了，周杰伦来上海开演唱会看到陆家嘴的景色都忍不住打电话给妈妈说，这里好美。
她连连点头。
2015·G.E.M.
Nico是我约会过的第三个香港女孩，我和她却是在上海认识的。
那天我和同事去SWFC的蓝蛙吃汉堡，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她，她看上去很温柔，眉毛也很特别。
她让我想起《鹿鼎记》里“曾柔”这个形象。
我吃完汉堡写了张纸条，当着她几个同事把纸条递给了她。
当天晚上我就约了她在国金中心的利苑吃饭。
能看得出她很紧张，冻柠茶上来后不停地用铁勺搅柠檬。
我告诉她我最钟意华星冰室的冻柠茶，茶味大过柠檬味。
当时“占中”进行到了白热化，陆港关系降到冰点。我开玩笑说，今天我俩见面不亚于狼人约见吸血鬼，然后拿起了柠檬茶杯与她碰了碰。
我问她，觉不觉得自己是“港女”，Nico居然点点头，说她并不否认。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没完全搞懂“港女”到底是不是贬义词。
吃完饭我带她去了外滩茂悦的顶层酒吧，那里能同时俯瞰陆家嘴与外滩。
当时上海中心已完工，我指着“陆家嘴三件套”自豪的问，现在这里比维港夜景更美了吧。
她笑着点了点头。
Nico当时在上海出长差，正纠结要不要干脆来上海发展。
我问：“你知道邓紫棋吗？”
她愣了一秒：“GEM?”
我也愣了一下，Nico告诉我香港人都叫她GEM。
她接着说：“GEM以前在香港就挺红的，但这两年香港人都蛮反感她。”
我：“为什么？”
她：“感觉她现在完全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内地歌手，粤语都不怎么讲了。”
后来长差结束，Nico还是回了香港。
她家住在尖沙咀，有次我去香港看她，和她一起逛海港城，走累以后在一家鞋店坐着歇息，服务员听我讲国语，就上来很粗鲁的驱赶我：
“这里不能坐，要坐可以去旁边。”
我没多说什么，就和Nico出去了，临到门口隐隐听见服务员嘟囔了一句：
“痴线。”
如果20年前香港人对我吐出这两个字，我会觉得很生气很委屈，觉得她看不起我，多半还要回骂过去，但当时我只是回头看了她一眼，我看到那个女服务员眼神中满满的敌意，这种敌意近两年我经常在香港人眼中看到，这敌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他们看大陆人时的那种自信。
我只是与Nico相视一笑，然后出了门。
那一刻我终于觉得，自己面对香港人时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自信。
2018·终极模式
这两年，香港二字似乎成了永恒的热点，由于近十多年发展的停滞，很多文章开始讨论香港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模式”（阶级固化，所有行业都为金融与房地产让路）。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香港的腾飞靠的是连接了从前封闭的中国大陆与整个西方世界，现在衰落则是因为大陆全面开放，已经不需要香港这座独木桥了。
这种分析有失偏颇，大陆的开放与起飞，为香港带来的机遇其实远远大于桎梏（比如内地公司赴港上市潮，现在腾讯一家公司的市值居然占到了港交所12%），与香港不到1小时船程的澳门正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大发展的。
上天这些年也毫不吝惜的赐给香港一个又一个黄金机遇（例如毒奶粉事件），但港府面对“抢购奶粉潮”这种黄金商机时，居然搞出了“限购令”这种令人笑掉大牙的举措。
这座城市从上层到百姓，似乎就像一个故步自封的老人，已经完全丢掉了李嘉诚、成龙等老一辈香港人在夹缝中锐意进取的决心，面对困境也完全没有二次创业的激情，就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最后还像一个老小孩那样折腾出“占中”这种撒泼闹剧。
我对香港的感情，其实就像王蒙老师对新疆那样，前几年王蒙谈到那里时也讲：
“我对那片土地充满感情，但现在每次看见那里的新闻，怎么都是令人揪心的事儿呢？”
这也讲出了我对香港的心声。
我由衷希望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经济发展的挑战，香港人能够像黄家驹在《不再犹豫》里唱的那样：
谁人没试过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
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这几年有些香港人对中国大陆越来越不友好，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些败类就能代表香港的意识形态，更不要以为香港人一直就是这样。
1967年，当大陆处于最火热的年代，香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也高举毛泽东思想来对抗英国殖民者在香港的倒行逆施，很多知识分子手持《毛主席语录》来到港督府门口进行示威游行。
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香港知识分子，几乎清一色的熟读毛泽东思想，也都是最坚定的爱国者。（是不是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这么讲有没有根据？有。
2016年，台湾前“文化部长”，著名汉奸学者龙应台在港大举办了一场演讲，目的就是宣扬反中，挑拨陆港关系。
演讲前半程，她通过音乐极力鼓吹反对统一的思潮，宣扬她所谓的普世价值，演讲最后她向台下提问：你们的启蒙歌曲是哪一首？
这时台下一位中年香港人接过话筒用浓重的港普说：“我想起进大学时候许多师兄带我们唱的《我的祖国》。”
龙应台问：“哦，怎么唱？”
那个香港人深情的唱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
随后讲堂内所有香港人都不约而同的加入了大合唱：“风吹稻香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逼得龙应台不得不赶紧尴尬的叫停。
这史无前例的打脸，堪称香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香港人到底还纠结什么“身份认同”呢？礼堂中所有人合唱《我的祖国》的那一刻，便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终极模式。
最后，就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那场大合唱吧。
（高能片段从16:0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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