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味 / 武汉全民新冠病毒检测的问题何在？

武汉全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问题何在？

吴味

昨天从网络新闻得知武汉要实行全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我大吃一惊！因为1500万人的城市普查一种病前所未有，也决不应该有。难道流行病学理论有问题？真的要被武汉的新冠肺炎防控决策彻底颠覆么？

我们先看武汉全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可能结果：

我咨询了一些检验专家，得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灵敏度（指真病人能够被检测出阳性的比例）为90-98%（取95%）。特异度（指非病人能够被检测为阴性的比例）为95-99.9%（取99%）。（灵敏度和特异度是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他们不仅仅是取决于试剂，还受采样、保存、送检、实验等环节质量的影响）；那么武汉全民检测的假阴性率为5%；假阳性率1%。我也咨询了一些地方，从武汉到当地的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包括隐性感染或无症状感染率）为1-3/万，由于出来的人相对感染机会可能要小一些，那么武汉全民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可以高一点估计为3/万。这些阳性者包括多数隐性感染者和少量病人（绝大多数为轻症）。那么1500万武汉人就可能有4500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上述参数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些出入，但不影响本文得出的结论。）

那么武汉市1500万人全民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其可能结果是：

新冠病毒真阳性数（病人和隐性感染者）为4500×95%=4275例。

新冠病毒假阴性数（漏诊数）为4500-4275=225例。

新冠病毒假阳性数为（15000000-4500-50339）×1%≈149452例（50339为截止到现在的武汉发病数）。即使特异度为99.9%，假阳性率0.1%，新冠病毒假阳性者数也有14945例。

这样的武汉全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结果，就会面临如下问题：

1、针对如此多的假阳性的人，武汉市该如何应对呢？会不会引起恐慌？是否立即隔离，然后再复检排查？如果不立即隔离，社会放心吗？如果立即隔离，那有足够地方隔离吗？是每人单独房间隔离，还是几个在一间房隔离（有交叉感染风险）？复检需要几次？复检1次如果阴性可信度够吗？而且这种复检排查将会花费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2、全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花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但仍然有许多假阴性者（225例），这些人在全民检测的背景下容易被忽视，从而导致传播，不利于新冠肺炎防控。

实际上，从流行病学理论上讲，普查只适用于小范围的特殊人群（有疾病特定风险的人群。如收治新冠肺炎的医院的医护人员等）。在小范围的特殊人群进行普查，假阴性数和假阳性数都不高，容易得到合适的针对性解决，其卫生经济学成本效益也很好。大范围、更不用说武汉全民这种超大范围的普通人群是不适合普查的。这在流行病学专业理论中已经是常识了。

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武汉人群中毕竟有一定数量（估计为4500例）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不进行全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那如何发现他们呢？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我认为发现他们的更好的综合方法为：

1、从武汉新冠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中发现：任何传染病的发生都有传染源，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近距离的飞沫和接触传播，所以，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是高危人群，最易发现隐性感染者。

2、从武汉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病人的检测中发现：新冠肺炎的较早出现的多见症状是发热，所以发热门诊病人检测核酸很重要。

3、从高风险人群的普查发现：可以对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接触疫点和病人的疾控人员以及海关、机场、车站接触旅客的工作人员等等高风险人群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普查。

4、号召武汉疫情期间有风险行为的市民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些风险行为包括接触病人、到病人家活动、到海外旅行、接触海外来的人、到医院活动、外出湖北其它地区活动等等。

5、隐性感染者转为病人就诊时而被发现，以及传染给其他人发病后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而被发现。

通过这些符合流行病学规律、且经济与社会成本低很多的方法，同样可以有效发现隐藏在武汉人群中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发现所有感染者。不过即使一时没有发现，但一旦它发病或开始传播，也会被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冠肺炎监测系统发现，不至于导致很大的疫情扩散。

因此，我不知道，武汉全民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普查的决策是如何做出来的？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起了什么作用（我一直认为疾病防控的决策应该由疾控中心做出）？难道它们不懂吗？面对这项明显有问题的决策，中国疾控中心应该如何作为？

2020年5月15日于深圳

【吴味简历】

吴味——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士、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硕士，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第五期短训学员，流行病学主任医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硕导，CFETP基地指导老师，广东省卫生统计学会委员，深圳市预防医学会理事，深圳市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长期从事疾病预防与控制业务工作与科学研究（尤其熟悉基层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以及科学、文化、艺术的学术批评，出版了五部学术批评专著（包括涉及公共卫生的《中医的迷魂阵——中医玄学批判》）。曾在中国疾控中心、武汉大学医学部（原湖北医科大学）、鄂州市疾控中心工作，现就职于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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