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 浓重的心理投影 · 论於梨华及其留学生题材小说

【留美学子】第1835期

国际视角的精选文摘

净土与纯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浓重的心理投影

——论於梨华及其留学生题材小说

刘俊

本文得【白先勇衡文观史】公众号授权转载

在中国，以留学生题材进行文学创作显然不是现代的产物，清朝末年大量关于留日学生生活诗文的出现，实际标志着这一特殊文学领域早就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今天，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的走向世界，大批学子留学海外，他们的特殊经历和感受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拿起笔来，对他们在海外留学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进行追忆、描摹、反思。查建英和王捷毅该是他们中的佼佼者。由于他们的努力，“留学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卓然崛起。

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台湾比大陆迈步要早。由是，留学生题材也就更早为台湾作家所关注。比如，现在已经旅美的台湾女作家於梨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一领域铸造着自己的文学天地。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於梨华在台湾及海外被誉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那么，我对“留学生文学”的认识也就该从她开始。

於梨华

创作选择的心理机制

於梨华真正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61—1962年之间，这并不完全是个偶然。她生在上海，童年和少年在战乱的大陆度过，十六岁到台湾时已是个亭亭的少女，两年后进入台大外文系学习。和那时许多的青年人一样，她也自豪地热衷于学习时髦的外文，发自内心地羡慕着别人的出国，在自己的向往和父亲的策动下营造着自己的美国梦，企盼着有一天能飞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黄金国。醉人的梦，甜蜜而又美好。

但这种令人振奋的心理状态并没有能持续多久，升大二时俞大綵迫她转系一事，不啻是对一个少女脆弱而又重于生命的自尊的沉重一击。从於梨华几十年后还对这件事记忆犹新、耿耿于怀看来，我敢肯定，这在她青年时代的心理潜层投下了一片重浊的阴影，并影响了她以后乃至一生的生活。

带有侮辱性的强刺激使於梨华天生敏感、热情、爽朗、要强个性中的要强因子猛烈加倍激活，并释放出巨大的心理动力:“无论如何我也要做出些成绩来给俞大綵看！证明她这个决定是错误的”[1]。但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要想做出成绩来使傅斯年夫人反悔自己的专断和错误判断无疑是件不容易的事，哪怕是在常人眼里看来已颇为可观的成就，也未必能入得了俞大綵的眼。在台湾什么样的成就能超出傅斯年之上？美国，只有在美国，凭着自己的雄心和年轻，做出什么来使俞大綵后悔的愿望才有实现的可能。

假使我的推断不错的话，那么这种心理动机的代入无疑使於梨华对美国的憧憬和向往增添了更多的份量。把《雪地上的星星》中梅ト“是抱着如何烧炙着她身心的热望跨上飞机的”心态比做她自己的写照也许并不过分。她原本就是把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融进了对美国的期待之中，在那里不仅寄托着她的梦想，更寄托着她的自我形象再造的希望。

但现实毕竟同人的希冀和想象不是一回事，到了美国之后，於梨华发现她所面对的根本不是台湾人心目中的美国，也根本不是自己向往和憧憬的美国，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我首先注意到了寂寞一词在於梨华作品中的高重复率。“无穷无尽，比雾还迷蒙，比海还浩翰，比冰还要寒心的寂寞”，“对寂寞就更难以忍受了”，“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不然我十分寂寞”，“一屋的寂寞”（《情尽》），“寂寞会骤然来到挂满了往时欢笑的空屋……当风来时，我将重新负起行囊，再向寂寞的人生探索”（《亲情·旧情·友情》）。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人如果在他的言语或行动中不断出现某个词语或动作，那么在这个词语或动作的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感情记忆。於梨华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寂寞”的词语、“寂寞”的心境和“寂寞”的情绪，不能说不与她自己对“寂寞”的深切体会有关。

深刻的寂寞使於梨华的美国梦顿然失去了原先的那份绚丽和灿烂。可以说在台湾时，她对这种“寂寞”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她也许料想到饮食的不同，语言的不便，甚至也可能料想到经济的拮据，学习的繁忙，可就是没有想到这无影无形的“寂寞”。远离家土本来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希望得到精神和情感的寄托和安慰，然而这种精神、情感渴望的容器却是渗透到骨髓和灵魂的无尽的寂寞，这就难怪於梨华对“寂寞”如此“青睐”——在我看来，寂寞不仅使於梨华的美国梦黯然失色，而且对寂寞的刻骨铭心的情绪体验，也深深地植根于她的心理深层，一旦她的情感记忆回溯到她美国生涯的起始时，首先映现在她脑海里，并引起她情绪颤栗的，就是“寂寞”。

寂寞中，青年人寻找情感寄托的最通常方式是恋爱。在《雪地上的星星》、《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变》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女孩子的切望“找个归宿、找个家、找个人”恐怕也正是她曾有过的心声。寂寞简化了爱情，而加速了婚姻。《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黄佳利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为什么不能？我以前就受不了一个人住着，上课、做事，回来烧饭、自修，第二天又是一样，第三天，一天天那样单调而沉重的过下去，而四周住的美国女孩子，不但有男朋友，而且有女朋友整天聚在一起，仅仅是他们的笑声就对我是个威胁，于是我把空的时间尽量写信，家信，朋友的信，在信上说许多美丽的谎言，美国怎么好，生活怎么忙，怎么充实，从来不提我心里有多么空，这样的信写了之后，对寂寞就更难以忍受了。我并不是说我对伯渊毫无感情而和他结婚的，感情当然有，同时他是个很好的丈夫，但是这种感情里的爱情成分究竟占了多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说我是为了寂寞而结婚！她耸耸肩，又微喟一声:‘也未尝不可！’”。

很难说黄佳利就是於梨华，但我敢说，这段话相当程度上是於梨华的自指。从她的自述中，我知道了於梨华1952年与孙至锐结婚，可在1962年他们的婚姻已出现了危机。这使我对自己的假定有了信心:於梨华同孙至锐的结合，至少在於梨华这一面，由寂寞而渴求情感的成分占有不小的比重。

婚后的生活也许消除了一个人的空落，可随着这种空落消失的，是曾经有过的宏大理想。丈夫的紧张与忙碌，几个孩子的相继问世，相夫教子的单调，使於梨华发现她并没有真正从寂寞中解脱出来，她只不过从一种寂寞中短暂的摆脱之后，又陷入了另一种寂寞。如果说前一种寂寞还有通过爱情加以解救的希望，那么这后一种寂寞似乎根本就没有解脱的可能。何况还有带孩子的无措、家务的繁重和同婆婆难以相处的烦恼。

於梨华一定感到了焦灼。在沉重的现实面前，她的梦被渐渐地逼入死角，她想在美国干出一番成就，可终于还是没能跳出无情的现实大网，落入了平庸的生活。我想这时她一定想到了俞大綵，难道一个归宿、一个家就是自己的美国梦？难道就是用“两个不懂事的象蔬菜一样的小孩”[2]这样的成绩去证明当初傅斯年夫人决定的错误？

於梨华当然不甘心就此向现实低头并平庸下去，涌动在她血液中的要强因子再一次释放出巨大的心理活力。虽然她不止一次地表示一个作家最大的快乐来自写作本身，但我觉得，她在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离这种境界其实还差得远。“需要有一个outlet，一个发泄的出路”[3]或许更为切实和直接。而在倾吐一下自己的心声，排遣一下自己的寂寞的背后，实际隐含着她要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干点什么给人看看的决心。

在作品中追索灵魂

发表于1962年的长篇《梦回青河》作为於梨华的成名作，并不是留学生题材的作品。现在想来，这似乎也有几分必然。当一个人面对着他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面临的境况时，最容易唤起的，往往是对沉睡在心灵深处的往昔的情感记忆。因为他要在对过去的追忆中松弛自己的神经，弥补眼前的不足，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而对於梨华来说除此之外，还可以借此对人生进行反省，对写作进行磨炼。

不过，幼时值得记忆的储存毕竟有限。於梨华对往昔的回忆，原本就是一种在寂寞和烦躁中对以往宁静的追寻，一旦她从《梦回青河》的发表中得到了写作的自信，她立刻着手从她丰富的矿藏中提取真金——从台湾到美国以及在美国的生活和对美国的认识这一历程对她来说，无疑是她感情最深，最值得咀嚼以及最有话说的。“我脑子里已有了别的东西要写”[4]。她胸有成竹，打定主意要在这一领域纵疆驰骋。

於梨华《梦回青河》

最先有了《归》。我总觉得，虽然於梨华对留学生题材的选择没有丁点的犹豫，可事实上这一过程对她来说并不轻松。对这一题材熟悉当然是她的优势，可一旦进入创作的时候，最先面临的就是作者本人对留学生问题持什么态度，换句话说，也就是作者准备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入。在《归》中，女主角柏琴，因为在婚姻恋爱上受到压制，被迫到美国去，十年之后，她回到台湾，找到还没有结婚的爱人，才发现他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而实质上她自己变得更多，于是茫然地又回到美国去。类似这种灰暗凄凉、美国已不再灿烂辉煌的故事，在於梨华留学生题材创作伊始不断重复出现，我想是她在对自己进行艰难的否定和反省的结果。她没有按照理想中的美国形象和台湾人想象中的留学生生活进行创作，以满足一种浅薄的虚荣和给亲朋好友增添炫耀的资本，而是“说出了留学在精神上，生活上艰苦的现象，也报道出了那么多无助、绝望的事实”[5]。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肯定是艰难的，这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有足够的毅力战胜自己。美国社会的现实既已打破了於梨华的梦想，她就果敢地正视这一现象，并要从根本上进行深切的反思。

於梨华留学生题材的创作是在美居十年回到台湾后开始的，这使她有机会和可能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十年的生活足迹和思想历程。她最先想到了出国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根本上就是个错误，于是有了柏琴的茫然（《归》）、之纯的抉择（《之纯的抉择》），沿着这一思路，她还想到了在美国挣扎的谈何容易，于是有了燕心的心酸和难以自遣（《小琳达》），有了钟乐平的废寝忘食和心力交瘁（《考验》），她也想到了人在美国社会竟会变得出人意料地自私和冷酷，于是有了姐姐对妹妹的鄙视（《移情》），哥哥跟弟弟的交战（《傅家的儿女们》），以及还有事业上的无望（《傅家的儿女们》、《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自我价值的丧失（《考验》《变》），和爱情婚姻上的失败（几乎所有作品）。

对已逝去的一切予以否定的选择一旦确立，於梨华就要在这条路上不断走下去。随着她思考的不断深入，她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浮面上直面地抒发自己的所观所感，而要在更为宏阔和更为高耸的角度对与她同时代留学生的命运进行富有实质性的揭示并予以哲学层面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在这部被她称为“比较有代表性”[6]的作品里，依然涵盖着在此之前所有留学生题材作品所涉及到的一切问题。不同在于，这部作品已不仅仅是对个人和生活的感伤，而包含有对群类和文化的内省。

於梨华虽然是个个性强烈、争强好胜的女性，但在她心理深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才是最根本的基因。她习惯于平和安宁的生活，对美国的剧烈竞争和高节奏格格不入；她喜欢和睦相处的阖家团圆，却对整日为事业奔波的丈夫难以理解；她对如此繁忙劳累的打工学习生活难以适应，却津津乐道于有一座院子、一个母亲和一个佣人的舒适宁静。随着在美国的久居和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加深，她更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金钱至上、没有人情味、冷漠得甚至残酷的人际关系感到深深的不适应。这使她“对于美国的生活惧怕”[7]，觉得“他们什么都追逐，就是不追逐东方人的悠闲”[8]。如果说刚到美国时她的苦恼还在于自身情感和生活的空落，那么这时她的苦闷则是由于对美国这个社会认识的深刻，以及自己的文化心理在这里的难以立足。

放弃价值标准中的传统习惯无疑是件痛苦的事。在美国社会生存，当然要以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衡量和规范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这个适应过程远比战胜自己的寂寞艰难。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人个体自身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挑战，并咄咄逼人地迫使另一种文化屈服就范的严酷事实。

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牟天磊在美国的情感寂寞升华为一种为了生存，必须在中西两种文化中作出抉择的两难，寂寞仅仅是他在这种选择面前回避和退缩的表现。牟天磊的痛苦当然深刻而又尖锐:越是对美国社会认识得透彻，他就越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和、与世无争、富有人情味、生活节奏舒缓中寻找慰藉。在潜意识的深处，他对美国文化有着天然的抵拒，而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不可理喻的倾心向往。

於梨华说她:“自己觉得和笔下的主角间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9]这使我有充分的理由把牟天磊作为於梨华的替身，事实上作家虚构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体验。牟天磊对东方文化的倾斜，一方面说明了包括於梨华在内的留学生们在情感上同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天然血肉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在西方文化面前对母体文化的一种本能的保护。西方文化越是咄咄逼人，他们就越是要在心理上筑起一层老茧来与之对抗。

但这种对传统文化一厢情愿的含情脉脉不久就发生了动摇，因为他们在自己文化本身内部发现了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公正冷静客观地正视自己或许是美国文化给他们的馈赠）。1962年於梨华回台湾时，看到美国文化肆无忌惮地侵入无疑使她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原本以为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有着渊源流长的历史和雄阔的根基，却不料在这种文化的土壤上（台湾）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滋生着异族的文化:“他（牟天磊）环顾金龙斗彩的厅堂，闪亮平滑的廊道，堂皇的、但不免带点俗气的装置以及穿了笔挺白色制服的侍者，和他们开口闭口的洋礼节……到了喜临门，乐台上正在敲击着急喘的扭扭舞，台下的舞池里，挤满了象犯了肚痛病而全身扭扯的男女，除了所有的面孔都是黄皮肤之外，他几乎以为自己踏进了芝加哥勒虚街的舞厅”[10]，这使牟天磊（也使於梨华）伤透了心——一个这么容易被侵蚀的民族文化，它的萎顿和脆弱可想而知。这时於梨华的心情就象一个孩子在外面受到别人的欺负，去向自己的母亲求救，却不料母亲不但不帮助自己、反而帮着别人叱斥甚至更为激烈地打骂自己一样叫人刻骨铭心的伤心和绝望。

於梨华所深刻感受到的这种状况使她对传统文化自身的素质产生了由衷的怀疑。1961年——1962年台湾轰动一时的“中西文化论战”无疑深深地触动了於梨华的情感深处。如果说在《也是秋天》中於梨华在爱情故事的背后包含的对陆志聪及陆太太的蛮横、愚昧、专断及对子女爱情婚姻粗暴干涉的愤懑还只是一种不自觉，那么到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时，情形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对两种文化都有接触的“中间物”和“清醒者”，她已明确地要从文化的角度对留学生的精神世界进行透视。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既然於梨华已经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她就不准备轻易放过，这就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抱有了过多的希望，寄托了太多的理想，结果却发现这个人原来并不象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因而对他的缺点就更不能原谅一样。《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及以后的《傅家的儿女们》、《寻》，与其说是描写留学生生活，不如说是把中国文化乳汁哺育出的“果实”放在西方社会的显微镜下进行剖析更加恰切。牟天磊巴巴地回到台湾，潜意识中其实是想不再回美国，但至爱亲朋都对他不再回去难以理解。牟天磊（也是於梨华）在情感上对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心理的变态崇洋达到了“理所当然”的地步实在难以接受和认同，感到“人群虽是同胞，事实上却是十分陌生”[11]，“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12]。

照我的理解，牟天磊们的“回来了”不仅仅是一种重返故土的喜悦倾诉，更多的倒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回归与释然。然而当他们一旦体察到母体文化竟有着如此多的“劣根性”（诸如爱面子、不清洁、愚昧守旧、父母对子女的专断、乃至于自卑崇洋、缺乏自信）时，他们感到了深深的难堪、反感和悲哀。作为中国人中特殊的一群，他们亲身经历了两种文化。当西方文化逼迫他们就范时，他们凭借着母体文化的精神支撑，在心理和情感上同西方文化进行着苦斗。可现在他们痛苦地发现，他们尽力珍视、维护并用以抵拒西方文化的母体文化，原来并非象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

他们一定感到了茫然。於梨华把他们归纳为“无根的一代”。虽然《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有牟天磊透过望远镜看大陆的描写，但那似乎难以成为“无根的一代”的注脚。在我看来，於梨华的“无根”，主要的并不是指“大陆不能回去，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国家”[13]，而是更为深入地指出了这一代海外学子在情感和文化两方面的无依和困惑。导致他们痛苦并时刻在提醒着这种痛苦的，是他们在向何种文化依归的问题上难以抉择。他们接触了两种文化，结果却发现自己对两种文化都不能完全归属；他们具有了两种文化的素质，却又难以彻底比附任何一种文化。在於梨华笔下所出现的这一代留学生们的飘泊感和被放逐感，不仅是指国度，更是指精神；不仅是指种族，更是指文化。

我感觉到，从某种意义上讲，牟天磊的“去”与“留”实际是他在两种文化中进行选择的象征表象。邱尚清的死固然使他感到了对自己民族的责任感而不仅仅停留在一种隔膜和不满，但他能否说服意珊却依然是个不小的问号（这个问题於梨华也难以回答）。傅如杰和傅如豪的大打出手，正从反面说明了两种文化中的杂质一旦交配，将会产生出更为可怕的恶果。这种描写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情感上的飘忽和选择上的两难，正是於梨华思想上的矛盾和困顿。

懊悔意识的背后

我丝毫也不曾怀疑过於梨华笔下人物和世界的真实性。我想那寂寞的痛楚，事业的艰辛，婚姻的悲哀，心理的疲惫，以及那“无根”的凄凉，都应该绝对是真的。然而，读於梨华的留学生题材作品，我又总是感到一种推挡不开的灰暗和令人窒息的压抑。我在想，留学生生活当然要经受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折磨（可以用这个词），但它肯定也有吸引人的地方，要不然怎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奔向国外？尽管象於梨华当年那样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的人大有人在，但你总不能说那么多的人都是盲目？何况，在美国留学的人也并不总是失败，事业上成功，心理上适应，文化上认同的肯定也不乏其人。在於梨华众多的留学生题材作品中，怎么就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即使在个别作品中出现过类似的人物，为什么又总是作为讽刺和嘲弄的对象？

我禁不住地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因为我知道，在於梨华这种思维定势和视角定势的背后，肯定有着某种心理基因的作用。

我发现，从於梨华开始进行留学生题材创作的时候，她实际就一直被一种失败感和懊悔意识包围着。

虽然於梨华自称“不算一个失败者”[14]，但在我看来这其实倒是一种掩饰。那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流淌在她笔端的对当初选择留学的否定本身根本上就是一种失败感的表现。当初黄佳利的梦想何尝不是她的梦想:“我那时的志愿，是要挤进美国的文坛”[15]，而事实上她却“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上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16]。十几年后当她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留学生及台湾产生影响时，她得到的却是梦的破碎、爱情的失落和时光的流逝。别人对她的倾慕也许会暂时填补和安慰一下她的心境，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并没有成功——至少与她的希望相去甚远。

失败感必然导致强烈的懊悔意识。一般来讲，失败的现实总会使人对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事件产生种种的遐想，觉得假如当时是另外一种情形，也许就不会落入今天的境地。傅如曼在回台湾的旅途上，就不止一次地懊悔:

她（如曼）低低地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摸那只劳伦斯送给她的戒指。元旦那天如果她没生病，她和志宏整天在一起，说不定她就答应嫁给她。那么，她现在也不会坐在这个留学生回国包机，抱着一腔失意、失望，及失去往日的梦想回台湾，而是坐在郭志宏和她“家”里，做一个贤良的太太吧。

假如那时不听他的话，读她喜欢的文学，也就不会遇到劳伦斯，也就不会…唉！

——《傅家的儿女们》

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

这种浓稠的懊悔意识其实也正是於梨华自己的。很难说另外一种结果就一定会比现在好，但因为那个结果没有实现，因此永远有着迷人的希望。照我的猜想，要强好胜如於梨华，当她在内心承认自己的失败时，心境一定颇为哀伤，因此她的懊恼，也就格外来得沉重。失败感和懊恼意识既已沉积在於梨华的内心深处，那就必然要给她的作品涂上一层灰暗的色调，带上一种凄楚的伤感；也就必然要使她对失意者给予深深的关注和同情，而对得意者给予无情的漫画式的嘲讽。

不过，相对于十几二十年前的女大学生，这时的於梨华显然要成熟得多。尽管她对当年父亲具有权威性的意识和决定不无牢骚，对俞大綵的刺激导致自己的心理失控不无抱怨，对自己当时的天真幼稚和对美国的盲目充满懊恼，但她毕竟没有陷于这种浮面的后悔，而是对自己没能把握好自己的命运感到了真切的懊悔。于是她对傅如杰没能同他的父亲抗争一下，和查文美平静而又幸福地度过一生感到痛惜，又通过牟天磊对张平天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表示了衷心的神往。或许在於梨华看来，人如果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把握，那么再大的失败，也不值得懊悔。而象她，以及她的同代人，许多由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时的心理偏差，丢弃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一旦失去，多么巨大的努力都难以弥补，并将为之付出毕生的代价，这才是真正该懊悔的。

我曾暗暗吃惊於梨华对年轻人的特殊感情，在自述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喜欢同年轻人接近”[17]，“年轻人永远给我一种活力，我心目中的读者也是年轻人……我喜欢年轻人的精神面貌”[18]。这种感情绝少年长者对年轻人特有的宽容、慈爱，而更多的是一种衷心的羡慕和欣赏。一般地，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某些方面没有成功，他就必然要在另一方面或另一对象身上寻找补偿。从年轻人的身上，於梨华也许又想到了许多年前的自己，她没法不欣赏他们的年轻，没法不羡慕他们能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自己既然已经失去了这些，她就下定决心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提醒他们珍视自己的年轻，提醒他们不要放过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面对着他们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思想和年青的心，她不愿意他们也象她那样去寂寞、去失望、去痛苦、去懊悔，她要阻止她们重蹈自己的覆辙。失败感和懊悔意识也许在於梨华决定思维定势和视角定势时起过作用，可她沿着这条灰暗的色调和感伤的氛围道路走下去，却是因了一种责任感的驱使:“留学生的生活也不见得都是那么灰暗、消极，只是我对这方面的感觉特别尖锐。我这样写是希望给国内的年轻人一个警惕，不要对出国抱着太高的梦想和期望，这种失望会更大”[19]。这种由个人的失败感和懊悔意识转变为“指出社会上的某一种现象”[20]，无疑是一种思想上的阔大和升华。

於梨华自己可能也感觉到作品中的调子过于低沉，情绪过于伤感，因此她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让牟天磊不再被动地接受一切，而也主动地去从莫大手中夺取意珊，在《傅家的儿女们》中，又设置了一个新型人物李泰拓。从这些当然还不能看出於梨华准备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和视角定势，但从《寻》中，我已注意到於梨华留学生题材作品的视域已有所拓展。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才气和成熟肯定会将於梨华的创作导入一个更为辉煌的天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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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引自《台湾作家创作谈》第13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3]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4]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5] 夏祖丽:《热情敏感的於梨华》，引自《台港文学选刊》增刊。

[6]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7]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8] 於梨华:《我的留美经历》，《人民日报》1980年4月20日。

[9] 夏祖丽:《热情敏感的於梨华》。

[10]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 夏志清:《<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序》。

[14]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15]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16] 於梨华:《<归>自序》。

[17]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18]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19] 夏祖丽:《热情敏感的於梨华》。

[20]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在前面》。

本文原刊《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1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刘俊，1986年获苏州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著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情与美——白先勇传》《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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